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

本书是作者获茅盾文学奖后的本新书，也是作者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可谓集才华、才气于一身的智性写作。全书分为五辑，“玫瑰就存在于玫瑰的字母之内”“他们有博尔赫斯，我们有羊双肠”“从‘李花腔’到‘应物兄’”“我写作，因为我有话要说”“像飞鸟一样掠过天空”，精选了近年来作者在一些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自语的序跋，影响至深的一些人与事。其中包括茅奖热点《应物兄》的答记者问，披露写作秘闻与内幕，颇有看点。李洱多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使其散文焕发出一种智者的风貌，令人回味。

李洱，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郑州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以及《李洱作品集》（8卷）。长篇小说《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

辑一  玫瑰就存在于玫瑰的字母之内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熟悉的陌生人

汉语写作的荣幸

——谈张炜

点亮夜空的《朝霞》

——谈吴亮新作

时间、语言、舌头、价值观与写作

——小说《鸠摩罗什》触及的问题

奔向永恒的途中

辑二  他们有博尔赫斯，我们有羊双肠

中国小说的未来

文学的本土性与交流

先锋小说与“羊双肠”

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

文学是一种质疑，是一种对话

我还是一个新手

回到珍贵的时刻

辑三  从“李花腔”到“应物兄”

写作可以让每个人变成知识分子

——答傅小平

长篇小说是对世界与现实提出的一个疑问

——答张杰

“知言行”三者统一，是我的一个期许

——答舒晋瑜

辑四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要说

一次精神的历险

深于谎言，深于啼笑

说透与不说透

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自述

生活和时代的注脚

十三年，我尽了力

辑五  像飞鸟一样掠过天空

巴金的提醒

生前是传奇，身后是传说

——记钱谷融先生

送别雷达

作为一个读者纪念史铁生

高眼慈心李敬泽

梁鸿之鸿

毕飞宇二三事

向宗仁发们致敬

当学昕选择做一个文人

说邰筐

沁河的水声

唐山牌抽水马桶

足球的文化救赎

一些事

本书是作者获茅盾文学奖后的本新书，也是作者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可谓集才华、才气于一身的智性写作。全书分为五辑，“玫瑰就存在于玫瑰的字母之内”“他们有博尔赫斯，我们有羊双肠”“从‘李花腔’到‘应物兄’”“我写作，因为我有话要说”“像飞鸟一样掠过天空”，精选了近年来作者在一些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自语的序跋，影响至深的一些人与事。其中包括茅奖热点《应物兄》的答记者问，披露写作秘闻与内幕，颇有看点。李洱多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使其散文焕发出一种智者的风貌，令人回味。

李洱，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郑州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以及《李洱作品集》（8卷）。长篇小说《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

一些事

那段日子里，只要母亲在北京，每天早上，我拎着饭盒打的到上地车站，乘地铁十三号线到西直门，然后步行五百米到北大人民医院。在那里，我强颜欢笑，与母亲聊天，或躲着母亲，在楼梯上与父亲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十点钟，我再原路返回。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再次来到病房。苦痛和无奈像铅水灌注于心头。母亲刚过六十岁生日，对我来说这过于残酷了。母亲生病期间，我每天谎话连篇：医生说，你今天比昨天好多了；以前的医生诊断错了，现在的医生说，你只是腹膜炎而已；你胖了；等等。我还给母亲讲笑话呢。对一个人的安慰，就是告诉他，有人比他还不幸，但这一点在母亲那里不能奏效。我只能给她讲笑话。我吃惊于我讲得越来越自然。她也给我讲笑话。我后来想到，母亲留给我的的遗产，除了承受力，大概就是讲笑话的能力。

母亲从未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生病之后，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她什么都放心，就是不放心我身边没有孩子。当时我和妻子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但那天，我回到家里，把母亲的话讲给了妻子。妻子说，那就赶紧生个孩子吧。我的安慰是母亲看到了这个孩子。母亲在一次化疗之前，坐在那里抱着孩子看了又看。她已经没有力气抱着孩子站起来了。我拍了很多照片，关于母亲和孩子。后来妻子把那些照片洗出来了，我赶紧把它们收藏起来。我不敢看那些照片。

