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

　　该书围绕着罗兰?巴尔特去世之前几年中的生活与精神状况展开，采访了他的众多朋友和学生，用文学式的笔法勾勒出巴尔塔在讲课、写作、家庭和社交方面的种种情态，写出了他晚年因丧母而极度“哀痛”、因“同性恋”问题而备受困扰的暗色生活。
　　作者意在把读者带入这位思想大师的内心深处，探寻他的人生和作品，在学术明星的形象之外，展示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面貌。

　　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法国记者，传记作家。

开头的话
1第一堂课
2罗兰与妈姆
3畅销书
4乌埃勒街那帮人
5记忆之雾都
6于尔特日记
7被缩减的时间
8冬天里的男人
9一位仁慈的同性恋者
10“鼓起来的轮胎”
11在摩洛哥产生的想法
12马尔萨：大使官邸
13帕拉斯剧院的幽灵
14普鲁斯特与我
15罗兰在纽约
16冬天的樱桃
17打破单调
18菲利普和贝尔纳
19妈姆的房间
20花神咖啡馆的寻艳者
21罗马里克与米里娅姆
22“新生活”
23斯特拉斯堡圣德尼地铁站一带
24埃利克与克洛德
25小告示
26从小青年到小青年
27下午之爱
28小伙子们的哀痛
29第三度哀痛
30哗众取宠
31死的愿望
32最后一堂课
33最后的失败
34一次大人物聚会的午餐
35前景不妙的患者

尾声
致谢
参考书目
译后记

　　该书围绕着罗兰?巴尔特去世之前几年中的生活与精神状况展开，采访了他的众多朋友和学生，用文学式的笔法勾勒出巴尔塔在讲课、写作、家庭和社交方面的种种情态，写出了他晚年因丧母而极度“哀痛”、因“同性恋”问题而备受困扰的暗色生活。
　　作者意在把读者带入这位思想大师的内心深处，探寻他的人生和作品，在学术明星的形象之外，展示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面貌。

