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实质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合适的诠释角度。 

左东岭，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jiaoyu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理事等职务、社会兼职为全国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委、《文学遗产》与《文献》刊物编委等。曾入选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市学术创新人才资助。2002年获jiaoyu部青年教师奖，2009年获国务特殊津贴。先后出版学术著作：《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明代心学与诗学》、《中国历代诗歌选读》（合著）、《中国古代小说史专题》（合著）等，发表90余篇学术论文。

第一章 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第一节 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 

一、方孝孺之死——士人的悲剧与尴尬命运的序曲 

二、成祖朱棣的政治策略与永乐士人的无奈

三、仁、宣士风与台阁体

四、于谦之死——士人的尴尬与绝望

第二节 理学、八股与明代前期士风

一、八股科举制度的选择与理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二、科举与圣学：手段与目的的颠倒 

三、理学流行中的士人人格与心态 

第三节 白沙心学与明代士人人格心态的变异 

一、江门心学的内转及其时代印痕 

二、内在超越与江门心学的价值取向 

三、受用与责任——陈献章的复杂矛盾心态 

第二章 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一节 弘治、正德的士人心态与阳明心学发生的心理动机 

一、弘治、正德二朝的士人境遇及其心态流变 

二、“龙场悟道”的心理动机与王学产生的意义 

第二节 良知说所体现的阳明心学境界 

一、致良知与四句教之关系与阳明之学术风格 

二、“无善无恶”与“致良知”所体现的人生境界 

三、“致良知”说产生的时代原因及其王阳明的人生实践

第三节 王阳明的求乐自适意识及其审美情趣 

一、求乐与自得

二、王阳明的审美情趣

三、王阳明的归隐意识与明代士人生存空间的拓展

第三章 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一节 嘉靖朝政治与士风演变以及王学之遭遇 

一、“大礼议”对嘉靖士风之影响与王学所扮演之角色

二、世宗独裁与阳明心学之际遇

三、嘉靖晚期士风与王学的扩张变异

第二节 王艮——儒家狂者的典型 

一、“思出其位”的进取意识

二、守道尊身的人格设计及其对时代的回应

三、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

第三节 罗洪先——归寂与自保的代表 

一、“归寂”的原因及其所蕴含的人生追求

二、“彻悟仁体”与罗洪先的晚年心态

第四节 王畿——三教合一与士人心态的新变化 

一、心学的内部学术对话与王畿的良知观

二、王畿心学理论所体现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王畿的人生实践与人格心态

第五节 唐顺之——从气节到中行的心学路径 

一、阳明心学与唐顺之的学术思想

二、唐顺之的心学思想与文学思想

三、阳明心学与唐顺之的晚年心态

第四章 阳明心学与晚明士人心态

第一节 风云变幻的晚明政局与阳明心学的历史命运 

一、张居正与阳明心学

二、晚明政局与阳明心学的历史走向

第二节 李贽——阳明心学转折的标志 

一、李贽的心学因缘与其人格心态之特征

二、自适与真诚—李贽对心学理论的改造与超越

三、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一）

第三节 阳明心学与晚明言情思潮 

一、汤显祖的心学渊源与其言情说的内涵

二、心学影响与佛学因缘——汤显祖人格心态演变轨迹描述

三、冯梦龙的人格特征与其情教说

第四节 阳明心学与追求性灵的士人心态 

一、公安派的心学渊源与求乐自适的人生价值取向及其人格心态

二、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二）

三、从公安到竟陵——晚明士人由开放到封闭的心态转换

主要参考引用书目 

后记

再版后记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实质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合适的诠释角度。 

左东岭，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jiaoyu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理事等职务、社会兼职为全国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委、《文学遗产》与《文献》刊物编委等。曾入选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市学术创新人才资助。2002年获jiaoyu部青年教师奖，2009年获国务特殊津贴。先后出版学术著作：《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明代心学与诗学》、《中国历代诗歌选读》（合著）、《中国古代小说史专题》（合著）等，发表90余篇学术论文。