积蓄终于要花光了。能报销的药是不管用的，管用的药是不能报销的，除非你有一定的级别，这是国家的规定。虽说在别人看来，家里也算小康，但转眼之间就堕入了困顿。向人开口借钱，需要极大的勇气。坐着晃荡的地铁，我揉着太阳穴在想，就跟那些曾向我借过钱的人张口吧。我想到了一个富人，有一年春节前，通过朋友找到我，向我借了十万元，为的是给闹事的员工发奖金。她承包的工程跟中国能源战略有关，涉及核电站呢。十万元对她来说实在不值一提，微如尘埃，以至她后来都忘了。一次在朋友的饭局上偶然见面了，她才突然想起来。那就向这个朋友借钱？要是借十万元，是不是太露骨了，好像在提醒对方什么？我就说能不能借五万。她正陪人在讲课，给员工上课，是国学课，说一会儿打电话过来。我没接到她的电话，接到的是她的短信。她说她很抱歉，手头的现钱都给国学大师们支付讲课费了。直到母亲去世，我再没有向人张口。

母亲生病之前，我正在写一部小说，已经写了十七万字。我在书房里贴了一张纸，很无厘头地写着：写长篇，迎奥运。2006年4月底，我背着电脑从写作间出来，在北大西门外面，有一辆车突然迎面驶来。我来不及躲闪，高喊一声：完了！我被撞出了几米远。我清晰地听到了围过来的学生、民工、游客的谈话声：他还喊了一声“完了”……耳膜很疼，那种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后来是我自己爬到了路边。那些学生、民工和来北大旅游的人吓得连连后退，好像我是幽灵。我摸摸自己的腿，好像还是自己的；拍拍自己的脸，好像还是自己的。司机并没有下车，副驾驶位置上还坐着一个人。我靠着马路牙子坐了一会儿，从车的后排下来了两个人。那两个人，目光非常生动，同时又非常冷静，令人想到“静默观照”这个词，这可是中国文化中的关键词。他们说，上车去，带你去医院。我没上车。上车之后，我还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我还告诉自己，不要记住那个车牌号，免得徒增烦恼。当中隔了两天，弟弟打电话说母亲身体不适，但不要紧。我瘸着腿，连夜赶回济源。当时我还以为，几天之后我就可以坐回到书桌前的。

我们陪母亲从济源来到郑州，一待就是四个月。事情远比我预料的严重。我和弟弟们被击垮了。为母亲主刀的医生是托一个律师朋友找到的关系，那位律师朋友是医院的法律顾问。手术之前，我还是遵守了潜规则。在手术前的谈话中，医生对助手说，昨天晚上喝多了，一块瑞士手表丢到洗浴中心了。他说那个洗浴中心是多么好，多么好，进去就碰见一群“小妞儿”。他的讲述，令人想到《红楼梦》。带他去的，当然是病人家属。然后他拿出一张纸，让我在上面签字。那是法律文书，ABCD很多条，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手术失败，与医院无关。怎么可能与医院有关呢？那是你的命不好！我签字，我接受命运的安排。签字的时候，我把一个装钱的信封放到了桌子上。他只是用胳膊轻轻一拨，就把信封拨进了抽屉。可是，你遵守了潜规则，他们却不会遵守起码的规则：他们连刀口都缝不好！由获得过各种荣誉勋章的医生缝合的伤口，让后来的众多医生目瞪口呆。

我接母亲来到北京，母亲在北京前前后后住了一年零三个月。先是寻求治疗方案，然后是化疗。一个化疗周期结束，休息了一个星期，母亲就急着回到河南。在家待上两个星期，我再把母亲接来北京。在北京，我去得多的地方，除了西直门北大人民医院，就是东直门，那里有个退休中医，据说曾给宋庆龄看过病的。

