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猎手：古希腊世界的思想形式和社会形式

前言：确立关系
我们先来说说这本书不是什么。有一种习俗，想让学者们到了退休的时候，将自己的scripta minora，自己的kleine Schriften搜罗起来，编成一卷或几卷书。通常，都是由他们的学生在他们身故后完成这项搜集工作的，这么做首先既能予人予己方便，又能忠实于老师。一般而言，原来的页码都会被印在新版本的页边。拉丁语或德语的谚语说得好：“篇幅短小的著作”和“鸿篇巨制”截然相反，后者能立刻变成书这种高贵的形式。
出于我自身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无疑又毫无“道理”可言，对我来说，在希腊的领域里，文章这种表达模式相比书而言，要远远适合于我。我曾经想去弥补这个弱项——如果这也算是个弱项的话——近几年来，我用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写了无数篇论文；事实上，我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即有朝一日，这本书终究会写出来。但这卷著作，尽管它确确实实包含了我想以更为个人化的方式就希腊世界所说的那些话，但它仍旧不是汇编，甚至都不能算是一本我文章的汇编本。
首先是因为所有的文章都不是搜罗起来的。希腊世界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制度史、犹太人世界的历史及其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同古希腊文化的接触、历史之史，以及宽泛而言，希腊世界在西方思想中的呈现史，都没有出现在该卷书中。同样，它也不是研究悲剧的文集，我是和让-皮埃尔·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紧密合作从事该项研究的，这方面的著作都会写上我们两人的名字。
它也不是将已经出版的论文简单地叠加起来。所有这些随笔——除了一个例外——都经过了改写。那改写时有何限制，按照的是何种原则呢？像必须统一资料的呈现方式，修正细节上的错讹，在书中增加大量注释，以增强全书的条理性，这些都毋庸赘言。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两种既对称又对立的资料。写作那些如今构成本书的章节前后耗时23年，始于1957年（那年编订了“诸神的时间与人类的时间”一文），终于1980年。许多内容都是在这个期间写成的，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也有许多内容被打入了冷宫，而我也从中获益匪浅。显然，我不可能把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内容言之凿凿地刊在这本书里。我也不可能去把它重写一遍，仿佛时间丝毫没有流转。如此一来，也许就只能妥协折中了。我忽而频繁介入，忽而又保持克制低调。尤其是，写作随笔的那个时代还可以让我无拘无束地去处理所涉及的那些问题，照此来看，我的自由度或多或少来说还是挺大的。当一篇随笔想方设法要去解决一个“不解之谜”时，我当然会尽可能地将此后发表的文献全都纳入视野，看它们是采纳、进一步发挥我的那些假设，还是对之提出疑议。我经常会把那些有时候专门和我讨论的论文拿来己用。还有另一种恰好相反的情况，我会维持并展开自己的结论。和通行的规则相反，我并没有用特殊的印刷符号来指出哪儿有改动——有时候，改动真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所以，我并不会以清晰易懂为己任，那向来就不是我的所长：我要做的是写历史，不是去重塑历史。昨天或前天的文本并未陷入奥威尔所说的“记忆之洞”里，任何人均可使用它们，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操练有意思的话，那每个人就都能创作出这些作品的变体史。况且，无论什么样的研究若真能让我了解到自己的错误的话，我都会把它记下来。讲埃帕米农达斯的那篇随笔，我是和皮埃尔·列维克（Pierre Lévêque）合写的，经他的同意，在此重新刊了出来——对此，我深表感谢——文章虽未经改动，却附了附录，提出的都是我如今所提的那些问题。
该主题极为宽泛，对它所作的那些研究显然几乎没有改动。只是，我总是会在这儿或那儿，至少会用几个词，再借助于某些注释，来指出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为什么必须要在今天提出来。
