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鲁迅与民国政治文化

后记

这是我关于晚年鲁迅研究的第二部专著。距离2007年博士论文《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

1933—1936》一书出版已经16个年头，而关于晚年鲁迅的研究其实才刚刚起步。

准确地说，《晚年鲁迅与民国政治文化》这部书只能算是这个总题下的第一卷，集中论述了鲁迅在1933年的思想变化和剽悍出击。而到了1934年，鲁迅面对的问题会更加复杂—国民党当局加强了“文禁”，改进并加强了书报审查的措施，作家在强压下纷纷逃避。提倡性灵文学和小品文成为时尚，很多偏向右翼的作家开始鼓动风雨。与此同时，“左联”内部也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比如“四条汉子”崛起，鲁迅被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刻意边缘化等，这些都是鲁迅不得不面对，且需花费心力处理的重要问题。当然，还有更为严峻的1935年和1936年。政治形势和各种纷争日趋白热化，鲁迅面临着前后夹击、内外交困的局面，他不得不选择“横站”。

从以上这个简短的描述，不难看出这部书只是为下一步的研究起到奠基定调的作用。写作这样一部不算厚重的小书花去了我整整八年的时间，可见本人做事情不讲效率。如今卸去了一些额外负担，可以稍稍集中精力于研究和写作，学术步子可能会迈得更大，或更快一些。但也未必遂愿，因为随着对晚年

鲁迅研究的深入，我越发感觉吃力和沉重。一则材料与另一则材料的反复比较爬梳，某一种说法与之前相似提法的前后比照考释，稍加用心便会耽搁许多时日。鲁迅研究的百年历史已经积起海量的学术成果，需要做精微细实的考证。尤为重要的是，“晚年鲁迅”充满变量认知的客体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理论旋涡和叙事风险，我不得不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开始梳理，一点点啃噬和咀嚼，一处处辨识和求证，以

便更进一步地接近和窥探命题的核心。

倘非要指出这部书有何可取之处，私以为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些许探究：通过设置一个个小的问题，对其进行“盾构式”的勘测与突破，由外而内，逐层破解，使问题的核心部位在掘进中自然暴露，问题意识从内部穿越而出。

当十几条洞隧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再巨大的山体，再坚固的岩层也会在洞穿、分割和撞击中逐一瓦解。比如为了理解鲁迅在新的文化钳制和政治高压下如何工作，本书设置了十二个小问题，分别从北上与南下、隐身与发声、化名策略、批评胡适、迁居与隐居、《两地书》出版、结交中共高层、批评富家女婿、解构上海迷梦、掌握文化领导权、扶持新兴木刻、鲁施论争等角度，解读鲁迅在整个文化实践中采取灵活的文化策略和斡旋手段，看他如何突破文禁、灵活发声、取得主动，使得左翼文化在艰苦环境下仍掌握着文化话语权和领导权。当然，由于自身的研究功力有限，有些问题远远没有很好地解答，我只是把问题和方法摆在读者面前，有待学界同道在我将来的研究中给予帮助和匡正。

持续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二十多年，越来越觉得鲁迅的思想对我们当代文化建设有着愈发掘愈深厚、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这些年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潮的笼罩下，鲁迅思想中的政治倾向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而鲁迅的政治倾向性和他的政治倾向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被庸俗化和简单化了。重新认识和发现鲁迅的政治思想及其生产机制，尤其是对他在晚年时期越来越鲜明的政治立场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对今天如何看清我们的道路和方向，在工作和生活中选择怎样的立场和采取何种方式至关重要。

十几年前我曾提出“鲁迅研究重返政治场域”的话题，多年坚持，一直未易，希望越掘越深，在“政治鲁迅”研究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践和研究。可能由于此路寂寞，于今尽管有同道深表理解，也恐只身犯难而应者寥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这个方向上坚持研究，并勉力继续深挖下去，期望尽早

让这个系列的研究成果面世。在此更感谢鲁迅研究界的同道多年来的抉择提携，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的学术激励和后期资助，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文系帅文霖老师的无私帮助和本书责任编辑玲子老师的精心编校。

