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黄煌的经方人生

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 

1973年7月，插队回城不久的我被当地政府分配去当中医学徒。我拿着卫生局给的介绍信，跨进了一家当地有名的医院。医院在县城的中心，是座深宅大院，紧贴着石板大街：石库门，青砖厅堂，落地花格长窗，天井，厢房……可能原来有好几进，但现仅剩三进，都成了挂号室、诊室、药房、化验室、注射室、供应室等，里面是一栋别致的两层小洋楼，那是住院部。我在这个医院中度过了6年的时光。

老师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叶秉仁先生。他当时60多岁，肤白，头发胡子花白，对人特别客气，经常点头微笑，是大家所说的“大好人”。先生与我是同乡，且与我父母是世交，一口县城东乡话，听来十分亲切。所以，与先生交往，我从未有过半点的隔生。

叶先生的医术很好。据说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在调到城里之前，是东南乡知名的好医生。他既能打针、背药箱，又能开方子，是在临床上打拼过来的。叶先生善于辨病，常常能在一般的腹痛、腹泻病人中发现肝癌、胃癌、肠癌等病。那时医院有个工友，恰好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每天脓血便，按痢疾治疗未效，叶先生一看，说是肠癌，后来果然死于此病。他对疾病的转归非常清楚。他管的病人，不会死在他手里；发现蛛丝马迹，他早就作出处理，或转院，或会诊，或向病人家属说清道明。所以，就是病人死了，家属还是千恩万谢。叶先生还有一手过硬的临床诊疗技术。他不仅能熟练地进行胸腹腔穿刺，那些连护士都打不进的小儿头皮静脉针，老人竟然能一针见血！这都是当年在农村卫生院练出来的。后来因为手抖，也就不摸针筒了。

叶先生的医德更是感人。跟他抄方多年，从未看到他与病人红过脸。那年，先生负责创建中医病房，他不仅每天查房，晚饭后还要去病房转一转，和病人聊聊天。冬天查房，他听诊时常常先用手焐热听诊器，然后轻轻放到病人的胸口。有一次，病房收住了一位老工人，大便几天不通，用药无效，先生竟然毫不犹豫，戴上手套，亲手为病人掏大便。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跟叶先生学医的天，就是坐在他旁边抄方。所谓抄方，就是先生口述配方，我抄录在处方笺上。中药药名虽多，但经常抄，也就慢慢记住了。那个时候，诊室里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很多都是大病、重病，这些病人都是我学中医的“教材”。先生看病时，常让我触摸病人的肝脏，那时常常发现肝脏边缘不整的肝癌患者。遇到心脏病人，先生会教我听心音，然后在纸上画一圆圈，中画一十字，给我讲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先生对方剂很熟悉，遇到比较典型的用方，他就会教我自己编的方歌。先生编的方歌，一般仅两句，且不拘泥于格律，只要记住顺口即可。至今我还记得逍遥散的方歌：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白芍、白术、白茯苓）荷（薄荷）草（甘草）当（归）柴（胡）烧（煨生姜）。开始我用先生的方歌，后来我也学着先生的方法自己编方歌，普通话、方言俚语全用上了，力求形象、诙谐、好记。比如小青龙汤方歌：黄（麻黄）白（白芍）干（干姜）细（细辛）小青龙，五（五味子）桂（桂枝）半（半夏）草（甘草）居当中；三仁汤方歌：三人（杏仁、蔻仁、薏苡仁）扑（厚朴）通（通草）滑（滑石）下（半夏）来。这样一来，兴趣大增，方剂能记住了，可先生的方歌倒反而忘掉了，实在惭愧！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大搞中草药运动，先生积极响应，研究草药。他常用马兰根、板蓝根治疗感冒，用白槿花、马齿苋、望江南治疗痢疾，用马兜铃、鱼腥草治疗咳嗽吐痰，用白花蛇舌草、虎杖根治疗肝炎，用仙鹤草、墨旱莲治疗出血，用合欢皮、夜交藤治疗失眠，用割人藤、猫爪草治疗结核，用夏枯草、稀莶草治疗高血压，用金钱草、海金沙治疗结石，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八月扎、蜀羊泉治疗肿瘤，用鱼腥草、墓头回治疗带下等等。先生说，政府有号召，我们必须响应。他一生谨慎，所以他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大好，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未遭大难，这和先生的政治反应敏捷有关。说实话，这些草药的效果平平，但先生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临床使用，并不断摸索。后来，他竟然创制了几首草药方，代表者有银蝉玉豆汤，用金银花、蝉蜕、玉米须、赤小豆、连翘、浮萍、白茅根、冬瓜皮、车前草，水煎服，主治急性肾炎；还有治疗乙型脑炎的银翘青板汤，用金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他也用来治疗流行性感冒。