父亲的头发很快就白完了，我的体重下降到一百零八斤。这个数字好啊：一百单八将，一将一斤而已。母亲坚持要回到济源，在济源的医院里又住了半年多。后来我常想，如果不去郑州，不去北京，母亲可能还会多活一年半载。我太相信昂贵的科学了，太相信过于昂贵的中国科学了，太相信世界上昂贵的由中国的白衣天使们操持的西方医学了。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记得从山脚下挖出来的那些土，多么新鲜的土啊。从远古到今天，那些土从来没有人动过。土里竟然有贝壳，说明这里曾经是大海。沧海桑田经由母亲的骨殖，一下子变成了共时性存在。那些新鲜的土啊，它们的颜色有如煮熟的蛋黄。火化后的母亲变得很轻盈，缓缓落入墓穴深处。很快，那里将再次长满野草，荆花和野菊花将再次盛开，群蝶飞舞，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母亲头枕青山，长眠于此，而她脚下的那一小片空地，将是我的葬身之所。哦，母亲，总有一天我会到您这里来的，可您却再也不能到我这里来了。

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再没有打开过那台电脑。母亲死去三个月之后，当我试着去完成那部小说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语调了。有好长时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调属于我。有时候我想，我可能会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一种新的语调。那是一种怎样的语调呢？我想起在花鸟虫鱼市场上看到的一幕：卖金鱼的人把长了白毛的金鱼捞出来用水冲走，水顺着水磨石地面流向了门，可是那条金鱼却被门缝挡住了。挡住它的其实不是门缝，而是它鼓起的眼球和比身体还要宽阔的嘴巴。它还在观察，它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地说着什么。它有着怎样的语调呢？如果另一条鱼看见了这一条鱼，它们应该有着怎样的语调呢？

母亲去世快两年了。只有一次，我梦见了母亲。我知道是母亲，竭力想看清楚，却怎么也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也不愿醒来。可我还是醒了。醒了以后，嗓子很疼。有几次，我梦见一个人正在原野上奔跑，正在爬树。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呢。那个爬到树顶的孩子却突然倚着云端，开始思考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一条蠕动的毛毛虫，一片被毛毛虫咬过的留下了月牙形痕迹的叶子，都会引发他无穷的思考，他眼圈很热。那个人是我吗？不是我，那又是谁呢？

我不乐观。从20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乐观呢？但我也拒绝悲观。虽然母亲的死，使我从此置身于死神的有效射程之内，但我依然谨慎地保持着对人的美好愿望。我的手机里储存着一些短信，是朋友们在我困难的日子里发来的。有一次手机丢了，我紧张坏了，好像是我被手机丢了。当我找回那部手机的时候，我赶紧打开收件箱，翻看那些短信。哦，在那一刻，我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条鱼，它好像又回到了鱼缸中，并想象着桃花潭水。——嗨，不说了，不说了。

沁河的水声

我常在小说中提到一个叫枋口的地方，那其实就是我的故乡。枋口的意思是说，它是运河的源头。远在秦代，人们就从沁河引水灌溉农田，到了明代，已经有五条运河发源于此。所以，枋口后来被称为五龙口。在我的童年时代，沁河烟波浩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听见波浪翻滚的声音。我的笔名李洱中的“洱”字，指的就是我时刻都能听见水声，它诉说着我对故乡的赤子深情。

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人生之旅，或许是我的幸运。但对我后来的写作来说，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她名叫田桂兰。迄今为止，她是教我时间长的老师。我所认识的字，绝大多数是她教会的。应该说，我作品中的每个字里面，都有她付出的心血。在我对少年往事的回忆中，田老师的身影总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时候她新婚不久，留着两根长辫，有着少妇的美丽、聪慧和热忱。她常常把学生们带到沁河岸边上课。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她是在上课，不如说她是在放羊。她讲课时的神态，她因为我调皮捣蛋而生气的样子，她称汉语拼音为“学习生字的拐杖”的比喻，我都还清晰地记得。

