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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其厚 著;柳斌杰 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55340
出版时间2016-0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80元
货号24003480
上书时间2024-10-25
周其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桂林旅游学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著有《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桂林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前言
章 历经书业的磨炼
一、主持正蒙学堂
二、开办新学界书店
三、任职昌明公司上海支店
四、进入文明书局
五、在商务印书馆
第二章 主持报刊的编辑
一、《楚报》主笔
二、《图书月报》主编
三、《教育杂志》主编
第三章 创办中华书局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
二、创办中华书局
第四章 顺应时势直基业
一、“教科书革命”
二、设立分局
三、创刊杂志
第五章 “民六危机”的波折
一、危机的发生
二、出租与收回
三、反思与举措
第六章 以出版促进教育
一、倡导教育改革
二、实地考察教育
三、出版教育图书
四、投身国语运动
五、与时俱进的教科书
第七章 编纂工具书
一、《中华大字典》
二、《辞海》
第八章 辑印古籍图书
一、“整理国故”运动
二、《四部备要》
三、《古今图书集成》
第九章 经营管理的“陆费逵风格”
一、营造和谐的环境
二、重视人才
三、拓展印刷业务
四、竞争出新
结语
陆费逵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周其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桂林旅游学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著有《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桂林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陆费逵对教育与出版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教育看作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而要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就必须依赖于出版,即以出版扶助教育。在他步入社会以后,就十分重视教育问题,特别是利用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作为平台,撰写了一系列很有主见、切中时弊的文章,涵盖了对教育功能、国民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面,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奠定了其近代教育家的地位。陆费逵是出版家,又是教育家。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近代教育与近代出版的关系。
1905年,陆费逵还在《楚报》任职的时候,就发表《论改革当从社会始》一文,分析了清政府1901年以来的“新政”改革。在他看来,这些改革成效不大,政治专制、官吏腐败、社会黑暗、外患益深等问题,纠而不正,依然如故。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值得引起重视,改革应当从社会开始,而根本的是从教育入手,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就会趋向善良;人心向善,则社会的风俗习惯就会良好,这是立国之基础。要改革社会必须对各种实业,施以好的教育。难能可贵的是,陆费逵提出了女子“生计教育”的问题,相信有了生计教育,女子也能担当一些社会责任,不仅能助男子一臂之力,而且在培养新国 民、移风易俗方面,也有重要作用。这样,国家就会逐步强大起来。在主编《教育杂志》后,陆费逵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有好的国民必定能形成好的国家。而好的国民必依赖于好的教育。既然,教育在养成国民素质中这么重要,那么,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当然,自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了一些,新式学堂也兴办了一些,然而没有收到巨大的成效,原因在哪里呢?陆费逵认为,教育好不好,不全都是立法、行政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学堂办得不好,而学堂办得不好,在于办学设备差、管理不到位、教学方法陈旧等造成的。而这一切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办事者学力不足,热心不足;因循守旧,敷衍了事,措置失当,等等。
1910年,陆费逵强调“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又称为强迫教育、义务教育,这一教育思想,旨在提倡人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以期开启民智,提高民众素质。中国素称礼仪之邦,非常重视伦理教化。历代统治者弘扬圣贤礼教,表彰万世师表,都从一个方面说明普及教育的社会功能。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封建社会所标榜的“有教无类”,仅仅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表象,只是少数贵族、地主、士绅和官吏的专利品,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远远未达到普及的地步。陆费逵指出:“夫初等小学为国民教育,无人不当入学者也。”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学龄儿童的比例在90%以上,而我们国家则犹如漫漫长夜, “教育普及,渺不可期” 。他根据直隶学务所刊行1908年教育统计 图表,得出该省普及教育需要200年以上,有些落后省份则时间更长。 国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国民。 “国民”思潮始于维新运动时期,主要是反对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奴隶思想、臣民思想,其中心就在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成为思想开放、道德高尚和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国民。陆费逵的国民教育思想,不只局限于国内,而且具有了世界的眼光。他认为,处在今天的世界上,国民教育不但要养成一国的国民,而且要养成世界的国民,这样才能与世界上的国家竞争而存, “如人进一丈,己进一尺,必不能保其固有之位置。况人皆进步,而己独濡滞,且有退步耶?谋国者当放眼于五洲之外,岂一国情势亦未明者所可与语哉!兴言及此,又未尝不为吾国教育前途虑也。 ”从这些恳切话语的字里行间里,都透露出他对普及教育的强烈关注。