郝庆军

2023年4月30日于北京寓所

    鲁迅晚年的创作极为精彩，也因其深刻复杂的政治议题、爱憎分明的立场而引发了很多论战和争议，影响延续至今。《晚年鲁迅与民国政治文化》重点叙述鲁迅在1933年与胡适、邵洵美、施蛰存等人的论争，以他进入《申报》隐身在上海租界进行文化活动为主线，勾勒出1930年代左翼文学、自由派和其他各种文化派别之间的交锋与协商的文化图景，进而从细处刻画鲁迅的文化形象。

    作者深入论战的历史语境，爬梳史料，分析文本，描摹出鲁迅晚年鲜活的样貌，揭示鲁迅论战背后依据的深厚文化资源、文明自信力和现实根基，充分展现鲁迅犀利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

    郝庆军，1968年生，山东肥城人。现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鲁迅研究、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传媒。出版专著有：《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等。迄今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第一章北上探母\1

一、左右为难\2

二、北上探母\7

三、两次密谈\14

四、北平五讲\21

五、南下之后\29

第二章隐身发声\35

一、文禁如毛\36

二、匿名写作\39

三、更新班底\45

四、批评当局\50

五、鲁迅预言\56

第三章迎击论客\63

一、戳痛当局\64

二、遭到围攻\71

三、戏仿论敌\76

四、迎击论客\82

第四章批评胡适\87

一、早有裂隙\88

二、王道诗话\95

三、对日态度\101

四、批评胡适\107

第五章隐蔽战斗\111

一、大陆新村\112

二、内山书店\118

三、租界生活\125

四、文化空间\130

第六章出版情书\137

一、也是战斗\138

二、隐语种种\143

三、人性幽暗\151

四、缓解窘况\157

第七章秘密工作\161

一、成为“盟主”\162

二、交往陈赓\170

三、视如同怀\174

第八章痛批富婿\183

一、泥腿文坛\184

二、“皮鞋脚”圈\188

三、洵美骂人\193

四、鲁邵之争\198

第九章反抗殖民\203

一、两个上海\204

二、透视洋场\213

三、踢踏生命\217

四、揭秘治术\221

第十章打壕堑战\225

一、壕堑策略\226

二、巧用传媒\235

三、批评时政\239

第十一章扶持木刻\245

一、提倡木刻\246

二、策划展览\252

三、扶持新人\256

四、走向世界\261

五、奖掖后进\268

第十二章鲁施论争\275

一、政治幽灵\276

二、两封来信\279

三、事发突然\282

四、错位之争\288

五、文化魅影\294

注释\300

后记\326

    鲁迅晚年的创作极为精彩，也因其深刻复杂的政治议题、爱憎分明的立场而引发了很多论战和争议，影响延续至今。《晚年鲁迅与民国政治文化》重点叙述鲁迅在1933年与胡适、邵洵美、施蛰存等人的论争，以他进入《申报》隐身在上海租界进行文化活动为主线，勾勒出1930年代左翼文学、自由派和其他各种文化派别之间的交锋与协商的文化图景，进而从细处刻画鲁迅的文化形象。

    作者深入论战的历史语境，爬梳史料，分析文本，描摹出鲁迅晚年鲜活的样貌，揭示鲁迅论战背后依据的深厚文化资源、文明自信力和现实根基，充分展现鲁迅犀利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

    郝庆军，1968年生，山东肥城人。现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鲁迅研究、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传媒。出版专著有：《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等。迄今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1.鲁迅讨厌琥珀扇坠、翡翠戒指之类的“小摆设”，对风景秀丽的江南不怎么赏识，这种美学上的倾向性固然与他的审美习惯有关，但主要还是峻急的现实和民族忧患使然。面对风沙扑面、虎狼当道的中国危局，鲁迅在提倡战斗的文章中写道：“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2.王平陵虽然被鲁迅痛骂，但也因此“一骂成名”。这里有两则故事可供参考。