作为序言的那篇随笔是从一篇为百科全书写的文章中截取出来的，我自觉赋予了这篇随笔以纲领性的形式，且把在此无用的历史概述给删掉了。考虑到当今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懂希腊语，所以大大缩减了希腊语的部分。
定稿及出版工作并不容易。事实上，时间拖了很长，七年当中中断过好多次，首先是1974年1月19日，我要在南锡参加论文答辩，而后，1976年底，受安东尼·安德鲁斯（Anthony Andrewes）之邀，我又去了牛津，所以并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单枪匹马地把这工作做到底。其实，我也不是孤家寡人，多亏了那几年和尼科尔·洛罗（Nicole Loraux）的对话，这部作品的基础部分才能善始善终地收了尾。在几十次工作会议期间，她和我一起做出了这本书。无论如何感谢都抵不上作为见证的书中那些文字。至少，我很高兴这部著作差不多是和她的《雅典的创造和雅典娜的孩子们》（L’Invention d’Athène et Les Enfants d’Athéna）同期出版的。

我在前面说了这本书不是什么。现在就来宣告一下它包含了些什么。尽管书名叫做《黑色猎手》，但并不仅仅是因为取这个题目的那篇随笔在该书的布局中占有核心地位，而是因为对我而言，撰写这篇论文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发现结构分析可作为试探性的工具来使用；后还因为黑色猎手活跃于山间和林中，而我是通过山与林的那些疆界，而非平原，来涉及希腊城邦的。“希腊世界的思想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样的副标题或许会更清晰，意义更明确；那个表达并列关系的连词在这儿点出了本质：有两个世界，我并未在书中研究它们，也并未为了它们去做研究，但我意图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建立关联。
如果说我在尽可能远地回溯自己的工作史，那也是因为其间包含了我的勃勃雄心：按照历史评论的通常标准来看，我是要将天生无法勾连的事物勾连到一起，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做的某些勾连也能显得很独特，甚至很美，犹如不期然而遇一般，就像洛特雷亚蒙（Lotréamont）所说的，“在解剖台上，有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雨伞”。乍一看（a priori），为了理解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如何论及女性的，并不见得就得让两类截然不同的奴隶制唱对台戏。
思想形式，社会形式。一方面是文学、哲学、历史的文本，神话故事或描述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社会实践：战争、奴隶制、青少年机构、竖立纪念碑；一方面是对城邦及其公民的想象，有了想象，就会有真实，而城邦的世界极为具体，有仪式、政治决策、劳作，因此就得去证明它们也具有想象的维度。是否从原则上讲，空间理论抽象，凯旋的战争体呢？我的勾连的做法相当合理，就是将两类截然不同的研究作为对象，如此一来，我就能在这两个截然相异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了。此处，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接合点。与社会实践研究不同的是，对神话进行结构分析，将神话分成各个系列，让它们彼此映射，再去揣摩它们逻辑上的关节点，就能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但还是存在着危险，就是会遁入黑格尔所谓的“友善表象的宁静王国”之中，既然王国里的每间陋室都已事先勾画好，那这些房间也就会挤得满满当当。相反的是，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英国有芬利（M.I. Finley），法国有伊丰·加尔朗（Yvon Garlan）、菲利普·戈蒂耶（Philippe Gauthier）、克劳德·莫塞（Claude Mossé）、埃杜阿尔·威尔（Édouard Will），对我来说，只有在描述政治与社会活动中的各种体制及实践时，将深刻的观点结合起来，他们的研究才会有价值。