　　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法国记者，传记作家。

　　1堂课
　　当然，她会坐在排。弟弟早就用罗兰的红色甲壳虫汽车甲壳虫汽车（laCoccinelle）：德国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生产的种微型汽车。把她带出来了。作为家里的靠山，罗兰通常不让家人参与知识界的应酬。但是，对于罗兰来说，在法兰西公学的首次开课，实实在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由于青少年时期就患上了肺结核病，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大学文凭。他会由母亲挽着胳膊走进挤满宾客的大厅吗？他会随后把母亲领引到为她安排好的座位上去吗？他的传记作者认为可以做这种判断。然而某些证人对这一点并不是很肯定。他们已不记得有过如此戏剧性的场景。不过，母亲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也许，她更需要长子搀扶着走到她的椅子那里。
　　她坐在排，身边是法兰西公学的一些明星，如米歇尔?福柯，还有路易?勒普兰斯兰盖，以及与罗兰接近的巴黎文艺界的名人，如阿兰?罗伯格里耶和菲力普?索莱尔斯等。索莱尔斯亲吻了她的手。罗兰对这一举动非常满意。这次开课，几乎与三年之后塞尔日?甘斯布的巴黎首演一样成了社交界的大事件。只不过，只有被邀请的人才有座位，其他参加者都必须临时为自己找安身之处，或席地而坐，或站在门口。那一天，罗兰的光彩达到了。索莱尔斯证实：他“简直像是柏格森”。
　　就像罗兰所诙谐地指出的那样，在61岁的时候，他终于从小学到了中学罗兰?巴尔特早这样说，见于其在法兰西公学讲授的“如何共同生活”，他说：“在何处链接？在高等实用研究院。何时链接呢？去年，在一次很小的研讨班上，那个研讨班所设想的——不，所处理的主题是：‘言语活动的恐吓。’因此，我要说：我在接受这个词语的同时，还想指出，在我看来，在‘小学’与‘中学’之间不存在不连续性。”在法语中。“小学”与“研究院”都使用同一个单词“Ecole”，而“中学”与“法兰西公学”都使用“Collège”。因此，“从小学到了中学”一语，指的就是从高等实用研究院到法兰西公学。。小学即高等实用研究院（Ecolepratique des hautesétudes），他1966年时进入那里讲课。他在那儿开办听众面比较窄的研讨班，根据身体标准和大学受教育水平亲自选择参加者。在50岁之后，他放弃了与同龄人在一起，而更喜欢让一些小伙子陪着。通过研讨班的媒介手段，他编织了一个真正的年轻知识分子关系网——他们通常都是些同性恋者，这些人以罗兰为中心又组织起了第二个家庭。在后的日子里，他认真交往的，都是他的学员：神秘莫测的让路易（JeanLouis）、迷人的尤瑟夫（Youssef）、他喜欢的另一个罗兰，还有其他17一些人。很少有女人。不过，罗兰对女人也赋予了同样的热情。他们在高等实用研究院附近街道的一家咖啡馆里继续着课程。而到了年底，所有的人又都聚集在同一条街的一家中餐馆里。一年当中，老师和他亲近的学生多次一起用餐。
　　在进入法兰西公学之后，他便与这种家庭环境断绝了来往。因为预感到他会怀念高等实用研究院里的平静气氛。“他曾经犹豫是否去当候选人，他之所以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他自己——不管怎么说，他会在这样有威望的学府里受到崇敬，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他的母亲，这是他可以给她的后礼物，因为他已经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另一位罗兰，也是他后的所爱，建议他不要跳槽，然而罗兰终选择了另辟蹊径。现在，他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期待看一场真正独角戏的大群听众。
　　也许，1977年1月7日约17时30分，在法兰西公学第八教室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害怕。那一天，他穿着他始终不换的粗呢上衣，喝了一口水后缓缓开始讲课。他滑润的嗓音构成了他的魅力之一——一种真正的“狂想曲”（克里斯蒂娃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祖籍保加利亚的法国符号学家、女权运动发起人之一。），他有条不紊地讲了课程的前面部分。有个学生做了对比：“我也听过米歇尔?福柯的堂课：根本听不清楚。罗兰很快就度过了他的怯场阶段。”他不只是仪表堂堂，而且很快就表现得像是“一位不太确定的主体”。他进入法兰西公学，正式身份是专门为他开设的文学符号学讲座的讲师。但是，他指出，由于他很早就不搞这一专业了，所以他没有什么题目可用来确立他作为研究符号的符号学家的身份。
　　说真的，从来没有谁能明确指出这位老师是哪一学科的教皇。但他肯定是教皇，因为他的影响力超过了由他的弟子们所组成的圈子：对于哪怕是很小的时事变化，他们都想听取他的意见。但是，他属于哪一种教会呢？他是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结构论者、随笔作家、道德说教家吗？他本人更喜欢不被划分到任何一类当中。也许，适合他的头衔，是在这次上课之际于《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他接受贝尔纳亨利?莱维的采访记录中想得到的那个头衔。
　　在此之前不久，根据左派知识分子的条条框框，罗兰犯了一个错误：他曾与当时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总统府一起用过午餐。和阶级对手一起吃饭、喝酒，是当时的巴黎团体所不能接受的。罗兰被要求给予解释，他便出现在贝尔纳亨利?莱维面前，以一位“神话猎手”的姿态自居，说这是因为他本性“好奇”，因此，他应该“到处走走”。
　　他一生当中，始终怀有凡事都要搞明白的冲动。他喜欢解码文学作品，但一律只是分析明显的事件及细微的现象。在早些时候出版的一本很短的自传体书籍中，他承认自己总是被这样一个问题牵着走：“这意味着什么？”并且，他总是对自己的研究作出这种庸俗的疑问：“我在农村的家里，总是到花园里小便，这是为什么呢？”他所思考的领域不是确定的，同时又是难以确定的，因为他首先服从于他随心所欲的脾气。