我早的阅读，就是在她引导下对自然的阅读。河岸上盛开的梨花，蒲公英洁白的飞絮，校园里苹果树上的绿叶，院墙之外高耸入云的山峦，天上像羊群那样缓缓飘过的云朵，都是我们的语文课本。我对文字初的敏感，对世界初的体认，很多都来自田老师的引导和培育。田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皓发如雪，但每次看到过去的学生，她的双眸都会闪亮如初。在田老师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穿过时光的重重雾霭，我仿佛看到自己还拽着田老师的衣角，在语言的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磕磕绊绊地学着怎样表达对世界的感受。

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我上中学时的语文教师正好是我的父亲。父亲在青年时代也做过写作梦，但是生活中的许多变故，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尽管如此，对文学作品的关注，他一直持续到今天。父亲的语文教学在我们当地是很有名的，后来他到济源一中任教，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也总是全校好的。不过，虽然父亲是一个语文教师，当初也没有想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想让我成为一个画家，为此他还专门请过济源豫剧团里一个画布景的人教我学画。那个男人留着当时少见的长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另类。我记得他曾演过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温其久。当时的沁河公路大桥和沁河上的焦枝铁路大桥，是我的主要描摹对象。歪打正着地，学画经历可能对我的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起过作用。

记忆中，父亲很注重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每到假期，他总会在黑板上写下一大片阅读书目。在当时，这应该说是个创举。父亲常说，学生的语文学得好，不是在课堂上学好的，而是课外看闲书看出来的。遗憾的是，那时候可供学生看的课外书少得可怜。印象中，父亲对赵树理和老舍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语言大师。那时候，我家里有一本翻得很烂的《红楼梦》，可我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当时，我的本家叔叔李清岩也在学校教书，教的也是语文。从他那里，我看到了《红岩》和《三千里江山》，后来又看到了《第二次握手》。我曾听他讲过《红岩》，他的讲述极为生动，扣人心弦，我听得如痴似醉。现在的中学生，远比我们当时幸运，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而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块烤红薯往往就被孩子们当成好的晚餐。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当我发表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交给了文学。童年和少年时期朦胧的梦想，此时已经变得那么具体了。对我来说，当我写到那些我喜爱的人物，我的心会与他们一起跳动；当我写到那些不幸的事情，我常常忍不住黯然神伤。在这个时候，别人的幸福往往就成了我的幸福，别人的不幸也成了我的不幸。而那万千情愁之中，有多少是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悄悄孕育，岂是我自己的一篇短文能够说清。

文学是一种质疑，是一种对话

麦家刚才讲到文学与夜晚，我想他是“望文生义”，知道这是文学之夜，就讲了文学与夜晚。他非常喜欢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就是在白天写作。他说，好的写作地点就是白天的妓院。妓院里，晚上欢声笑语，白天寂静一片，很适合写作。我本人是既在白天写作，也在晚上写作。博尔赫斯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他是瞎子。他不知道那是白天还是夜晚。对他来说，白天也是晚上，晚上则很可能当成白天。麦家别的观点我都是同意的。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到了夜晚，你可以从白天的一个相对理性的世界中暂时抽身，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像麦家提到的那只猫头鹰那样开始翱翔，理性与非理性进入了一个博弈的或者说对话的场域，它确实更接近艺术。

陈彦刚才介绍了自己成功的经验，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同时是小说家和戏剧家。你就是这样的人，可是我没写过戏剧，所以我是个失败的作家。刚才付秀莹谈到，每个作家在写作方面都不甘心。我认为她说对了一半，因为我就很甘心。我写得很慢，很多时候，我认为写不写都无所谓。我曾经说过，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我已经写了两部了，第三部什么时候完成，我都不知道。所以付秀莹，你说的那些不甘心的作家，应该把我从中开除掉。