陆费逵论述了男女共学问题。在当时,男女共学问题有诸多的观点,反对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清政府学部明文规定,女子小学学堂与男子小学学堂,不得混合。在陆费逵看来,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无异于在阻碍普及教育。但是,他没有直接表示赞同,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初等小学的学生,在12岁以下,应不分男女,可以共学。而高小以上的学堂,应当分校。但有的特殊情况,比如,十分偏僻或贫困的地区,独自设立男校、女校,肯定有困难,应当单设高等小学,须男女共学, 不让女子失学。他特别强调说,即使12岁以上的男女共学,如果管理得当,害处也不大。如果坐视女子失学,则比共学之害无疑要大百倍。应当看到,男女共学与否,牵涉到社会旧有的伦理问题、风俗问题。在中国,长期以来男女地位不平等,女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一直到近代新思想的产生,才提出女子教育的问题。陆费逵的主张,着眼于国民教育,普及于包括女子在内的全体国民教育,这是他关于女子教育的出发点。
陆费逵对于男女同校问题,表示了赞成的态度。1911年,他代表《教育杂志》的记者,出席了中央教育会,对于其中的义务教育章程,认为初小男女同校,“关系尤大”。如果不这样做,“则女子终不能受义务教育也”。他批评那些顽固不化者,斤斤计较,以妨碍礼教为名,而反对男女同校。他指出:“夫男女同处社会之中,于尊严之学堂,则不许髫龀之男女同校,于游戏之处所,则任年长男女之杂沓,诚不知其用意何在。况青年男女违礼之行,决不出于学校,尤决不出于十岁以下之共学,此吾敢断言者也。”陆费逵编著《世界教育第六章 以出版促进教育状况》(《教育杂志》临时增刊)一书,共分15编,作为中央教育会的材料,以期“与会诸君研究采择”,这是我国早专门论述外国教育的著作。在该书序言中,陆费逵提出了一个重要教育理念,即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都要重视,都是我国应当抓紧兴办的。他说:“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而国势之隆替,教育之盛衰,厥惟人才教育。质言之,无国民教育,则国基不固;无职业教育,则生活维艰;无人才教育,则国家无所倚,国民失向导,终于必亡而已矣。”陆费逵认为,国民教育与职业教育,都应当普及,而要做到这点,必须从师资准备入手。而人才教育,就依赖于大学,“当注意应吾国今日之急需,与夫所以扩充吾国势,促进吾文明者。尤当注意令大学学额与预备教育相应,勿令多 数摈弃,至养成高等游民。”
陆费逵说,自己好谈教育,尤好谈学制。1909年,他发表《缩短在学年限》一文,通过对比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学制,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20岁左右,就可以服务社会。而在我国, 根据现有的规定,则是“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五年, 高等学校三年,大学三年或四年”。这样算下来,一个7岁就入学的 孩子,成绩优良,不留级,到毕业时就二十七八岁了,等到社会上工作,就将三十岁了。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 “人才教育而缩短期限,则成才较易,任事之期较长。国民教育而缩短期限,则办学较易,普及之效易期”。在他看来,“则今日之学制,当改为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五年,大学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废去高等学校,而置分科之预科。如是则七岁入学,二十一二岁可卒业于大 学,出以任事矣。”在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章程折》以后,陆费逵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 “新章程规定初等小学毕业之期,完全科五年,简易科则有三年、四年两种,毕业学生可一律升入高等小学。”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高等小学升学程度的标准,所谓完全科的、简易科的,很难用统一的标准确定下来。针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宜以初小四年毕业为标准。三年毕业者优等生可与四年毕业者同时升学;中等以上者,则令入另设之补习科,补习一年或半年,再行升学。五年完全科之毕业生,中等以下者,令与四年毕业者同时升学; 其优等者,则插高等小学二年级。如此通融办法,窒碍必可较少。”
随后,陆费逵写成《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一文,再次强调缩短学制的重要性。他说: “初等小学完全科,应定为四年卒业。简易科三年卒业。完全科卒业者,可入高等小学。简易科卒业者,如欲入高等小学肄业,除等者应许其升学外,优等以下须入另设之补习科,补 习一年或半年。”可见,缩短在学年限,减少繁多的不合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科目,是陆费逵自始至终所强调的。
在创办中华书局以后,陆费逵关注民国教育改革的动向,并积极投入其中,以一个出版家的眼光来阐述教育上的问题。他对于民国教育方针的意见,有独到的见解。……
——《倡导教育改革》,摘自《中国出版家·陆费逵》第六章《以出版促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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