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

第八章  反思

追求素质一直是颇成问题的一个主题,有待深入调查研究。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自我修养的理念都是一个具有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命题,也是任何社会转型方案所固有的主题。但对素质 (或所谓素质)的呼吁常用来对一些人设置障碍和加以排斥。正是由于这个隐蔽的议程,妇女运动和其他民主运动有理由对诉诸素质持谨慎态度,而代之以对包容和平等的强调。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官方妇女运动认为,追求素质是实现平等和妇女解放更宏大目标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公然否认这两个概念是冲突的,在抽象层面将它们调和起来的确是有可能的。然而在实践方面,关于素质实际含义的旷日持久且多方面的冲突似乎正在发生。所有人可能都同意,素质具有优点,但素质包含什么内容,如何对它进行评估以及它意味着什么等等,都存在争议。
简言之,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位置。对素质的追求假如源自个人或集体自身,那么,素质会助力潜能的发展,并创造各种可能性。然而,假如素质是由他人和外力强加的,对素质的追求会与排斥和行政级别实践纠缠在一起。但是,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之间无法截然分开。即便就个人而言,区分它们可能也颇为复杂。就团体、组织或运动而言,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得多,对于声称代表她们自己和超越自己之广泛利益的那些人而言,或许尤其如此。这使得如何理解群众组织(如妇联)和与之相关的人们(如妇女主任、协会成员或其他人),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按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惯例,大多数妇联工作人员会回避笼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相反,她们将重点放在实用策略上。这种方法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它使本研究项目接近当代人类学特别是特殊民族志中的一种兼容方法。这项研究尝试对追求素质的具体实例进行探究。

对素质的追求

我在山东听到人们关于素质的论点,部分体现了一种为之辩护的观点:就竞争而言如果妇女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受到质疑,那么,妇女运动就准备接受这个挑战。本书提到在改革主流中得到重视和提倡的各类素质中的“硬”指标,即教育、技术或专业方面的那些指标,以及可以通过经济成功来衡量的那些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妇女处于一种明显劣势,但有方法可以凸显妇女现有的资格和贡献,也有办法使它们能够得到明显加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妇女在获取所有各级教育和就业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但性别差距依然存在,中国在这个时候仍有必要处理这个问题。重新强调专门知识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特征,在这种氛围下,除非妇女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否则它将很难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关于平等的论点因政治色彩太过明显,而且与革命议程(尽管有过去的局限性)联系得太紧密,以至于在这种氛围中不受青睐。
与此同时,妇联致力于对“素质”的概念化进行微妙的商讨。它尽可能被表达为妇女们正在争取的一系列积极目标,这便与要求整个国家谋求提高素质以实现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意义相同。这就将妇女牢固置于当代中国开发全国劳动力战略的主流之中,并使妇联能够对国家资源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提高妇女素质的成就将服务于国家的全国性目标,同时将降低教育和专门知识上的性别差距。妇联开展提高素质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一些特定的目标上,特别是扫盲、技术培训和收入方面。这些都是可以清晰阐明并衡量的目标,这些目标也有助于承认所取得的成就 ,不过离开了具体的讨论,这些成就依旧隐而不见。
将提高妇女素质纳入中国发展项目的主流之中,使妇联有可能挪用关于素质之主流话语的一个维度 ,并为了妇女利益而加以采用。不过这也隐含地要求内化国家发展项目框架的中央集权及其市场导向的元素。虽然国家和市场都可以用来促进妇女的各种特殊利益,但这个框架仍然有其局限性。然而,素质和精神文明的概念相当模棱两可,以至于难以让人接受有利于加强妇女运动的解释。由内化的主流框架所施加的限制与有可能超越那些限制的妇女运动之间 ,始终存在一种核心矛盾。

