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我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书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
本书挑战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卫`格雷伯（1961-2020），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已出版作品《债：5000年债务史》《毫无意义的工作》。
作者生前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亲身参与 “占领华尔街”运动后写下《规则的悖论》。该运动为广大失业人口发声，深深撼动了长期由极富人口垄断社会资源的美国。

为了向大卫·格雷伯致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自202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大卫·格雷伯纪念讲座。

导 论 自由主义铁律与全方位官僚化的时代
章 想象力的死区：论结构性愚蠢 
所有的官僚制度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然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因为总有很多人无法达成预期，后得出的结论却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具体个人不够称职。

第二章 论飞行汽车与下降的利润率
互联网软件开发，将创造力终被集中用于创建更多的填表平台。近几十年来所有旨在将我们从行政职责中解放出来的软件，终把我们都变成了兼职或全职的行政人员。

第三章 规则的乌托邦，为什么我们终究还是喜欢官僚制 
一个权威体制自我宣传的有效方式之一，不是直接谈论自己的优点，而是创造一幅栩栩如生的反面图景，告诉人们如果没有它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比方说，父权制权威、资本主义或国家。

附录

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我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书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
本书挑战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卫`格雷伯（1961-2020），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已出版作品《债：5000年债务史》《毫无意义的工作》。
作者生前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亲身参与 “占领华尔街”运动后写下《规则的悖论》。该运动为广大失业人口发声，深深撼动了长期由极富人口垄断社会资源的美国。

为了向大卫·格雷伯致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自202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大卫·格雷伯纪念讲座。

导论 自由主义铁律与全方位官僚化的时代

今时今日，官僚制 已经没什么人提了。可回望上世纪中叶，尤其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个词随处可见。社会学大部头纷纷顶着宏大的标题出现，诸如《官僚制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Bureaucracy） 、《官僚体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乃至《世界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另有一些短小精悍的论著广为流传，比如《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 、《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 或《如何惹恼官僚》（Bureaucrats: How to Annoy Them） 。卡夫卡式小说和讽刺电影层出不穷。似乎人人都发觉现代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就是官僚生活和官僚手续的流弊与荒谬，而这极富探讨价值。但自70年代以降，相关热度出现了不寻常的衰减。
就从下图来看，它勾勒出了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官僚制”一词在英文著作中的出现频率趋势。及至二战后，这一话题还只是不温不火，而从50年代开始，对它的讨论度开始飙升，并于1973年达到，随后缓慢却决绝地降了下去。

为什么呢？一个明摆着的原因是我们习以为常了。官僚制度成了我们每日呼吸的空气。现在，让我们想象另一张图，假定它能反映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抑或一个英国人，或一个泰国人——平均每年耗费多长时间用于填表或履行其他纯官僚性的事务。（不用说，这些事务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再涉及实打实的纸质文书了。）这张图大抵会呈现出与张图相似的曲线——一路爬升至1973年。不过自此，两条曲线将分道扬镳：这一条曲线并不会回落，而是会继续上升，甚至陡峭攀升，对应的是20世纪后期，中产公民耗费了空前的时间去摆平各种联络电话和网络界面，更倒霉的情况下还得花更大把的时间越过层层加码的环节，以获取日益微末的社会服务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多少都在探讨这一分野。我们不再思考官僚制了，哪怕它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存。仿佛一整个行星文明都决定自欺欺人，在这个话题出现时充耳不闻。
60年代的社会运动总体上受了左翼思潮的启发，但同时也有对官僚制的反抗；或者更准确而言，是对官僚化思维定式的反抗，反抗战后福利国家的那种荼毒人心的循规蹈矩。不论在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公职人员面前，60年代的反叛者都力争个性的表达和自发的互助，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控制（“谁需要规章制度啊？”）。
随着旧式福利国家的崩溃，这一切似乎一下子成了过去式。强调用“市场对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右派运用起了反官僚的个人主义话语，变得越发激进，而主流左派的斗争越来越沦为某种防御行为，竭力要挽救旧式福利国家的残余力量：本着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它默许甚至带头尝试将部分服务私有化，并将越来越多的“市场原则”、“市场激励”和基于市场的“问责程序”纳入官僚制度本身的框架。
这招致了一场政治灾难。确实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形容它了。对于任何社会问题，现存的“温和”左派给出的对策总会成为烂的官僚主义元素和烂的资本主义元素惨不忍睹的大杂烩。（而激进左派的对策如今几乎找不到立锥之地。）简直像是有人刻意创造了一种不讨喜的政治立场。它相当于残存的左翼理想真信徒的某种认证，谁要是考虑为推行这种玩意儿的政党投票，铁定不是因为赞同政策本身，而只是因为自认属于中左阵营的人根本没有别的政策可推。
所以每逢社会危机，都是右派而非左派成为公众发泄怒火的阵地，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右派好歹有一套对官僚制的批判。谈不上多好，但至少是有的。左派压根儿没有。如此一来，当自诩左派的人对官僚制确有不满时，通常只能采用一种打折版的右派批判理论。 

