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在写作这本《中国海军的长江抗战》时，心情始终是十分沉重的。虽然有些事迹间或能让人产生一些兴奋，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填削亏欠的遗憾和躁动思绪的膨胀，因为这毕竟是一段让人心痛的历史，每一个海军军人都必须从责任的角度去审视她。

谈到海军的长江抗战，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甲午年那场悲壮而屈辱的战争，因为在这两场中日战争中，海军的作战方式有着天壤之别。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尽管以全军覆没而告终，但与日本海军进行了三次真正的海上较量，特别是黄海海战，是近代以来世界上少有的大规模的铁甲舰之间的战争。而四十二年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国海军已经完全丧失了在海上与敌人相抗衡的能力，其主力不得不退缩于长江之中，利用沉船、水雷、炮台等最简单的手段打了一场“窝火”的战争。

四十二年的光阴让中日海军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究竟是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将中国海军导向了这样的结局？

个人的一点感想算作“自序”吧！

中国近代海防建设起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猛烈撞击着中国的国门，国内政治局势在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进入了暂时平稳时期。而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却有不断加深的趋势，特别是中国的近邻日本，面向中国磨刀霍霍。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给了中国海军以发展的需要和契机。于是，1888年晚清政府建成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海军。

然而，晚清统治阶级并没有理解近代化海军的全部意义，为北洋海军制定了一套消极、保守的海军战略，试图不通过战争，在“猛虎在山之势”的威慑中，达到守住国门的目的。显然，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中，这一海军战略无疑是难以奏效的。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是一场海军制胜的战争，海军的命运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战后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对海军建设展开反思，可结论却出现分歧。

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所以，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而刘坤一却认为，海军既覆，不惟一时巨款难筹，将才尤属难得。因此，目前不必遂复海军名目，不必遂办铁甲兵轮。这两种观点，代表了晚清统治阶级对海防建设的两种不同的认识。一边是不发展海军，就无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的观点；一边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之下，通过发展海军难以摆脱奴役和掠夺的论调，它们将中国海军建设推向进退两难的境地。

1907年，经过了阵痛的清政府，在内外强大压力下开始了重振海军的工作。当时任练兵处提调的姚锡光充满激情地制订了一系列海军发展计划，为重振后的中国海军描绘了美丽的蓝图。但清政府并没有那样的决心，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放手任中国海军自由发展，姚锡光的计划又一个接一个地变成空文。然而，清政府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统一了全国的海军，建立起了一支拥有巡洋和长江两支舰队的海军，只不过这支海军已经不能与北洋海军同日而语了。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此时正是西方各国海军在马汉海权理论指导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中国海军也在期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可事与愿违，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刚刚有所耳闻的中国，没有出现如同西方各国发展海军的客观环境，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没有建立起他们所希望的资本主义制度，辛亥革命的成果被新的封建势力所窃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依然深重，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苦苦挣扎，抑制中国海军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依然顽固地存在着。

袁世凯控制北京政府以后，政治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经济上，疯狂掠夺人民的财富用于战争，国家经济滑向崩溃的边缘，海军失去了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袁世凯死后，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下，北京政府内部发生了分裂，直、皖、奉三派军阀各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夺占势力范围展开连年混战。海军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内战中的中国海军，完全丧失了抵御外侮的功能，它们为着各自所追随的军阀势力，奔波于江河湖海之中，靠军阀的残羹剩饭维持着脆弱的生命。

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标志着国民党南京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海军也走上了统一的道路。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巩固统治地位，极力消除异己，“全国统一”既是旧军阀混战的结束，也是新军阀混战的开始。

从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到1932年1月国民党实现“党内统一”，3年新军阀混战，依然使海军难以找到归宿。新军阀混战刚刚接近尾声，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益颓废的海防建设，国内的有志之士开始大声疾呼：“我们若是再不讲究海军，不但已失的地，没有实行收还的日期，还恐怕以后不断绝地断送尽在后头，结果非把整个的国土断送完了不止。”此时的海军建设，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部的暂时统一，新军阀混战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日本的战争威胁，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和加强海军建设的迫切愿望。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把抵御外敌侵略作为首要任务，而是把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成当务之急，他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承袭了旧军阀对待海军的态度，不但不发展海军用于对外，而且把仅有的一点海军力量投入到剿共的战场上。

纵观海军四十多年走过的道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海军的衰弱，是几届封建政府不顾海军发展的主客观要求，长期漠视海权、轻视海防建设的结果，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社会制度是海军发展的政治条件。海军战略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国家战略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决定国家战略的科学性，进而决定海军战略的可行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导致了畸形的国家战略，从而使海军战略失去了完整性和先进性，海军建设必然走入歧途。

第二，经济实力是海军发展的物质基础。海军是一个技术军种，对物质的依赖远远超出一般程度。西方近代海军的发展，具有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当时，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进而使海军舰队的建立和发展成为必然。而大量财富的聚集，又为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近代海军的产生是晚清政府引进西方工业技术成果的结果，缺乏国内工业基础，这就大大抑制了海军的发展。

第三，海权意识是海军发展的推动力。如果说西方海权意识的产生是出于掠夺海外经济利益的需要，那么，对于弱小的沿海国家来说，海权意识对保护国家利益不被掠夺，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晚清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走向消亡的阶段，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变得畸形，不可能出现象西方那样的大规模的原始积累时期，也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从而使中国失去了发展远洋海军的客观要求，加之中国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影响，中国人海权意识的觉醒也就迟迟不能到来。

一个沿海国家，漠视海权、忽视海防建设，必然会付出沉重代价，这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的历史结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主力海军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练习舰队无力与日本海军决战于海上，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练习舰队在上海参加淞沪抗战，第一、第二舰队则退守长江，在江阴建立了沉船阻塞线。日军为打通长江航线，利用优势空中力量，对中国防守舰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海军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几乎全军覆没。失去舰船的中国海军利用舰炮设置岸上炮台配合陆军作战。当炮台先后陷落后，又组成布雷游击队，在长江中下游与日寇展开持久战，直至抗战结束，创造了布雷游击战的新战法，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国海军的长江抗战不仅粉碎了日军水陆并进的战略意图，而且为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军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马骏杰，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审专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曾长期执教于海军航空大学，全军优秀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海洋文化史、中国海军史教学与研究。在《抗日战争研究》《历史档案》《军事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主力海军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练习舰队无力与日本海军决战于海上，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练习舰队在上海参加淞沪抗战，第一、第二舰队则退守长江，在江阴建立了沉船阻塞线。日军为打通长江航线，利用优势空中力量，对中国防守舰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海军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几乎全军覆没。失去舰船的中国海军利用舰炮设置岸上炮台配合陆军作战。当炮台先后陷落后，又组成布雷游击队，在长江中下游与日寇展开持久战，直至抗战结束，创造了布雷游击战的新战法，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国海军的长江抗战不仅粉碎了日军水陆并进的战略意图，而且为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军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马骏杰，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审专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曾长期执教于海军航空大学，全军优秀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海洋文化史、中国海军史教学与研究。在《抗日战争研究》《历史档案》《军事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