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探事》研究

总  序

葛继勇（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一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提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再次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地区共同应对危机、迈向美好未来，不仅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各国协同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都离不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亚洲地区拥有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等世界三大文明发祥地，古代中华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等三个古老文明都诞生在亚洲。这使得亚洲文明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以至于难以整体把握亚洲文明的共通性、普遍性。随着亚洲国家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作用日益凸显，认识研究亚洲文明、分析阐释亚洲区域关系愈显重要。

郑州大学先后获得“多卷本《犹太通史》”（首席专家： 张倩红教授）、“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首席专家： 葛继勇教授）、“越南汉字资源整理及相关专题研究”（首席专家： 何华珍教授）以及参与的“东亚笔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王勇教授）等多项有关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从文明区域的交融与共生、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文献典籍的环流与再生、文物史迹的生成与流变、文学艺术的理解与对话、文字语言的认知与变异等六大维度，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亚洲学”，构建融通中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的深远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

面向亚洲未来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学术前沿，结合学校的学科与人才优势，郑州大学于2021年启动“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双一流重大专项，聚焦亚洲文明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协同创新体系，通过优势学科领域的交叉会聚、交互探索和融合创新，系统研究亚洲地区多元文明特质及其交流互鉴机制，探讨亚洲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构建和争端问题解决机制；努力培育重大原创成果、培养复合型拔尖人才、搭建新型研究平台，构建学科布局结构优化、学科集群优势凸显、知识创新水平升腾的创新发展模式，努力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做出更大贡献。

二

郑州大学“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双一流重大专项旨在构建不同于旁观者欧美、立足于当事人中国的“新亚洲文明观”，以贯穿地理区域、政治社会、文化文明的整体视角和多学科方法，探讨亚洲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构建和争端问题解决机制，构建亚洲国家关系新格局研究的话语体系。具体聚焦以下四大学术前沿问题：

第一，克服思维定势惯性。亚洲文明研究难免受到各国意识形态、民族立场、历史认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甚至以西方价值标准来衡量东方、叙述历史和阐释现实。要摒弃“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重视各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作用，科学系统地分析亚洲各国民粹主义、国家记忆等的根源，探索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研究范式。

第二，驳斥文明冲突言论。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秉持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以高压手段威逼，粗暴干涉亚洲各国内政，须严厉批判；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抬头，强调文明的等级、优劣与冲突，应坚决反对。今后要摒弃“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固有定式，从思想根源方面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第三，解决争议焦点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中国崛起都是一个不可阻挡、也不必引起无谓惊慌的事实。但是，我们要摆史实、讲道理，梳理中华文明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局势稳定以及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剖析中华文明秩序下的国际关系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本质异同，从根本上驳斥“中国威胁论”。

第四，探寻历史悬案真相。比如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以前，战乱在欧洲接连不断，而稳定却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常态？全面系统地研究亚洲国际体系以及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既能引导我们发现与欧洲经验不同的新现象、新问题，又能为我们审视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与国际事务提供新视野、新思路。

亚洲人的观念、身份和期望主要脱胎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世界观和知识体系，伴随着东西方人物的往来、物品的流通、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碰撞，亚洲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很大冲击，同时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需要动态立体地展开研究，在发展创新的多轨道模式下，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与疆域、中心与边界；在融合共生的多样化视角下，探讨中华文明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影响与互动，进而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新平台、“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新机制，努力促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文理念、行为规则、国际规范和制度体系。

三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是郑州大学“亚洲文明互鉴与区域关系建构”双一流重大专项推出的系列学术成果之一，由“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论丛”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译丛”两种丛书组成。我们的亚洲文明研究，以中华文明为源头、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国学研究为基础、以学科交叉为方法，梳理亚洲文明的发展脉络，弘扬多元共存的亚洲价值；同时，着眼互动环流的动态史观，力争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其中，“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论丛”主要出版以下类型的研究成果： （1） 与亚洲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多样性与差异性相关的前沿研究成果；（2） 亚洲文明相关文献典籍的整理、翻译与研究成果；（3） 亚洲文明相关学术会议的研究报告论文集；（4） 前辈学者的遗作及追思纪念论文集。“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译丛”主要出版亚洲文明相关的国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译作，当然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时，我们会通过添加译注等方式，阐明国内学者的立场与观点。出版国内外前辈学者的遗作、译作，既向前辈学者表达敬意，亦对青年学人寄托期许。

今后，我们将在思路方法上，把亚洲整体作为方法，兼顾点与面、讲究全与精，既有宏观论述，又具微观考证。在时间序列上，不局限于某一时段，而是纵贯古今，勾勒亚洲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在空间区域上，既强调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等国别文明研究，也重视东亚、南亚、中亚等区域文明的联动性；不仅梳理多元文明间的交流与影响，还探讨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冲突。

本丛书将对亚洲区域内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阐述和探讨，特别是关注21世纪以来学界取得的新成果、发现的新资料、关注的新问题；同时，进行有选择性、针对性的专题研究，摒弃知识偏见、学术偏见、思想偏见，努力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促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推出新的前沿学术成果，搭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热忱欢迎文明区域、文化思想、文献典籍、文物史迹、文学艺术、文字语言以及区域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学者出版学术著作、发表最新成果。希望借此平台，让我们首先在亚洲文明研究领域建成学术共同体！