这套右派批判理论不难拆解。它的源头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 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中产阶级圈子里出现了一种论调，即文明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渐进的、不平衡的但在所难免的转型，脱离军事精英的主宰，包括他们的威权政府、宗教教条和等级区隔，转向自由、平等和开明的商业自利。中世纪的商人阶级像白蚁一样从根上侵蚀了封建旧秩序——白蚁，没错，不过是好的那种。在自由主义版本的历史叙事中，随着盛极一时的极权专制国家被推翻，苟延残喘的旧秩序将告终结，国家将让位于市场，宗教将让位于科学，固化的阶层和侯爵、男爵夫人之类的身份将让位于个体间的自由契约。
现代官僚制度的出现对这套叙事而言构成了某种问题，因为它格格不入。按理说，那群坐办公室的老古板连同他们精心设计的指挥链，本该只是些封建残余，很快就会步军队和军官团的后尘，像人们期待中的那样逐渐变得无足轻重。随便翻开一本19世纪末的俄国小说：所有旧贵族家族的后人——其实基本就是书中的全部角色——都变成了军官或公务员（没见有谁从事其他工种），军队和文官集团有着几近相同的职级、头衔，并惺惺相惜。可这里明显有个问题。如果官僚只是封建残余，为何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数量逐年递增，不仅是在俄国这样的老顽固国家，还包括英格兰和德意志这样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
这套论述的第二层在于，官僚制本质上是民主项目的一项固有缺陷。 它的头号鼓吹者是被流放的奥地利贵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他在1944年的著作《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中声称，从组织信息的效率上看，政府管理系统照理说永远比不上无人格的市场定价机制。然而，扩大投票权为经济博弈中的输家赋了权，他们势必呼吁政府干预，而这种干预被包装成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高尚规划。冯·米塞斯也承认，许多人完全本着好意在支持这种对策，可他们的努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他认为这些人终将摧毁民主自身的政治基础，因为社会项目的管理者不可避免会形成权力集团，其影响力远大于民选的政府执政者，并支持日益激进的改革。冯·米塞斯认为，当时在法国或英国（更别说丹麦或瑞典了）等地出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势必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导向法西斯主义。
照此来看，官僚制的崛起是好心办坏事的终极写照。对此，罗纳德·里根那句著名的论断可能给出了直击人心的通俗解读：“英语里可怕的九个字莫过于：‘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问题是所有这些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几乎不相干。首先，从历史上看，市场并不是作为独立且对立于国家当局的自治的自由领域而出现的。情况恰好相反。历史上的市场通常要么是政府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副产品，要么是政府政策直接创造出来的。至少自发明造币以来就是如此，它初是作为供给士兵的手段被创造和颁布的；在欧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人采用的是非正式的信用安排和诸如金、银、铜这样的实物货币，他们成就的无人格市场主要还是服务于动员大军、洗劫城市、索取贡品和处置战利品。现代中央银行体系起初同样也是为资助战争而创建的。这便是传统历史存在的个问题。还有一个更戏剧化的问题。认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对立且独立于政府的观点至少始于19世纪，它被用于捍卫旨在削弱政府角色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政策从未产生这种效果。例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削弱国家官僚制度，结果恰恰相反：法律办事员、登记员、稽查员、公证员和警员的队伍不断壮大，是他们成就了自由主义梦想中的那个自治个体间自由缔结契约的世界。事实证明，维持自由市场经济所需的文书工作比路易十四式专制君主政体的多出一千倍。
旨在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政府政策到头来实际产生了更多的法规、更多的官僚和更多的警察，这个明显的悖论司空见惯，以至于我觉得我们有理由视其为某种普遍的社会学定律。我提议将它命名为“自由主义铁律”：

自由主义铁律表明，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