妇女之间的差异

这一策略的提出者和实现这一策略的工具是妇联系统。妇联具有双重性 ,虽然处于边缘境地,却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也代表了部分妇女群体 ,同时又有别于其他妇女。妇联中的妇女在从事其妇女工作的职业时,既与她们负责代表其利益的妇女分离,同时又与她们保持联系。作为党的妇女群众组织,它们具有党作为一个先锋队的某些特征,即既代表人民,又领导人民。从合乎理想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应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一种紧密关系。但实际上,实现这一理想的协调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尽管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障碍的形式多种多样。
从历史上看,妇联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农村开展,因为妇联的工作人员按定义是城市户籍拥有者,她们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这一种特殊地位将她们与持有农村户籍的农村妇女截然分开。尽管未经正式批准的人口流动使这种划分日渐模糊,因户籍制强化的城乡差别仍是中国社会中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划分。妇联因而并未直接融入中国农村妇女的世界,她们是从行政级别的外部而且是自上而下地进入到农村妇女的那些世界。妇联的基层工作人员可能(而且确实)感到自己在国家的核心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而且边缘化的地位,但她们仍是国家妇女运动的代表。她们真正进入到农村世界只能通过妇女主任,以及通过以某种方式与妇联有联系的其他妇女(如女劳模、农村技术人员)。妇联自身与农村妇女的距离以及妇联对这一距离的意识,使她们强调进一步发展由妇女主任提供的基地以及可以作为“骨干”的其他妇女的网络,以便在中国农村开展妇女运动。正是这些人具有潜力成为农村妇女中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ectuals),而不是由妇联的工作人员直接担任这一角色。
围绕劳动妇女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城市也存在类似情况,但文盲、丧失教育机会、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等问题却不那么严重。此外,城市妇女运动还会邂逅享有社会经济优势的妇女,这些妇女是国有和私营部门新精英阶层的成员。为了扩大对这些妇女的影响力,妇联正在吸纳有权势的妇女,后者拥有的资源和社会地位要比妇联的那些组织者更高(在某些情形下高得多)。在这个方面,提高素质遭逢了行政级别问题 ,妇联的组织者反而处于劣势地位。这里的目标是将精英妇女及其资源、声望和权力吸收到有组织的妇女运动中来。通过这种机制得以展示素质 ,并能建构起支持妇女增强参与外部领域的网络和机制,其中包括妇女中较高的阶层。
乡村和城市的环境都提供了更多样化而且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网,远不是这里能简要概述的。但中心点在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妇女运动越来越需要从内部处理这些差异。妇女因为其地位不同而加剧了分层 ,这不仅仅源自其父亲、丈夫或社区,而且更大的社会本身也出现了更深且公开化的分层。实际上,当代社会对素质的特殊要求与社会分层的强化直接相关。妇女运动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双面的。一方面一直在适应并将它内化,这从妇女运动乐意接受并促进竞争中可以看得出来,其中包括了由外部力量决定其条件的竞争,以及竞争的标准立足于市场 ,而且超出了妇女运动控制的范围。实际上,妇女运动将重点完全放在引导妇女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 ,正是依赖这种适应和内化。
另一方面即便在明显促进竞争的过程中,一场对抗内部分化和分层的运动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妇女运动所组织的正式竞赛与社会上盛行的更为宽泛的竞争精神是明显吻合的,但更为克制。赢得奖项的那些人和被树立为模范的那些人因而被期望为这场运动作出贡献,并为处境最不利者提供帮助。原本可能没有很大社会压力团结起来的那些妇女(虽然这也通过其他渠道运作),也被吸引到旨在抵制分化的活动中来。通过释放市场力量的国家发展项目,假如以一种较少受制约的方式运作,那么福利的分配将会更加不均衡。更广泛拓展培训和市场参与的妇女运动项目,试图将更多妇女融入其中并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受益。其困难在于试图通过采用本质上是制造不平等的机制 (如市场和竞争)来抵消分化。
官方妇女运动持续且很公开地转向了市场。特别是在农村社区,市场为对抗男性中心主义某些根深蒂固的形式提供了筹码,也因为它允许妇女运动在主流社会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定位。它同样持续地利用其自身作为国家一部分的角色,为实现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目标而控制并缓和市场力量。妇女运动策略的这个维度表现得更为微妙 ,这主要是为了与现在遭到质疑的早先那种政治和动员策略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这些举措背后的目的,正是为了妇女的利益而管理市场参与。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大可任由市场自由运作,也就无须妇女运动开展工作。

本书是加拿大汉学家、人类学家朱爱岚教授的代表作。作者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记录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妇女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如何发挥其能动性，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和农村社区的即时结构所提供的资源，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以改善生活的生存智慧。展现了中国妇女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重要作用和各方面变化，揭示了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整体结构变迁过程。

朱爱岚（Ellen R. Judd），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加拿大人类学联合会原主席（2012—2013）。20世纪70年代，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1981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82—1984年在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北方及西南农村移民和农民工、女性、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著有《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等。

蔡一平，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网络“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DAWN）的执委会委员。曾就职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报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与发展、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国际妇女人权等议题的研究、监测、培训和倡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并分别获得历史学和全球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全球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胡玉坤，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5年从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大任教，曾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布莱特学者(2013—2014年度)。先后担任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组织的顾问/专家。目前是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等。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化，公共卫生与人口健康，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性与生殖健康，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性别视域下的“三农”问题等。

第一章  引言 1
中国的妇女组织 3
一个农村社区 8
研究 11
妇女运动 17

第二章  素质的含义 21
精神文明 21
妇女素质 24
市场中的素质 30

第三章  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与发展 36
男工女耕 37
庭院经济 39 
“双学”:早期构想 43 
“双学”的进一步发展 52 

第四章  扫盲、教育和培训 59
全国背景 59
数据与分析 63
识字状况 64
教育 67
为男性提供的教育 72
培训 73
系统培养 7
参军 80
机会结构 82

第五章  基层组织 84
槐里村 85
村妇和妇女委员会 87
妇女主任 95
乡妇联 108
县妇联 114
研究会 122
观察 124

第六章  动员和竞赛 125
实践中的庭院经济 127 
“双学” 134
项目 151
量体裁衣的裁缝工作 158
蘑菇栽培 161
肉鸡与鸡蛋生产 164 
观察 166

第七章  城市妇女的联谊会 171
背景 173
妇女联谊会 177
妇女协会和妇联 183
妇女与国家权力 185
素质 191

第八章反思 199
对素质的追求 200
妇女之间的差异 201
实际障碍和策略回应 204
变革的潜力 208

附录 212
参考文献 216
索引 224 

本书是加拿大汉学家、人类学家朱爱岚教授的代表作。作者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记录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妇女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如何发挥其能动性，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和农村社区的即时结构所提供的资源，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以改善生活的生存智慧。展现了中国妇女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重要作用和各方面变化，揭示了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整体结构变迁过程。

朱爱岚（Ellen R. Judd），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加拿大人类学联合会原主席（2012—2013）。20世纪70年代，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1981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82—1984年在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北方及西南农村移民和农民工、女性、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著有《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等。

蔡一平，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网络“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DAWN）的执委会委员。曾就职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报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与发展、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国际妇女人权等议题的研究、监测、培训和倡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并分别获得历史学和全球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全球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胡玉坤，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5年从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大任教，曾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布莱特学者(2013—2014年度)。先后担任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组织的顾问/专家。目前是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等。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化，公共卫生与人口健康，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性与生殖健康，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性别视域下的“三农”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