• 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本书是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态关系的研究。如果就阳明心学所发生的具体原因而言，则是士人对明代中期种种变化了的历史状况的回应，尤其是在明代中期日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安顿士人个体生命，更是其发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尽管阳明心学的产生时间是在弘治、正德年间，但若从更为深层的原因看，它理应是整个明代前期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阳明心学犹如一棵大树，它固然生长于明代中期，但它的根却伸向了整个明朝一代。如果对明代各种政治文化措施一片茫然，如果对明代前期的历史状况不甚了了，便很难弄明白阳明心学发生的真正原因，也很难把握其学说的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中晚明士人的人格心态所造成的真正影响做出准确的描述了。因此，本章即先从明代前期的历史状况谈起，以便具体探讨阳明心学所产生的真实契机，并为全书的行文建构一个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对明前期政治变迁中所显示的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种关系中所形成的士人心态的研究与描述，其核心在于表现明前期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对士人心态所造成的影响。第二节是对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八股制艺的选拔方式与程朱理学的选拔标准两个侧面，其核心在于探讨科举制度所具有的谋取个体利益的实质与理学道德理想化标准之间的背离，以及对士人的人格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三节是对陈献章的心学内涵及其人格心态的研究，其核心在于指出明代思想界试图通过心学的建立来对时代进行回应，从而为士人的生命安顿寻觅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显示了阳明

心学产生时那种呼之欲出的必然趋势。

• 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

• 方孝孺之死—士人的悲剧与尴尬命运的序曲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独具品格的朝代。一方面，它像宋代一样，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官制度。这主要是指其立国的宗旨为礼法并举的儒家礼乐制度，其选拔官员的方式为程序严格的科举制度，其官员构成与权力的实际操作也都由受过儒家诗书教育的士人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士人是这个朝代实际利益的真正获得者。然而另一方面，明代又是一个帝王专制空前强化的时代。在明初的洪武时期，朱元璋将中国历史上曾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彻底废弃，把权力下分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设内阁，立大学士数名以备顾问并负责处理章奏诰敕等文字工作。由此，贯穿明代二百余年的内阁制正式形成。在此种制度下，皇帝的权力凌驾于文官集团之上而缺乏必要的限制是不言而喻的。就理想状态言，皇上与文官在共同遵守仁义礼智的伦理原则亦即儒道的前提下，方能和衷共济以求取共同的利益。如果说皇上代表权力之势而文官集团代表伦理之道的话，就需要达到势以道为依据而道借势以流行的和谐一致。但是由于皇上的权力与欲望在明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上述所言的理想状态在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便很少能够得以实现。许多士人为此进行过抗争，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于是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一种士人人格心态由悲愤尴尬趋于疲软平和的历史态势。此一趋势的奠基者就是那位死得凄惨而又悲壮的方孝孺。