我说这些话，除了表明我刚才听得很认真，还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文学是一种质疑，文学是一种对话，文学是要表达差异。每个人，即便他是麦家、陈彦、付秀莹，即便他是伟大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即便他是更加伟大的但丁，你也要对他们的话保持质疑。这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你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敢于与他们对话。有一个作者问托尔斯泰，怎么才能成为像你这样的大作家？托尔斯泰说，你具备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所有优点，但你缺乏一个成为大作家的缺点，那就是偏见。他所说的偏见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所以今天，我讲完之后，你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你们要是不同意，我是很高兴的。

《应物兄》去年年底出版之后，在网上、在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我和我的写作也不断被引入各种各样的讨论。对于所有这些讨论，甚至包括一些人身攻击，我全都接纳了，虽然很多观点我并不同意。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强调小说的对话性的。小说现代性的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话性，它包含着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读者和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所有的对话都伴随着争议、质疑，而争议和质疑会打开小说的空间。

我在1980年代进入大学读书，我经常说1980年代是我的文化童年，有时候也不无矫情地说我是1980年代之子。我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在1980年代曾经是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的重镇，出了很多作家、很多批评家，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有很多争论，经常从午后持续到深夜甚至黎明，然后大家还要翻过后门到外面的小巷里吃饭，吃饭的时候竟然还能碰见熟人。他们争论什么呢？就是现代主义，就是现代派小说。整个1980年代中期，我们完全被西方现代主义吸引住了。今天陈彦老师和麦家老师提到的很多现代派作品，我在1980年代就读完了。有一些作品可能读不懂，越是啃不动，你觉得它越高级，越要啃个不停。我是在图书馆挨个看书的时候读到博尔赫斯的。马原当初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是否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他认为不可能有人知道博尔赫斯，所以他当时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下了讲台，他就对别人说，今天有一个学生看懂了我的小说。

现在的读者可能很难想象，受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也就是当时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家，当时其实是不考虑读者的。考虑也没用，因为他们的作品，除了专业读者，没有别的读者。如今的畅销书作家余华，发行量每年几百万册，但当时也没有读者。某种意义上，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要写自我，要抒发自我，至于有多少读者我不关心。我们不妨认为，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式的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自我指涉的游戏，与外部现实没有多大关系，与作家置身其中的语言现实的联系，非常薄弱。他们书写遥远的过去，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寻根，他们书写三四十年代的地主大院，但他们几乎不直接触及当时的现实。

在1980年代向1990年代转换之后，每个人开始关注自己和现实的关系，每个人把自己遭遇的现实和久远的历史、和2400多年的历史进行一个真实有效的连接。到这个时候中国敏锐的批评家、敏锐的作家，他们开始意识到现代文学史上还有更重要的潮流就是现实主义。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批激进的作家开始了对托尔斯泰、对狄更斯、对巴尔扎克重新阅读，并由此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他们开始真切地意识到必须关注脚下的这片土地，关注自己的经验和现实构成了怎样复杂的关系。

我本人就是在这个时期真正走上写作的。我的所谓成名作《导师死了》，写的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成了我后来作品的重要主题，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写下关于现实的小说，关于中国当代人的生活的小说，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在1990年代，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一批作家，在做着相同的努力。他们不再像先锋派那样进行激进的形式主义实验。他们从形式实验中后撤半步，在关心怎么写的同时，关心写什么。

进入新世纪之后，当中国全面地，被迫或者主动，或者欲拒还迎，不管以什么方式，卷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前面的作家，我这批作家，以及在座的付秀莹这批年轻的作家，开始关注一些全球化之后形成的新的现实。其实不是你关心不关心，而是新的现实扑面而来，它深入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从庙堂到市井，你甚至无可躲避。乡村的变化，都是惊人的。一个农具在这一刻都仿佛具备了新的意义，需要得到新的书写，所以我写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在此之前，因为关注当代人与历史的关系，我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所以我写下了《花腔》。接下来我用了十几年时间写出了《应物兄》。

在写作《应物兄》期间，我强烈地感觉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一点，我在《应物兄》中借人物之口提到了：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普通观念其实是陈腐的。时间的每时每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