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陆费逵）

陆费逵对教育与出版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教育看作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而要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就必须依赖于出版，即以出版扶助教育。在他步入社会以后，就十分重视教育问题，特别是利用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作为平台，撰写了一系列很有主见、切中时弊的文章，涵盖了对教育功能、国民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面，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奠定了其近代教育家的地位。陆费逵是出版家，又是教育家。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近代教育与近代出版的关系。 

1905年，陆费逵还在《楚报》任职的时候，就发表《论改革当从社会始》一文，分析了清政府1901年以来的“新政”改革。在他看来，这些改革成效不大，政治专制、官吏腐败、社会黑暗、外患益深等问题，纠而不正，依然如故。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值得引起重视，改革应当从社会开始，而根本的是从教育入手，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就会趋向善良；人心向善，则社会的风俗习惯就会良好，这是立国之基础。要改革社会必须对各种实业，施以好的教育。难能可贵的是，陆费逵提出了女子“生计教育”的问题，相信有了生计教育，女子也能担当一些社会责任，不仅能助男子一臂之力，而且在培养新国 民、移风易俗方面，也有重要作用。这样，国家就会逐步强大起来。在主编《教育杂志》后，陆费逵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有好的国民必定能形成好的国家。而好的国民必依赖于好的教育。既然，教育在养成国民素质中这么重要，那么，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当然，自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了一些，新式学堂也兴办了一些，然而没有收到巨大的成效，原因在哪里呢？陆费逵认为，教育好不好，不全都是立法、行政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学堂办得不好，而学堂办得不好，在于办学设备差、管理不到位、教学方法陈旧等造成的。而这一切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办事者学力不足，热心不足；因循守旧，敷衍了事，措置失当，等等。

1910年，陆费逵强调“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又称为强迫教育、义务教育，这一教育思想，旨在提倡人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以期开启民智，提高民众素质。中国素称礼仪之邦，非常重视伦理教化。历代统治者弘扬圣贤礼教，表彰万世师表，都从一个方面说明普及教育的社会功能。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封建社会所标榜的“有教无类”，仅仅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表象，只是少数贵族、地主、士绅和官吏的专利品，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远远未达到普及的地步。陆费逵指出：“夫初等小学为国民教育，无人不当入学者也。”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学龄儿童的比例在90%以上，而我们国家则犹如漫漫长夜， “教育普及，渺不可期” 。他根据直隶学务所刊行1908年教育统计 图表，得出该省普及教育需要200年以上，有些落后省份则时间更长。 国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国民。 “国民”思潮始于维新运动时期，主要是反对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奴隶思想、臣民思想，其中心就在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成为思想开放、道德高尚和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国民。陆费逵的国民教育思想，不只局限于国内，而且具有了世界的眼光。他认为，处在今天的世界上，国民教育不但要养成一国的国民，而且要养成世界的国民，这样才能与世界上的国家竞争而存， “如人进一丈，己进一尺，必不能保其固有之位置。况人皆进步，而己独濡滞，且有退步耶？谋国者当放眼于五洲之外，岂一国情势亦未明者所可与语哉！兴言及此，又未尝不为吾国教育前途虑也。 ”从这些恳切话语的字里行间里，都透露出他对普及教育的强烈关注。

陆费逵论述了男女共学问题。在当时，男女共学问题有诸多的观点，反对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清政府学部明文规定，女子小学学堂与男子小学学堂，不得混合。在陆费逵看来，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无异于在阻碍普及教育。但是，他没有直接表示赞同，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初等小学的学生，在12岁以下，应不分男女，可以共学。而高小以上的学堂，应当分校。但有的特殊情况，比如，十分偏僻或贫困的地区，独自设立男校、女校，肯定有困难，应当单设高等小学，须男女共学， 不让女子失学。他特别强调说，即使12岁以上的男女共学，如果管理得当，害处也不大。如果坐视女子失学，则比共学之害无疑要大百倍。应当看到，男女共学与否，牵涉到社会旧有的伦理问题、风俗问题。在中国，长期以来男女地位不平等，女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一直到近代新思想的产生，才提出女子教育的问题。陆费逵的主张，着眼于国民教育，普及于包括女子在内的全体国民教育，这是他关于女子教育的出发点。

 陆费逵对于男女同校问题，表示了赞成的态度。1911年，他代表《教育杂志》的记者，出席了中央教育会，对于其中的义务教育章程，认为初小男女同校，“关系尤大”。如果不这样做，“则女子终不能受义务教育也”。他批评那些顽固不化者，斤斤计较，以妨碍礼教为名，而反对男女同校。他指出：“夫男女同处社会之中，于尊严之学堂，则不许髫龀之男女同校，于游戏之处所，则任年长男女之杂沓，诚不知其用意何在。况青年男女违礼之行，决不出于学校，尤决不出于十岁以下之共学，此吾敢断言者也。”陆费逵编著《世界教育第六章 以出版促进教育状况》（《教育杂志》临时增刊）一书，共分15编，作为中央教育会的材料，以期“与会诸君研究采择”，这是我国早专门论述外国教育的著作。在该书序言中，陆费逵提出了一个重要教育理念，即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都要重视，都是我国应当抓紧兴办的。他说：“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而国势之隆替，教育之盛衰，厥惟人才教育。质言之，无国民教育，则国基不固；无职业教育，则生活维艰；无人才教育，则国家无所倚，国民失向导，终于必亡而已矣。”陆费逵认为，国民教育与职业教育，都应当普及，而要做到这点，必须从师资准备入手。而人才教育，就依赖于大学，“当注意应吾国今日之急需，与夫所以扩充吾国势，促进吾文明者。尤当注意令大学学额与预备教育相应，勿令多 数摈弃，至养成高等游民。”

陆费逵说，自己好谈教育，尤好谈学制。1909年，他发表《缩短在学年限》一文，通过对比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学制，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20岁左右，就可以服务社会。而在我国， 根据现有的规定，则是“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五年， 高等学校三年，大学三年或四年”。这样算下来，一个7岁就入学的 孩子，成绩优良，不留级，到毕业时就二十七八岁了，等到社会上工作，就将三十岁了。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 “人才教育而缩短期限，则成才较易，任事之期较长。国民教育而缩短期限，则办学较易，普及之效易期”。在他看来，“则今日之学制，当改为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五年，大学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废去高等学校，而置分科之预科。如是则七岁入学，二十一二岁可卒业于大 学，出以任事矣。”在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章程折》以后，陆费逵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 “新章程规定初等小学毕业之期，完全科五年，简易科则有三年、四年两种，毕业学生可一律升入高等小学。”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高等小学升学程度的标准，所谓完全科的、简易科的，很难用统一的标准确定下来。针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宜以初小四年毕业为标准。三年毕业者优等生可与四年毕业者同时升学；中等以上者，则令入另设之补习科，补习一年或半年，再行升学。五年完全科之毕业生，中等以下者，令与四年毕业者同时升学； 其优等者，则插高等小学二年级。如此通融办法，窒碍必可较少。”

随后，陆费逵写成《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一文，再次强调缩短学制的重要性。他说： “初等小学完全科，应定为四年卒业。简易科三年卒业。完全科卒业者，可入高等小学。简易科卒业者，如欲入高等小学肄业，除等者应许其升学外，优等以下须入另设之补习科，补 习一年或半年。”可见，缩短在学年限，减少繁多的不合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科目，是陆费逵自始至终所强调的。

在创办中华书局以后，陆费逵关注民国教育改革的动向，并积极投入其中，以一个出版家的眼光来阐述教育上的问题。他对于民国教育方针的意见，有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