　　明人李贽曾对明前期数位帝王的施政特征做过一个概述：“唯我圣祖，起自濠城，以及继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自是而后，建文继之纯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则又恩威并著而不谬。仁宗之纯用仁，而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则又仁义并用而不失。”（《续藏书》卷一）a 倘若将此段文字做一简化，则为：太祖——用威，建文——用仁，太宗——恩威并用，仁宗——用仁，宣宗——仁义并用。本段文字如果剔除当朝人对列祖列宗的崇拜与歌颂的情绪，其论断则基本符合历史实际。在洪武时期，朱元璋为矫元末贪污放纵之习，以酷刑整顿吏治，行严法扭转士风。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宋濂、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基后，士人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就不难发现这位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这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方孝孺则是这仁治舞台上协助建文皇帝的主要角色。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他像洪武时的其他士人一样，亦曾有过痛苦的经历。他生于元至正十七年，明王朝建立时，已经十二岁，元末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情景应该依稀留在他的记忆中。其父方克勤曾坐“空印”案而被诛，据《明史》本传记载，他曾“扶丧归葬，哀动行路”。（卷一四一）其本人亦曾被仇家牵连而逮至京师。但或许由于他太年轻，太祖朱元璋竟然放过了他，认为“今非用孝孺时”而令其处下僚以“老其才”。这些经历使他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心态，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孝孺学术纯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集部，别集类二三）由此可知孝孺是位学术纯正而又志气豪迈的儒者，他既没有刘基叹老嗟卑的畏惧失望心理，也不像高启那样缺乏政治热情而甘居草野，他不仅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而且此种志向是其反复斟酌、深思熟虑后的人生选择。其《立春偶题二首》曰：“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声。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百念蹉跎总未成，世途深恐误平生。中宵拥被依墙坐，默数邻鸡报五更。”（《逊志斋集》卷二四）该诗显然作于洪武时期，在进退失据的情景中，他夜半拥被而坐，默默思考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而渊明与孔明这二位退隐自适与济世忧民的大贤便是他此时的人生楷模。但后来在其所作的《闲居感怀十七首》中，其志向便已集中于济世一端，试选数首为证：“凤随天风下，暮息梧桐枝。群鸱得腐鼠，笑汝长苦饥。举头望八荒，默与千秋期。一饱亮易得，所存终不移。”（其二）“乘时功易立，处下事少成。君看萧曹才，岂若鲁两生？贤豪志大业，举措流俗惊。循循刀笔间，固足为公卿。”（其三）“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其八）（《逊志斋集》卷二三）依然是身处下僚，依然是境遇窘迫，却已经自视为凤凰贤豪，蔑视庸人般的鸱鸟追逐腐鼠，不愿做萧曹般的刀笔俗吏，甚至连商鞅、周公的只为一姓一朝亦不被其欣赏，他所追求的是大禹治水般的忘我奉献精神，目的是“为斯民谋”。怀抱如此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建文皇帝登基后即诏行宽政并锐意复古，方孝孺从中当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人对建文君臣恢复井田旧制与《周礼》之古旧官称往往持批评态度，如清人评曰：“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宫改制定礼。即使燕王兵不起其所施设，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集部，别集类二三）建文君臣的行为主张自然是幼稚可笑迹近荒唐，然而却不必怀疑他们对政治理想追求的真诚热情与君臣间关系的融洽和谐。方孝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自己志向的追求与人生理想的满足，没有丝毫的被动勉强。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绝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就实际情形论，方孝孺在所有殉难文臣中，是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存活下去的人物，故后人曾对此论曰：“惟是燕王篡位之初，齐、黄诸人为所切齿，即委蛇求活，亦势不能存。若孝孺则深欲藉其声名，俾草诏以欺天下，

使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同上）以实而论，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的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从此一角度言，可以同意某些学者的观点，将他的死视为“儒家之绝唱”。因此，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现在将《明史·方孝孺传》中描述其死的场面摘引如下：

　　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卷一四一）

后 记

　　本书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研究的最终成果。本项目就其研究范围而言，乃是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态及其行为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因而也就相应地采取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法，具体考察了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乃是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方提出了其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运行中，它却伴随着环境的挤压而逐渐向着个体自适倾斜，从而变成了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写作的初衷乃是将其作为明代文学

思想研究的一个环节，通过对阳明心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更深入地认识当时文学思想的内涵与演变线索，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曾有意识地对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多增加了几分关注。但是，就整体而言，基本还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加以关照的，即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对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关系的考察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从而将其写作目的扩展为：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实际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合适的诠释视野。至于说本书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则只有靠读到它的专家学者们去判定了。

　　就本书来说，如果论起感受之深来，写作的过程实在是大大超过了写作的内容。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所经受的苦辣酸甜，不仅是一种重要而丰富的人生体验，而且也是一次人生经验的总结与人生境界的提高。

　　当窗外的树木经过了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几度变换之后，我终于做完了这个科研项目。说心里话，实在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屈指算来，距我开始对本论题的研究已经整整四年了。本来，这个项目是我整个学术计划的一部分，是早就想做的。当我在1992 年初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计划做一部《明代文学思想史》，但我的导师罗宗强先生认为此一题目太大，绝非短时期所能毕功，与其大而无当，不如小而深入，于是最终选择了《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曾计划将此博士论文题目作为研究的第一步，并计划第二

步对王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想的关系展开研究，第三步再写作《明代文学思想史》，或许会更显扎实些。因而在1996 年，便以“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为题，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并获准立项，原计划在三年内可从容地将其完成。然而，工作期间的研究毕竟与读书时大有不同，刚刚毕业需要安顿家庭，又要做好系里安排的工作，因而便不得不时时将精力从研究对象上移开。可是当你再回到题目上来时，又不能不花大力气整理散乱的思绪，以便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