文本性（textuel）与社会性（social）。在这卷书中，我会找到许多分析，它们归根结底讲的就是如何让文本的意义显露出来。但比方说，与让·波拉克（Jean Bollack）的想法相反的是，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并不认为意义内在于文本当中，以及文本只能通过文本来解读。照这派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的思想看来，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在研究文本之前，将传统——传统始自亚历山大时代的语文学家——积累起来的沉淀物从中清理出去。于是，文本就会像从杂质中挖出的宝石，按其天然的纹理切削之后，重焕光彩。但纯粹的文本是否存在呢？反之，我想，在坏的情况下，一篇文本并不仅仅只是通过文本的、政治的、社会的、制度的环境才会存在，它也会在遗赠给我们的传统，并经由这种传统，通过手稿、语文学家的研究工作、各种各样注疏者、历史学家而存在。对我来说，文本的这种多维性（pluridimensionnalité）就处于历史多维观的核心之处。纯粹的社会性也根本不存在。当然，关于社会性还是有许多想象性（imaginaire）的成分在里面：希腊的悲剧作家不会像拉辛那样写作，普通的雅典人也不会像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样行事，但社会性——卡斯托里亚蒂斯（C. Castoriadis）就理解得很到位——也就是种想象性：克里斯梯尼时代，十个部族创建雅典城邦也是如此，悲剧的诞生也是如此。社会性乃是重力，但它又不仅仅是重力。因此之故，在文本性与社会性之间，在哲学文本，比如说柏拉图的哲学文本，与像尼科尔·洛罗所说的“雅典的雅典史”之间，差距是极大的，但也存在关联。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我的史学研究就与伊格纳斯·梅耶尔森（Ignace Meyerson）及让-皮埃尔·维尔南所谓的“历史心理学”极为类似，但我们的进路也有差异。梅尔森和维尔南从心理学范畴出发，就此证明心理学范畴并非永恒不变，他们还和各类文本及政治与社会制度交锋——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后者。而我走的却是一条截然相反的路途。
然而，若要强调这些关系，要凸显其间的意义，就只有等到统一的世界创建起来，置于理念（Idée）或“生产力发展”的掌控之下才行。和笛卡尔想将灵魂与身体统一起来不同，我没有松果腺，所以没法将我的分析建基其上的——大体上是这样的——两个平面铰接起来。我当然和我的许多同代人一样，从马克思那儿（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了解到人并不总是言出必行，也不总是言行一致，但和马克思的这层关系，我并不想以完善的、简单的综合模式，也不想以目的论的、回溯往昔预想未来的模式，而是以不完善的、残篇断简的、批评指摘的模式，来体验之，阐释之。
由此可见，在社会性与想象性的铰接之处，我并没有遇见逻各斯（logos）的无限之链，而是不可避免地遇见了隐晦难明。意欲透明的企图也还是存在着，对关涉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的整个研究而言，这种企图甚至还是很大的威胁，因为确切地说，这个世界想要以透明的模式来思考自身：想要拥有简单性，甚而是社会关系断然的清晰性，且存在一种昭然若揭的政治生活。然而，悲剧中的雅典是否可与喜剧的雅典、史学家的雅典、铭文上的雅典、纪念碑上的雅典都重合起来呢？在这些相异的“源头”中，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说，这个是真的，是现实的，那个是倒影返照？我们有什么权利将这一切统一起来时，不见一丝裂隙、裂口，甚至像与“规定性的”判断力相对立、通过特定概念来发现一般概念的起码应该用到的康德所谓的“反思性的判断力”都不用呢？
社会性的这种本质上的隐晦难明倒是个很大的嘉奖，让我值得好好地花力气去找到其中的意涵，如果真的像雅克·布伦什维格（Jacques Brunschwig）所写的，那就必须“在被揭示出来的、被占有的或被觅得的性（Absolus）的废墟之上”，“于人类的时间之中”放置“一些供话语交流的及共同劳作之用的简单耐用的工具”。
该书的规划本来会是另外一番模样，我有个弱点，书本缺乏条理性我看不见，但书的统一性强，我就能看见。或许，为这样的规划作辩护，并不会做无用功。
序言力图去规定何为“希腊的言说”；说得再明确些，序言里写了一连串相对立的事物，这一连串的事物（systoichia），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这一言说的母体。有教养的人和蛮子，主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公民和外邦人，成年人和儿童，武士和工匠，其中的某些对立事物，会在该书的剩下部分着重处理，而不会想方设法地把这些棘手的材料打入冷宫。