其一是说王平陵遭到鲁迅的揭露和回击之后，久久没有发声，却获得了国民党当局的称赞和表扬，称他为“文艺斗士”。后来，国民党政府成立“电影剧本评审委员会”，王平陵因此被任命为评审委员。1936年，陈立夫通过国民政府教育bu成立“中国电影协会”，委派王平陵主编《电影年鉴》。王平陵因此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实权人物。

另一则故事更耐人寻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王平陵随国民党败军退入台湾后，一时找不到固定工作，便以卖文为生。为了便于卖文，王平陵向人声称“鲁迅曾骂过我”。这一宣传颇见成效，许多人因此对他刮目相看。1950年5月，王平陵被《半月文艺》看中，担任专稿撰述委员，获得了一份体面且收入颇丰的工作。

3.前文说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与鲁迅暗中来往密切，鲁迅自然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此文则说内山书店是藏匿共产党的窝点，也是一个侦探机关，经常收留和转移共产党，并把共产党提供的材料转送到日本去。针对这样的谣言，鲁迅坦白地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除了把臆想说成事实之外，他们还善于给鲁迅罗列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以期引起当局的注意。在《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中，作者说，鲁迅和茅盾掌控了《自由谈》之后，组织人马，打算组织一个团体，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这些话说得有鼻子有眼，内容生动，细节详尽，什么王统照、叶绍钧等文学研究会的旧部响应，创造社的田汉也率众归附，什么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不日便在“红五月”中成立新组织等。这些生造的材料登载在报刊上，不明真相的民众信以为真，上海的特务组织也循迹找上门来。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被秘密逮捕，湖畔派诗人应修人在被捕过程中坠楼而亡。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白色恐怖在上海文化界漫延。于是，《社会新闻》登出署名“道”撰写的一则消息《左翼作家纷纷离沪》，推波助澜，形成更加紧张的肃杀氛围。该消息称，5月间，上海文艺界似乎被左翼作家包办了，但是，好景不长，自从6月下旬，上海暗杀之风盛行，非左翼的反共阵线开始形成，而左翼内部发生了分化。在这则消息中，“道”先生讽刺道：“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

4．1933年2月，曾今可出版了诗集《两颗星》，其中有一篇署名崔万秋的“代序”，极尽吹捧之能事。而奇怪的是，在7月2日、3日的《大晚报》和《申报》上刊登了崔万秋的启事，说《两颗星》的“代序”不是本人所写，乃是曾今可自己杜撰。这无疑是一件十足的丑闻，上海文艺界一时议论纷纷。7月4日，曾今可在《申报》上刊登一则启事，说“代序”虽然不是崔万秋特意写的，却是摘录自崔氏的来信，集束而成，竭力为假借他人之手吹捧自己的丑事辩解。曾今可知道崔万秋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不是好惹的，于是他在启事中装可怜，充当弱者，但又绵里藏针，讽刺崔万秋以势压人，他说：“鄙人既未有党派作护符，也不借主义为工具，更无集团的背景，向来不敢狂妄。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虽自幸未尝出卖灵魂，亦足见没有‘帮口’的人的可怜了！）”这样的启事实在是太有意味了。曾今可一面说自己是弱者，没有背景，没有党派，一面说自己能力有限，不能满足朋友要求，因此获罪。鲁迅在《序的解放》一文中讽刺道：“我们倘不知道这位‘文学家’的性别，就会疑心到有许多有党派或帮口的人们，向他屡次的借钱，或向她使劲地求婚或什么，‘无法满足’，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

这位曾今可真是一位可恨复可怜的文人。他在崔万秋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用崔的名字给自己的诗集作序，自吹自擂，已经算厚颜无耻了；被崔万秋登报揭露时，便改口说这篇序言是对方来信中夸赞之词的集合，还暗示对方以势压人，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才登启事揭露自己。这还不够，更令人咋舌的是曾今可随后向一家不知名的小报匿名投稿，揭崔万秋的老底，题目是《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

仙桥庄上云。”