　　法兰西公学，是否就因为这个差一点要重新安排他呢？进入法兰西公学，一如进入法兰西学院，是需要现有成员选举的，并且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多位候选人。罗兰仅以一票的优势当选，而他注意到，当时也只有一位竞争对手充当陪衬。他没花费气力去充实差劲的履历，甚至还是个无固定职业的人。他的一位好友指出了相关原因：“他始终遵守当前的所有主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随后是符号学家，再随后是结构主义者。他在这些系统内部烹制他的菜肴。”他的某些同代人认为这种菜肴是乏味的，因此把他看作是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的人。这些人以两位法兰西公学的顶梁柱为首，他们是米歇尔?福柯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不过，他与前者有旧情。在都还很年轻的时候，他们曾一起去摩洛哥做过旅行。但是，他们终因一个人而反目。对于那次失和，有两种说法。按照种说法，罗兰大概对米歇尔的同伴表现出了过分的蔑视，因此伤害了米歇尔。罗兰曾对他的几位朋友解释说：“我不明白，一位哲学家竟然没有哲学家的样子。”这种评论，与第二种说法并非不可共存：罗兰也许对于上面所说的福柯的同伴过分感兴趣了。不管怎样，隔阂一直很深。索莱尔斯回忆说，有一次他与福柯一起吃午饭，福柯用这样的话来威胁他：“你必须在与他的友情和与我的友情之间做出选择。”
　　尽管罗兰不肯承认，但他确实很想进入法兰西公学，他向自己熟悉的公学成员表明过这种意愿。这个人大概就是米歇尔?福柯，因为后者对周围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困惑与尴尬：他没有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旧日伙伴重新会面。不过，一切都表明，因为昔日情分，他还是在这件事中发挥了作用。他毫不隐瞒对罗兰的著述的蔑视，但并不伤害罗兰本人。
　　福柯这样做，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刚好相反。列维斯特劳斯不容忍把结构主义者的标签贴在一位随笔作家身上，因为他只把这位随笔作家看作是可爱的蝴蝶猎手。而对罗兰来说，他的疑问会延续到生命的结束：列维斯特劳斯对他进入公学投赞成票了吗？答案大概只能是否定的。罗兰的一位近友说：“确切地讲，他的当选，多亏了公学里的科学家成员。那些文学家并不认为他具备资格。”
　　与这一情况有着惊人不同的是：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罗兰已经是伟大的学者之一了。在国外，他被看作是法兰西思想界的超级明星。这显然有些奉承因素，罗兰在其自传中有一幅插图，标题是“时髦的结构主义”，上面有四位装扮成十足的野人的知识分子：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他自己。您可找一下谁是其中另类的那个。在上面提到的前三位看来，罗兰只不过是《写作的零度》（Degrézéro de l?écriture）的作者。
　　对于同辈的判断，罗兰很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上完课的当天晚上，他请几位同辈去参加在尤瑟夫和让路易家里举办的宴会。福柯带着他的几位崇拜者出席了宴会。罗兰很快就脱离了他们而待在了另一个房间里。他对这次会面有些恼火：“他在组织他的苏格拉底式小圈子。”意思是他在搞同性恋小圈子。过了一会儿，人们发现罗兰在一位客人面前表现出了自卑感，因为这位客人对他们两人走过的道路做了比较：“福柯，他是一位大学者。”然而，福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跟在别人后面。但是到了1968年5月，情况颠倒了过来。福柯由于出版了《疯癫史》（Histoiredelafolie）一书，进入了他与“狂人”在一起的阶段。而这时的罗兰却表现得颇有教养，他无法忍受鼓动大学生烧毁偶像的那种对立气氛。
　　对于这课，罗兰与他在高等实用研究院的学生们一起做了多次认真准备。他既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也不是声名大噪的学者；他只想表明他决不会损害法兰西公学的名望。为了这一目的，他在文本中安排了一颗，并在结束导论之际拉动了引线：“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仅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阻止说话，而是强迫说话。”
　　所有听到课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大厅里的反应。寂静突然被打破，接着是人声鼎沸。他的一位弟子肯定地说：“他这样说，是为了使福柯感到惊讶，是为了说明他也可以煽情。”他总是带着福柯情结。但是，他失败了。一位在场的证人说，他的目光与公学的这位苏格拉底式人物交会了一下：“福柯眼睛看着天。这意味着：罗兰终没有达到高度。”一位知名的语言学家说，在听到这样的“蠢话”之后，他简直瘫痪了。一位近友告诉我：“罗兰后来一直在捍卫他的判断。但是，他完全是在自欺：他知道自己已被定格在那里。”
　　那一天，人们比任何时候都觉得无比反常。一些“学者”不乏遗憾，认为罗兰的煽情既专横又空洞。但是，在几乎全部的听众看来，他的煽情是能力所至：他的天赋之一，难道不正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的意义之中吗？讲课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向他表示祝贺。一连三年，公学的第八教室都座无虚席。行政部门只好在另一间教室安上音响设备，以便让所有在学院街上急速奔跑的人都听得到罗兰的话。到了70年代末，罗兰的独角戏真正成了必修课。
　　课的当天晚上，在尤瑟夫与让路易的住处，罗兰几乎一直是快乐的。作为擅长搞双边关系的专家，罗兰害怕他的圈内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因为这会带来“混乱”。只有福柯的随从人员待在了其他地方，因此，人们还是24搅和在了一起。即便是那位苏格拉底，终也出现在客人们中间。一位机灵的大学生抓住这一机会对福柯说：“我是神经错乱者。”福柯对答道：“这很有意思。但是，在我看来，神经错乱并不存在。”
　　罗兰开始梦想成立一个“朋友共和国”，以躲避干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总在抱怨自己不断地被那些“讨厌之人”的要求搞得很烦躁。他感叹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像这里的人，那我们可以组成多么好的社会呀。”那天晚上，只有母亲和弟弟没有参与庆贺。他对捧场的人说：“妈妈太累了，不能来这里。”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向母亲透露他是同性恋者，也没有让她认识他的那些极怪诞的朋友。作为同时有两个家庭的男子，他白天是妈妈的真正长子，晚上则是年轻人的“猎手”。热内曾区分过“牧羊女的巴尔特”与“男人妓院的巴尔特”。那天晚上，像其他晚上一样，在尤瑟夫与让路易的住处有太多的小伙子，因此不可能让妈妈和弟弟来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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