随后，有三篇论文论述“空间与时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会在本书中的其他部分再次发现这些论据。此处的空间与时间，并不涉及到比如说，像康德所构想的，是“可用来当作所有直观之基础的必要的呈现”。像《奥德赛》（Odyssée）所呈现的那种空间对现实和想象，诸神、恶魔及人类，牺牲与残忍之间的对立均有影响。荷马（Homère）之后的空间就成了城邦的空间，将军们必须在他们的战略中考虑这个空间，直到埃帕米农达斯在想象中将那些使公民实践系统化的规则全部打碎为止。讲述时间的论文也将我们从荷马导向了公元前4世纪的危机时期，使诸神与人类、祖先或后代的循环及谱系既相对立又相结合。
“年轻人，武士”——在书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两者是如何彼此相对应地在希腊城邦中发挥作用的，表面上是希腊城邦中心人物的重装步兵，“现实中”打架斗殴的重装步兵，以及起表率作用的重装步兵，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将会成为它的一个“传说”，因此，就有了重装步兵和想要成为重装步兵却尚未成功的那些年轻人，即那些18至20岁的青年男子，他们中有的人成功了，成了“黑色猎手”，有的人则没有成功。重装步兵，18至20岁的青年男子，战斗，服兵役，都是极其特殊的社会现象，但在这本书里，也会将他们作为神话人物、故事人物来进行研究，古典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各种版本的文字，而神话资料，正好可供我们分析。读了这部分的几篇论文后，大家或许就会注意到，反思正在不断地深入。我在书中放入这些可供互相参照的文本，并保持了撰写时的年代顺序，乃是有意为之。
“女人，奴隶，工匠”，是具体而微的城邦，也是异彩纷呈的城邦，书中是通过臣服于城邦的那些人、哪怕服务于城邦却仍被逐出政治生活的那些人，如伊利翁的雅典娜的女仆之类，来研究他们的——莫米里亚诺（A.Momigliano）曾说过，如果这个习俗真的是像传说中说的这么古老，那它就是特洛伊战争存在的证据——后是工匠，和重装步兵相比，他们就要边缘得多了。
这些社会阶级在神话中、传说中、乌托邦里，以及在实际存在社会生活中，均各有其历史，有时候古人思考这些历史时所用的措辞会对现代人有所启发，也会欺骗他们，这些社会阶级还有其各自内部的对立面（雅典的奴隶和斯巴达的希洛人不同，古人思考与叙述他们的方式也不相同），各有其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既是女人，也是奴隶，既是奴隶，又是工匠。喜剧作者笔下的女性政治（gynécocratie）并不必然与奴隶政治（doulocratie）相关。社会大众，即便被推翻在地，但关节并未受损；无论是阿耳戈斯、雅典，还是斯巴达，虚构的方式都会不一样。雅典的工匠拥有政治权利，柏拉图想象出来的克里特城邦里的工匠却并不享有。这部分结合起来的几篇论文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前面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已经认为，与成年公民相比，女人、奴隶、年轻人、工匠构成了一个有待规定的整体。
后一部分“真实的城邦思想”，讨论的是理性、柏拉图、菲狄亚斯和德尔斐神庙。柏拉图笔下的神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两个城邦的两种故事版本：雅典和亚特兰蒂斯，往昔神话的两种形式，静止不变的城邦和历史中的城邦，重装步兵的城邦和水手的城邦，雅典的两种形式。克洛诺斯时代，宙斯（Zeus）时代：前者，《王制》里的神话有过描述，被诸神统治的人类无法生活于城邦中；后者，人类回忆着诸神，但仍朝着遗忘进发。
尽管这本文集以“德尔斐之谜”戛然收尾，但从某种程度上看，其实是照赫拉特利特的93号残篇所说的“神谕所属的主人，德尔斐神庙的主人，既不明说亦不隐匿；而是示意”这句话来行事的。阿波罗不会像人那样说是和否，人类并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何为含混，何为介入。更有甚者：自从有了德尔斐神庙之后，我们就能更深入地了解雅典，尤其是自从菲狄亚斯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用雕塑来装点神庙那独特的底座之后，就更其如此了，他向我们呈现的那个形象与城邦通常呈现出来的方式截然不同。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保撒尼阿斯的文本的话，就能发现雅典人所呈现的乃是另一个雅典的形象。而我正是想以这个形象来结束该卷著作。