叶先生家与我家靠得很近，下班后，我俩常常一路走，一路聊。路上先生和我讲的多的就是如何和病人交流。他说当医生不要将话说绝，因为临床情况复杂多变，要多长心眼。他说周总理说过，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医生，就是要不断学习，学到老，还学不了。他也常夸我聪明，但同时又告诫我不能骄傲。我常常晚饭后就去叶先生家，他会让我看他的笔记本，内容大多是按病种摘抄的临床报道和经验介绍，中医西医均有，分门别类，用钢笔圆珠笔抄写，如蝇头小楷，非常秀美。

叶先生健谈，尤其是他高兴的时候，常常谈他的往事。这些往事，几乎都与医有关。他讲过当年在上海读书时，有位调皮的学生将巴豆塞进糕点“蟹壳黄”中，结果让误食的同学大泻不止。说到此，他会像孩子般地笑起来，好像回到了当年。他说，对他学术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事情，莫过于传染病的治疗。上世纪40年代末，他刚从学校毕业返乡行医，适逢霍乱大流行，踌躇满志的他立即按张锡纯先生介绍的卫生防疫宝丹配制后分发给病员，但收效不理想，采用补液后才活人很多。后来，又遇流行性脑脊膜炎流行，他先用白虎汤、葛根汤等治疗，但效果都不如磺胺类药，更不如青霉素。这对他的触动很大。自此，叶先生笃志于中西两法治病。让先生骄傲的，也是他反复提起的，是60年代中期参与苏州地区乙型脑炎抢救小组工作的经历。当时，他不仅熟练使用酒精擦浴、冬眠灵内服等物理及药物疗法，而且，还配制了抗病毒退热的验方银翘青板汤，并成功地用平胃散解决了患儿的胃液潴留，用白虎汤治疗过高热等。因此，叶先生受到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表扬，并将他调入县中医院。他常常对我说，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这是先生一生行医经验的总结。先生是极力主张中西医结合的，也是一生进行中西医结合实践的。

我在先生身边学了3年。满师的那天，叶先生笑着说，从今天开始，要叫你小黄医生了！从此，我开始独立行医。我将先生的诊余医话整理成文，以《杂谈偶记》为题发表在当时声名显赫的《中医杂志》上。先生十分开心。后来，我考上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每年回家，总去叶先生家看望他。1988年，先生不幸被撞股骨颈骨折，从此卧床不起，经常高热，尿路感染，并开始消瘦。记得1993年春节，我回去看先生，他思维有点乱了，但还能认识我。他喃喃地说要去深圳，还要干番事业。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医生！

这就是我的老师，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医生。

苦读

在南京中医学院读研究生课程，那真是读书，成天地读书。

年集中学习，我除听讲以外，还找一些自己喜欢看的书读，心情是愉悦的。那时，我才开始细细地、反复地阅读《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伤寒论》的注本很多，我看的是清代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繁体竖排，是我从江阴带到南京的。我一边听陈亦人先生讲《伤寒论》，一边读这本《伤寒来苏集》，书的留白处，我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上读书心得。（图）柯韵伯，名琴，浙江慈溪人，后迁居江苏常熟，《伤寒来苏集》是他研究《伤寒论》的力作。全书共八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个部分。论注，是对《伤寒论》原文的注释；论翼，是十几篇论文；附翼，是仲景方论。柯韵伯先生主张《伤寒论》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病而设，认为《伤寒论》中关键的是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而核心是落在方证上的。陈亦人先生的观点也基本上与柯先生一样，所以，读起来印象深刻。特别是柯韵伯的文笔很美，理论分析透彻细致，读起来也感到舒服。我非常佩服这位清代的伤寒学者。

《金匮要略》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金匮要略方论》，是宋代王洙从蠹简中翻出的那本，我刚学医时买的，但一直看不懂。听张谷才先生讲《金匮》后，也开始细读，但眼光基本上是中医教科书的套路，看来看去，总觉得经方零零散散，脑子里建立不起框架，读《金匮要略》的感觉总比不上读《伤寒论》。不过，毕竟是次通读了，也做了笔记。

那一年，我还细细读了《躯体的智慧》一书，这是美国著名生理学家坎农的著作。他的内稳态概念吸引了我。坎农认为，内稳态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维持内环境稳定的自我调节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坎农用流畅的文字，新颖的观点，描述了神经、内分泌以及血液缓冲作用下出现的复杂的生命现象，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古老而时髦的哲学命题：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位西方医学家与东方古代医学家在认识人体的角度上有惊人的相似！我感到兴奋，同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有了新的认识。那时，我摘抄了坎农的很多原话，卡片有一叠。（图）

第二年，研究生开始分科，我选择了中医各家学说研究方向。各家学说教研室刚成立不久，主任是丁光迪先生--一位成天读书的老学者。我就在他身边的桌子上读中医书。我那时，是死读书，按照教科书《中医各家学说》上的人物通读其著作。我的读书笔记是按人物介绍、著作提要、主要学说、后世影响、学术评价等几个方面来做的，基本上是大段地摘抄书中的论述，然后用红笔在旁边进行提要批注。（图）用的是蘸水钢笔，那笔尖不耐磨，几个月下来，写秃了十多个，当然，笔记稿本也高高一大摞。教研室朝北，冬天很冷，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先生火炉，上置水壶，炉火一旺，室内很暖和，那就是静心读书的时间了：水壶丝丝地叫，笔尖沙沙地响，加上丁光迪先生低低地吟读声，常常是教研室里的交响曲。