曾今可投书告密的行为被神通广大的崔万秋获知。更为可怕的是，曾今可的原稿也落在了崔的手里，可谓是捉贼捉赃。尽管匿名，但是字迹和手书却不能作伪。要说崔万秋也是个厉害的角色，他不动声色地把曾今可的告密稿子制成了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上给精印了出来，这下全上海都知道了，曾今可马上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冒名作序在先，投书告密在后，还有什么人格可言，有何脸面再在上海文坛混！

于是，曾今可在7月9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篇启事：“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污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原本在一起围攻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崔、曾二人，因各自挟私，反目成仇，闹得不可开交，联合阵线不攻自溃。

5.在著名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谈到他参加《新青年》编辑会的时候，观察胡适、陈独秀与刘半农三人的不同风格做派，以凸显胡适性格的内有“武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6.这是因为胡适很早就有做“帝王师”的情结。1922年5月，这位新文化领袖“拜见”了逊位的宣统帝。这件事在胡适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即日因与宣统帝约了见他，故未上课。”为了见皇帝，胡适不惜翘班，可见他对此极为重视。日记中继续写道：“十二时前，他（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着厚帘子；太监们掀开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坐在前面放了一张蓝段垫子的大方凳子上，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胡适称逊位的清帝为“皇上”，执礼甚恭，作为一位爱谈民主和自由，极力反对集权和暴政的新文化人，这样的行为做派，确实匪夷所思。

7.长尾与鲁迅的相识是很偶然的。他在四川北路闲逛的时候，遇见一个日本妇女向他问路，因为他对上海的街道不熟，便无从回答，而此时，在他身后走来一个中年男人，用很流利的日语回答了那个妇女的问题。长尾于是记住了这个很亲切的中国男人。

次日，他们再次在花园庄旅馆偶遇。长尾递上名片，自我介绍，中年男人说：“我没带名片，我叫周豫山。”因为住在同一楼上，长尾与周豫山很快亲密地交谈起来。第一次谈话，周豫山谈了很多美术方面的事情，从哥赫、郭刚、米勒的画，谈到罗丹的雕塑，又从日本的水墨画谈到广重、歌磨的版画。这时，长尾揣测这位周豫山是个美术家。

第二次谈话，他们说起了医学，从维生素、荷尔蒙、达尔文的进化论谈起，一直谈到天文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灵魂不灭等，长尾景和越来越觉得这个周豫山了不起。他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长尾景和感受到了周豫山独特的人格魅力，后来他才知道，周豫山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的《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一文，详细记录了鲁迅怎样一步步吸引他，给他教益和思想上的帮助，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鲁迅对日本青年的态度和影响

8.儿岛亨回忆鲁迅给他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他对一个日本文学家狂妄地声称要替中国管理国家的无耻之言的坚决态度。

那个文学家对鲁迅说：“贵国的政治、经济都很混乱，国民非常痛苦。如将中国全部交给日本来管，岂不倒可使他们幸福吗？”

鲁迅听到这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可不行。这在日本看来即使很有利，但对中国却是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

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和做法，儿岛亨曾回忆鲁迅说日本人缺少幽默感，想法单纯而好发火。性子急不好，日本人今后想要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早已经经验过了的，他们不仅经历过饥饿、疾病、政变等所有情况，并懂得如何应对。鲁迅常常在日本朋友面前自豪地说：“日本人是聪明的，并善于模仿别人，对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愚笨似的，但中国人却具有创造精神。”

9.鲁迅在《自由谈》上化名发表文章的事情被“文探”们侦知，主编黎烈文迫于压力，不得不在栏目上登出告示：“吁情海内外文豪，多谈些风月，少谈论风云。”鲁迅便更换了更多笔名。这时候用的笔名大概有40余种，著名的有隋洛文、丰之余、孺牛、苇索、旅隼、桃椎、游光、越客等，都有极深的含义。比如，“隋洛文”是反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取其谐音；“丰之余”是反讽论敌骂鲁迅“封建余孽”，也是取其谐音；“孺牛”取自他的著名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苇索”则是一种草绳，有以正压邪之意；“旅隼”既是“鲁迅”的谐音，又取经常迁居的飞鹰之义，表达愤世嫉俗、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桃椎”是辟邪之物；“游光”为月光；“越客”指来自越地的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