廊下派的城邦观

时代的要求催生新的问题，同时也带动人们不断重新审视历史。目前的世界格局与古罗马早期颇有相似之处，因而那个时代一向被人鄙夷的“大杂烩”学说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廊下派的国家理论（尤其“世界城邦”）和自然法学说在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复兴，自然算得上顺天应人。不过，正如我们需要对当前各种普世理论保持足够的清醒，也就必须对其所仰赖的理论基础多一分小心——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笔尚未得到认真清理的宝贵遗产保持深深的敬意。

廊下派的城邦观无疑来自于柏拉图，却与后者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表面的形似恰恰表明了深刻的差异。他们的不同或许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戏仿狂热的启蒙思想，其实就是在批判那种违背人性的诸多不够审慎的政治疯狂，而廊下派的“理想国”则把柏拉图嘲弄过的共产共妻之类的设计当了真——廊下派看起来推进了柏拉图的思想，但实际上是把柏拉图故意归谬的论证化了，并当作了自己理论大厦的基石。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天上的范式，无法在现实的大地上找到实现的可能性，而廊下派笔下的“理想国”则是现实的，而现实的政体因为不合于自然，反倒不现实。廊下派的学说不在于描述现实可能的城邦，而重在为城邦政治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根基——自然（physis），这种形而上学（meta-physical）的基石与现实性或可实现性无关，所以，其政治（哲）学的任何建构都谈不上“乌托邦”与否。换用后世的术语的来说，廊下派关心的不是实然（is），而毋宁是应然（ought），只不过在古典思想家看来，这两者本没有区别：应然的才应该是实然的，应然乃是实然的目标，或者干脆说，应然就是实然（后世的分裂的确在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弊端）。

“宇宙城邦”和“世界公民”等观念与近代倡导普遍主义和时下流行的“普世主义”或“普世价值”亦毫无关联，尽管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家们很容易顾名思义便拿廊下派颇为特定的概念来支撑自己与古代截然相反的学问体系。“宇宙城邦”只是圣贤的城邦，或者借用柏拉图的说法，只是哲人王的国度。而“世界公民”也并不是国际主义战士，其特点不在于博爱和宽容，而在于拥有完美的理性，并在依据自然的生活中达到极高的境界，而如果人人都尊奉天道，那么，这样的境界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不值得大书特书，本来就该（是）如此，“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17章），仅此而已。

在这个满街都是圣人的国度，实在的法律、政治和一切规定都显得十分多余，当然也就不会有社会阶层和具体的“理想”，因为任何人为设计的目标，不仅十分有限，还有违自然。归根结底，廊下派看似迂腐的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无非是要在一个较大的世界格局中解决“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问题。总之，神、自然、自然法、理性、德性、政治、命运、自由等概念的内涵与“后笛卡尔”时代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某些语词的古今指向甚至背道而驰。不过，尽管廊下派的“理性”可能是从苏格拉底“第二次起航”的倒退（参柏拉图《斐多》97c以下，尤其99d-e，《王制》516b，532a-c），但被普遍认为没有原创性的廊下派这种古典思想的变体在深重的现代性危机面前，也有其不可估量的药用价值。即便目前我们对廊下派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近世观念的“污染”，但重新审视现代思想的根基并认真对待人类生存所需的根本要素，或许能够补偏救弊，真正做到“返本开新”，让坎坷的道路变得更为平坦。

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所在。至于古学大家斯科菲尔德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深受廊下派影响的纳斯鲍姆以及各路评论家的溢美，已在本书“前言”和“封底”等处可见一斑，而对该书的批评，则可参看PaulA. Vander Waerdt的文章《芝诺的〈政制〉与自然法的起源》（Zeno’s Republic and Origins of Natural Law），收于同一作者编的《苏格拉底运动》（The Socratic Move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尤其页276以下的注释18，37，38等）。比较观之，或能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