经常读书，也不是快事，而且中医的书看多了，感觉比较沉重，许多大名家的书，并不是那么引人入胜。比如鼎鼎大名的李东垣的《脾胃论》，横竖就是升脾补阳，但临床疾病各种各样，哪能都从脾虚立论？其论说，也是说到哪里是哪里。比如“阴火”一说，读了半天就是弄不清楚是啥东西？我问丁光迪先生，先生说就是内热！内热，那不就是一个症状或症候群吗？但后人都将阴火当病机、当病因来探讨，结果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比如朱丹溪，号称滋阴派开山，但看他的《丹溪心法》，里面用药以“气血痰郁”为主，也并非都用大补阴丸。就是讲养阴，也只是按理学思想，让人要节欲而已，是养生学的思想，非治疗学的观点。比如刘完素，人皆说是主火派，但看其书，也不是凡病皆用寒凉，只是在治疗温热病上，卓然成家。而一直让人感到眩目的赵献可、薛立斋等，其书也不免笼统浮泛，以一阴阳水火印定病机，过于死板。那时的我，开始怀疑中医，怀疑中医的名家，更怀疑教科书中医的观念。我觉得后世的中医往往犯一个错误，那就是将古人伟人化，把局部的经验扩大化，将医学经验哲理化。中医书籍不少，但重复者多，创新者少；空泛者多，实在者少。实证不足，推论有余，一家有一家的中医，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中医各家学说，有点像各家瞎（苏北话：学与瞎同音）说。中医问题不少！那时的我，有点痛苦，有点失落，有点惆怅，特别是久别临床，感觉我已经不是医生了。我非常怀念在江阴的日子。好在那时教研室王老师有个磁带录音机借我听，边读中医书，边听邓丽君，倒也能解不少烦闷。

我开始对医学史感兴趣。那时，读的多的是贾得道先生的《中国医学史略》、刘伯骥先生的《中国医学史》、谢利恒先生的《中国医学源流论》、陈邦贤先生的《中国医学史》等。读史学家书，能给人思路，让我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看中医各家学说，将各家的论述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环境去看，同时，可以看出其学术的源流递进关系。特别是谢利恒先生的《中国医学源流论》让我眼前一亮。那是一本民国时期的铅印本，线装，里面仿宋大字，看起来很舒适。此书论述了上古至近代数千年中医学的演进史，其中有《素问》《难经》《灵枢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的考证，有对上古医派、隋唐医籍、宋明医方的考证，还有对五运六气说、唐宋学说之异、宋学之弊、伤寒温热之别等理论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尤其是谢先生对各家医学流派的分类和评价，对中医学分科源流的剖析和评价，更让我有一种远看中医、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决定从医学史切入中医。我选择了江苏地方医学史中的明珠——孟河医派作为硕士研究生论文的题目。孟河，是常州郊外的一个小镇，临长江，在清代末年，这里名医众多，有名的是费、马、丁、巢四家。费伯雄、马培之、丁甘仁、余听鸿、费绳甫、贺季衡、谢利恒诸位大家均出自孟河。这批孟河的医生，以精湛的医术，求实的思想，给晚清沉闷的中国医坛吹来了一股清风。孟河，也成为近代中医的摇篮。我来到孟河做实地考察。那是1981年的初夏，蓝天、白云，田野里金黄的麦子，江边蜿蜒的小山，我在熟悉孟河历史的巢益民医生的引导下，去走访名医的后裔门人，考察名医的故居遗迹，探寻名医发迹的土地，整个人感觉十分轻松而兴奋！那是种书斋里找不到的感觉。

自由飞翔

在日本的日子是宽松的，思想是自由的。在南京，我写文章，说观点，总要顾及周边，以免刺激他人，破坏整体的氛围。特别是谈中医，不能偏激，要讲辩证法，要一分为二，否则会遭到批评。当年我在南京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主张研究中医学术流派，主张评价历代名医学说，就被制止，并遭到冷嘲热讽，无形的压力让我胸闷。但是，在日本，我的思想可以自由飞翔，我可以根据需要大胆地提出一些假说和设想，没有妒忌，没有压制，这种轻松感，实在是太好了！

细野诊疗所的学习会在读完浅田宗伯的《橘窗书影》以后，就开始讲经方。在中田敬吾先生的鼓励下，我担任主讲。听讲者大多是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学生，还有几位临床医生和药剂师。他们的要求就是尽快了解中医，了解经方。没有考试，也无需文凭，所以，我的教学不必顾及国内中医高等院校的教学大纲，但尽量要让他们记得住，听得懂，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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