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延安精神

前  言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由原中央红军一军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由此落脚陕北，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到北方的转移。

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离开当时的驻地保安，于1月13日进驻延安。1947年3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起所谓的重点进攻，并以14万人分两路进攻延安，3月18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离战斗、生活了10年又3个月的延安。从延安撤离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从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前往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于23日在吴堡县的川口渡过黄河离开陕北，进入晋绥解放区的临县。如同宝塔山是延安的象征，延安又是陕北的象征，中共中央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共28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占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近一半的时间。这是中国共产党成长成熟的13年，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13年，在党的全部历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延安这座坐落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古老城市，因为在中国革命中的神圣地位而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在火热的革命岁月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了一系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延安精神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10 月，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在学习和感悟延安精神的过程中，笔者编写了这本书，以示对这一伟大精神的崇高敬仰。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延安精神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品格与气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气神的体现，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中光辉绚丽的篇章。《永远的延安精神》既讲历史，又讲理论，通俗易懂地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探索延安精神之源、诠释延安精神之魂。并结合时代特点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底色。

罗平汉，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毛泽东与红军的创建发展》等。

001  第一章 十三年奋斗与延安精神的生成

002  一、落脚陕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11  二、神圣抗战的中流砥柱

028  三、开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035  四、努力争取和平民主

043  五、实现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

050  六、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锻造出伟大精神

063  第二章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064  一、“政治方向好像是一个人的头”

074  二、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

087  三、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

112  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143  五、以党性修养牢固政治方向

157  第三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58  一、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168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

179  三、既解放思想又统一思想

203  四、在调查研究中深化对实事求是的认知

225  第四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226  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237  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255  三、“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

269  四、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

297  第五章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98  一、“永远不在困难面前退缩”

310  二、“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318  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32  四、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延安精神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品格与气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气神的体现，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中光辉绚丽的篇章。《永远的延安精神》既讲历史，又讲理论，通俗易懂地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探索延安精神之源、诠释延安精神之魂。并结合时代特点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底色。

罗平汉，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毛泽东与红军的创建发展》等。

• 十三年奋斗与延安精神的生成

一、落脚陕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陕北，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陕西省的北部地区，包括今天陕西省的延安市和榆林市。它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与甘肃、宁夏毗邻，北与内蒙古相连，南与陕西关中相接，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区。战国的秦昭王时期，秦国就在延安一带置高奴县。历史上，延安长期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陕北是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党成立后不久，就有陕北籍的进步知识分子如李子洲等人加入党组织，他们随后返回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此后，陕北地区党团组织相继建立，到1926 年 6 月，陕北共建有党组织 7 个，党员近 60人。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地区的党组织与党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27 年 10 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后，陕北地区的党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武装斗争的探索。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并先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1935 年初，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实现统一，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年 9 月中旬，原来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经过战略转移，来到了延川县的永坪镇。随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 8.6 万余人从中央苏区转移，踏上了漫漫西征之路，于 1935 年 6 月在川西地区与先期转移到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由于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公然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的正确方针，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界退却，甚至电令红四方面军已经过了草地的部队南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率红一军、红三军（即原中央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不久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行北上，随后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 9 月 18 日到达甘肃岷县南部的哈达铺（今属宕昌县）。在哈达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通过阅看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了解到陕北仍然有党领导的红军与根据地，便提出到陕北去安家的主张。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通渭县的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会后不久，陕甘支队翻过六盘山，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历时一年之久的长征胜利结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并相继建立了若干块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走向了复兴和发展。但是，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各革命根据地强行贯彻其“左”倾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相继失利，这些根据地的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长征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区域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的长征之所以长达一年之久，行程达二万五千里，就是因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落脚安家之处。此时，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硕果仅存的一块有较大面积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就显得尤其珍贵，它使经过长期征战的中央红军有了一个安家之处，有了一个可以休养生息的地方。自此，陕北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进驻最久的地方。

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序列。1936 年 2 月，红一方面军进军山西开展东征，扩大了红军和红军的影响。同年 5 月起，又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进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1936 年 7 月，原来活动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人的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在四川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灵活而又坚决的斗争，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加之得到徐向前等众多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并于同年 10 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实现会师。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人间奇迹。毛泽东说过：“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中红军将士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条条江河，一路宣传革命道理，以自己的行动宣示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无坚不摧的优秀品质，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党的影响。红军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铸就的长征精神更是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从 1935 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及北平、天津五省两市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首要任务是实现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1935 年 8 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这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向北平当局请愿。在请愿未果的情况下，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这场运动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响应，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形势的发展需要党及时调整方针政策。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针对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议指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广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富农和小地主、一部分军阀，对革命也采取同情的态度甚至有参加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应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适应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会议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富农的土地财产除封建剥削外采取保护政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动员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会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党应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用共产主义把许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政治水平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这些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党已经开始成熟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掌握强大武装的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不得不与之开展武装斗争，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表明党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为了加强北方地区党的工作，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发展，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后，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了华北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恢复、整顿、重建曾经遭受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1936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功。1936 年下半年起，党在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显著成绩，接办并改组了抗日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一方面加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另一方面又主观地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元气大伤，已成强弩之末，可以用类似招安的方式让共产党就范，并以此应对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从 1935 年冬天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但由于蒋介石没有诚意，提出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谈判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尽管如此，国共两党间的接触与谈判，毕竟使双方之间有了联系沟通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