这种类型的著作乃是以个人背书的方式来表达生活，这种生活由交流、人情、对抗、教导构成，有取，也有予。我要指出的，逝者中间有，亨利·I·马鲁、安德烈·艾马尔、亨利·玛格丽特、罗杰·雷蒙东；健在者有米歇尔·奥斯坦、贝内代托·布拉沃、吕克·布里松、让尼·卡尔利耶、玛丽亚·达拉吉、让-皮埃尔·达尔蒙、马塞尔·德蒂埃纳、亨利·范·艾芬泰尔、德尼斯·福尔古、菲利普·戈蒂耶、斯泰拉·乔古蒂、维克托·戈德施密特、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塞利·亨弗里斯、玛丽亚·若拉斯、洛朗斯·康恩、皮埃尔·列维克、杰罗姆·兰东、·乔福瑞·里奥德、夏尔·马拉穆、理查德·玛丽恩斯特拉斯、弗朗索瓦·马斯佩罗、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朱塞佩·南齐、西蒙·彭布罗克、阿兰与安妮·施纳普、保琳·施密特、夏尔·塞加尔、莫·西松、埃杜阿尔·威尔。后者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大学规制，同意组成一个博士学位评审团，对构成本书的其中十篇论文进行评审。他的友情，他的洞见，让我觉得弥足珍贵，还有克劳德·莫塞、让·普尤、克莱尔·普列奥——如今均已故去——，他们和威尔一同组成了评审团，主席是洛朗·马尔丹。在M·路易·罗贝尔看来，我在使用碑铭文本方面受过良好的培训。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是摩西·芬利和让-皮埃尔·维尔南的读者，现在则成了他们的门生。前者对我而言起到了“现实原则”的作用，这倒不是说一定要给“享乐原则”起一个名称，这样做反而是在滥用两者的相似性。维尔南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机缘巧合，我的篇论文《诸神的时间与人类的时间》在杂志上刊登的那一期，也登了他研究赫西俄德种族神话的论文。我就是在他的这项研究工作中学会了如何去阅读文本，还学到了很多东西，能让我更好地去看待、了解、理解维尔南。我是否应该补充一点，我是在路易·杰尔奈晚年时才认识他的，而这难道又是维尔南给我上的一堂大课？我妻子热纳维耶芙亲眼见证了这些文本的成型，说“要安全地保存好这些文稿，我想好好地读一读它们”。
我很高兴能向让尼·卡尔利耶、维维安·泰罗和弗里德里克·普斯基尔尼科夫致谢，他们准备了（包含了极其不同的意义）我的文稿，这项工作需要的是技巧、耐心和愿意修修补补的态度，而我的老朋友马诺里斯·帕帕托莫普洛斯则以他的古希腊知识和法语这一双重能力重读了我的这些文章，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后还要鸣谢所有在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工作的女士们和男士们。正如人们所说的（虽然有那么点怪），我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
                                                       巴黎，1980年1月

黑色猎手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这个年轻人为通过秘仪传授仪式，外出探险，使用了各种诡计，但终消隐无踪，再也没有回来，本书书名即来源于此。
《黑色猎手》借由黑色猎手为引子，层层展开对古希腊世界的思想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关联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对此，作者并未经由传统途径，而是剑走偏锋，借助对古希腊青年、妇女、匠人、奴隶以及与城邦疏离的人等社会群体的探讨，通过四个不同的主题，即空间与时间，青年与战士，女人、奴隶与匠人，所思、所居的城邦，一方面对古希腊文学、哲学、历史文本和神话叙述进行了深入分析，另一方面细致考察了古希腊的社会实践，如战争、奴隶制，青年机构等等。
可以说，本书自开篇起即广征博引，对古希腊社会生活、智识阶层及政治生活的诸多文本与原始基质进行了细腻的解读，将原本看似分隔开来的各个部分关联了起来，并进而揭示了古希腊世界思想形式与社会形式的当今意义所在，自1981年出版后即成为经典。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1930—2006），历史学家，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部主任，曾任让-皮埃尔·维尔南创建的路易-热尔内中心（Centre Louis-Gernet）院长。著述极丰，涉及古希腊与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