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与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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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舆论对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的质疑和批评愈演愈烈。
     2005年1月初，继银监会之后，国家审计署再次剑指AMC，宣布“查出AMC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资金700多亿元；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指出“AMC在不良资产的剥离、处置及内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但在众多批评声中，却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不仅仅是AMc本身的问题，更应反思的是规模庞大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之痼疾。
    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AMC共同主导着价值两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这个市场出现自1999年开始的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动——四大商业银行共剥离14000亿元，到了2004年，建行、中行再次股改剥离约 5000亿元，其间交行剥离600亿元。
    和中国所有的改革一样，处理不良资产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问题是自1999年开始，摸了5年石头之后，一直困扰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两个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一“有价无市”和“有市无价”，这两者听似相对，实则相合。
    由于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是横空出世，如何处理不良资产，以及处置给谁，一直是AMC的难题。初，AMC拿着手中价值不菲的不良资产，少人问津，从而出现了个矛盾——“有价无市”；后来虽然有外资前往，这个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没有更多买家出现在AMC面前，不能形成多层次的竞争局面。
    同时，不良资产被冠以“不良”二字，并烙上伴随中国经济多年发展的体制烙印，因此如何评估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确定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难如登天，市场中也没有一套成熟完善、获得各方接受的评估方法，从而出现了“有市无价”的矛盾。
    伴随着这两个矛盾，滋生了大量的灰色地带，银监会和审计署所指问题均由此产生，比如收购不良资产把关不严、处置时弄虚作假等。
     缺乏竞争的买卖为“解决银行的问题”而成立的AMC们，成立之初就发现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是一个“有市无价”的市场。
    1999年国家开始金融改革，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
     收购资金来自三方面：国家财政提供给AMC的400亿元资本金、央行的5700亿元再贷款以及AMC发行了8200亿元的金融债券。收购之后，AMC的首要任务就是“追企业的钱”，这是AMC成立的主要的任务。
    一位AMC的老员工回忆，当初成立时，除信达的人员较为整齐之外，其余三家AMC的工作人员都是临时从对应的三大银行中抽调而来的人员，对如何处置收购来的不良资产毫无经验，也并不清楚这些不良资产的价值。
    “市场的规则、买家、经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回忆，当时完全是个新事物。
    国家给AMC设立了一个10年的存续期，在这段时间里，AMC必须将手中的不良资产处置完。“这些贷款是四大国有银行许多信贷部门10多年形成的，涉及几万个案子。”赵锡军认为如果每个案子单个去做，必然是旷日持久，而且以当时每家AMC区区数百人的规模，也不太现实。
    正在AMC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名叫王都的华人出现在AMC面前，此前，他因成功参与了广信、粤海和海国投的不良资产处置，被华尔街誉为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摇滚歌星(RockStar)”。
    “2000年时，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只有信达知道做债转股。”王都回忆说。他开始给AMC介绍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等国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
    不久，一些密切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国际投行也发现了这个巨大的金矿，为了寻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伙伴，它们纷纷寻求与王都的合作。随后两方一同向AMC展开了游说，劝其向外资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王都及外资投行就这样成了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批买家，但中国国内的企业依然没有发现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从而这个市场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十分缺乏竞争的状态。
    在外资投行游说的同时，AMC也试图自己寻求其他处置方式，但有时会受到国内社会环境的制约。一位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原高层回忆，2000年，东方的一位老总到中国一家大型矿业集团催收债权，结果被保卫人员请出门外。而国内司法环境也对AMC不利，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指令地方法院，影响诉讼的进程，即便判了AMC胜诉，往往也得不到执行。
    一难一易，摸了一段时间石头之后，AMC相继引入外资处置不良资产，用俗话说就是，“利用外国人追债”。2001年6月，华融的老总杨凯生个吃螃蟹，华融向全世界宣布将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经过争夺，2001年12月，王都所在的KTH基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雷曼、所罗门、国际金融公司等外资组成的联合投标团以8.125%的折扣拿下了华融4个资产包，价值108亿元的不良资产，随后，高盛也拿了一个资产包，由于是次，该资产包被业界命名为“华融l”。
    联合投标团拿到不良资产包后，处置颇为顺利，这些不良资产的债务人纷纷找到具体负责处置这批不良资产的凯利公司，主动要求还款。王都估计，“华融1”里面，债务人主动还钱的占了一半以上。杨凯生得知这种情况后，向同行抱怨——“为什么华融收就那么难，老外就这么容易？”在“华融1”做成之后，信达、东方、长城、华融陆续将多笔不良资产打包给外资投行，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尽管《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买卖资产，但通过变通的方式，建行、中行等开始试点。
    在与外资合作的过程中，AMC获得了一些经验，同时也自己处置不良资产。2004年底，据银监会统计，不包括债转股，AMC共处置了6750亿元不良资产。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其中外资投行共买了价值60.16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约占总量的十分之一。
    但发展到今天，这个市场还是只有供应商(AMc)和一级批发商(外资投行)，缺少二级批发商和终端销售商，即便在一级批发商内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有价无市”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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