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十七岁

【白先勇的小说】/ 欧阳子

一般的作家，或因经验不足，或因文才有限，即使在文坛上成功成名，他们毕生所能写出的好作品，常常只是同一类、同一色调的。因此，对一般作家，我们常常可以轻易而明白地分类，说他们是“写实派”、“超写实派”、“心理派”、“社会派”、“新派”、“旧派”，等等。

但是，我们却无法将白先勇的作品，纳入任何一个单一的派别里。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consciousness）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

白先勇小说里的文字，很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白话，恐怕中国作家没有两三个能和他比的。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借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香港——一九六〇》里的文字，立刻传给我们一种混淆杂乱的感觉，使我们体会到香港这一小岛的可怕的混乱与堕落。《安乐乡的一日》里，在寥寥几行描写安乐乡景色的一段（小说第四段），作者用了三个“死”字（死角、死水、死寂），两个“灰”字（淡灰色、灰茫茫），此外还采用“枯竭”、“滞住”、“静寂”、“没有中断”、“没有变化”等词句，来象征女主角依萍内心的沉滞与隔世感。而作者使这故事发生在名叫“安乐乡”的地点，当然不无讽刺的效果（ironical effect）。

读者看白先勇的小说，必定立刻被他的人物吸引住。他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教育程度之高低，个个真切，个个栩栩如生。我们觉得能够听见他们，看见他们。白先勇的小说，几乎全以人物为中心，故事总是跟着人物跑的。（只有《香港——一九六〇》是例外。在这篇里，真正的主角不是余丽卿，不是她吸鸦片烟的情夫，而是香港这一个小岛）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

从这本选集里，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写作技巧方面，一直在进步着。他较早的作品，像《玉卿嫂》和《寂寞的十七岁》，虽然人物如生，故事动人，但结构方面，似较松散；有些细节，虽能使故事更显丰润，却未见得与小说的主题有切要关系。就好像作者有太多话要说，有点控制不了自己似的。但他近来的作品，好像过滤出来锻炼出来一般，结构异常紧密；没有一个细节，甚至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随便删略的。每一篇，都像一张密织的网，那样完整。若是从故事里删去任何一个插曲枝节，就可能像剪断网之一线，伤害了全体。

特别是在近作中，白先勇总是以故事里人物的动作，或该人物与他人之对话，来明示或暗示该角色的心理状态；而不直接告诉读者，该角色感觉这样，感觉那样。譬如在《一把青》里，作者要表达朱青经过战乱丧夫的惨变后，由于心死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但他不直接这样告诉我们，却采用朱青对两次事变（郭轸与小顾之飞行失事）不同的反应，做个强烈的对比，以衬托出朱青的改变与麻木。这种写作技巧，若以主角为人称来写，就很难于运用。因此，除了《寂寞的十七岁》外，白先勇的小说，若非用第三人称下笔，便是取一个次要角色，为人称，从旁观的角度写成的。这使得作者与主角之间保持距离，因而易于保持客观。

白先勇的小说中，剧景的转换与上下文的连接，非常畅顺自然。这在他的传统叙述中，固然如此；在他运用“意识流”时，更是如此。《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眼看程参谋和蒋碧月两人在一起，她的思想在瞬间逆流，回溯到过去的一幕类似的情景。于是，“现在”与“过去”流为一体，纠缠不清。但正当她再一度经验着过去那段痛苦的往事——

 “五阿姊，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游园惊梦》）

以上是白先勇擅于连接上下文的一个好例子。蒋碧月说这句话，别无他意，只是叫钱夫人上场唱《惊梦》这一段戏。但这句话紧跟在钱夫人的回想冥思之后，就明显地产生了双重作用。

白先勇的小说，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他小说中的“主题”（theme），并不比人物次要。在他后几篇里，主题甚至压在人物之上，人物像是被作者特地选出来表现主题的。在白先勇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有下列几个：

一、由于逃避“现实”，由于缺乏勇气、力量去面对与接受它，或由于只肯后顾，不肯前瞻，许多人便在不自觉间与世脱节，觉得自己一无所属，终于成为一个失败者。白先勇对这一类人物充满同情，似乎不愿归罪于他们，而归罪于我们这残酷的、过分讲究“理性”的世界。《我们看菊花去》里的姐姐，《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角，《安乐乡的一日》之依萍，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二、人性之中，有一种毁灭自己的趋向，这趋向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直把人往下拖，拖向失败、堕落或灭亡。像玉卿嫂，《香港——一九六〇》的余丽卿，《那晚的月光》中的李飞云，《谪仙记》里的李彤，都是因为敌不过自己，才走向败亡之途。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竟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我们缅怀过去，不胜今昔之感。辉煌的往日，已是一去不返；我们除了默默凭吊，默默哀悼，又能怎样？

这后一个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近几篇小说中出现。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致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与世脱节。而《谪仙记》（请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做“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的语气（tone）中，有一种怀古念旧的余韵。

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炼、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他写作客观，从不在他作品里表白自己的意见。可是读他后几篇小说，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我们感觉得出，他也像《谪仙记》里的慧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

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台湾不少比他享誉更隆、创作更丰的小说家，很惭愧我都没有机会详读，假如他们的“才”比白先勇更高，“质”更精，我当然会更高兴，为中国文坛庆幸。但从“五四运动”到大陆变色以前这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我倒读了不少，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