2023年2月15日

 赴日清商朱佩章接受江户幕府询问有关清朝政治、法律、地理、民俗等情报并由幕府编纂成问答书《清朝探事》，其与《仕置方问答书》是18世纪前期日本人了解清朝的重要资料。

本书由“论述篇”“译注篇”组成。“论述篇”收录6篇文章，考察了朱佩章的赴日

活动轨迹，以及《清朝探事》《仕置方问答书》诸写本的收藏流布情况等；“译注篇”爬梳整理、对比分析了《清朝探事》18种写本，翻译遵从原文、校注严谨缜密，是一部研究清朝情报传入日本的力作。

与通过舶载书籍、“唐船风说书”等获得的清朝情报不同，《清朝探事》是江户幕府主动从清商口中获取的最新情报，为江户幕府推行享保改革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射程与张力。

葛继勇，浙江大学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博士后。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库”20卷副主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东亚国际关系史和中日古典文献学等研究。

许浩，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论述篇

第一章  赴日清人朱佩章与《清朝探事》的成书

第二章  《清朝探事》诸写本的条目内容、系统分类与抄写时间

第三章  《清朝探事》的诸写本及收藏情况

第四章  《清朝探事》部分内容的抄本

第五章  《清朝探事》与《清俗纪闻》收录的中国情报

第六章  《仕置方问答书》的成书、写本与内容构成

译注篇

《清朝探事》

问目

类别问答

分条问答

附加问答

附录

追加一： 《大清乾隆帝南巡之始末闻书》

追加二： 《中华之事》

追加三： 《长崎至诸国海陆道程》《长崎至异国道程》

《仕置方问答书》

后记

补记

 赴日清商朱佩章接受江户幕府询问有关清朝政治、法律、地理、民俗等情报并由幕府编纂成问答书《清朝探事》，其与《仕置方问答书》是18世纪前期日本人了解清朝的重要资料。

本书由“论述篇”“译注篇”组成。“论述篇”收录6篇文章，考察了朱佩章的赴日

活动轨迹，以及《清朝探事》《仕置方问答书》诸写本的收藏流布情况等；“译注篇”爬梳整理、对比分析了《清朝探事》18种写本，翻译遵从原文、校注严谨缜密，是一部研究清朝情报传入日本的力作。

与通过舶载书籍、“唐船风说书”等获得的清朝情报不同，《清朝探事》是江户幕府主动从清商口中获取的最新情报，为江户幕府推行享保改革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射程与张力。

葛继勇，浙江大学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博士后。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日文化交流史文库”20卷副主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东亚国际关系史和中日古典文献学等研究。

许浩，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序

松浦章（关西大学名誉教授）

江户时代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开放长崎、萨摩（今鹿儿岛）、对马（今长崎县对马市）、虾夷（原松前藩，今北海道）四个窗口，关注国外动静，其中获取外国情报最多的窗口是长崎。荷兰商船、唐船即中国商船前往长崎贸易，前者将包括欧洲诸国的世界情报传至日本，这些情报被汇编为“荷兰风说书”，后者将包括中国、东南亚等的东亚情报传至日本，被记录为“唐船风说书”。

唐船抵达长崎港后，江户幕府向其询问相关情报。《唐船入津ヨリ出帆迄行事帳》中载：

年番通事前往该船，详闻中华之风说。递交风说书草稿，一览之上，若无意见，誊写呈交。誊写三通呈交： 上呈，有印，一通；在府奉行副本，无印，一通；此方副本，一通也。

可知，当值唐通事登船询问“中华之风说”并记录下来，交由唐船主确认是否准确。此后依据草稿整理誊写三份，一份钤印提交江户幕府，另外两份不盖章，作为副本，由长崎奉行与唐通事保管。这些“中华之风说”对江户幕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情报。

另外，江户幕府还向前往长崎贸易的荷兰商船船员询问风说情报。《阿蘭陀船入津より出帆迄行事帳》“异国风说和解之事”中载：

通词目附、大小通词前往加比丹部屋，风说之趣，自加比丹处承之、确认。年番通词持草稿至御役所，阅览后誊写。通词目附、通词联名盖章，呈交御役所。

由此可知，荷兰船入港时，通词目附（监察通词者）与大小通词前往位于长崎出岛的加比丹（船长）住所，向其询问情报并记录成草稿，年番通词拿至长崎奉行所，与奉行一起阅览、誊抄。通词目附与大小通词联名盖章，呈交给长崎奉行。

此外，唐船、荷兰船舶载至日的书籍也是江户幕府获取海外情报的来源，但与上述风说书相比，这一渠道自古有之，并不新鲜。

江户时代初期的中国情报主要汇编于林春胜、林信笃编的《华夷变态》。其虽序于延宝二年（1674），但此后又收录有赴日唐船船主报告的“唐人共申口”，全书所收风说书的日期，上起正保元年（1644），下迄享保九年（1724）、十年（1725）。具体而言，《华夷变态》卷一收录有正保元年（1644）—万治元年（1658）、卷二至卷五收录有延宝二年（1674）—延宝五年（1677）［卷五还收录有宽文四年（1664）、延宝三年（1675）］、卷六至卷三十四收录有延宝六年（1678）—宝永七年（1710）、卷三十五收录有正德元年（1711）—享保二年（1717）的风说书。另外，《华夷变态》所收《崎港商说》卷一至卷三收录有享保二年（1717）—享保七年（1722）的风说书，松平家本《华夷变态》卷三十七收录有享保七年（1722）—享保九年（1724）的风说书，松平家本补遗《华夷变态》卷一收录有延宝三年（1675）、卷二收录有延宝八年（1680）、卷十四收录有元禄七年（1694）、卷十五收录有元禄八年（1695）的风说书等。

与此相对，本书选用的《清朝探事》是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于享保年间（1716—1736，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元年）所搜集的中国情报。

德川纪州藩主德川光贞四子吉宗，由于其父、兄早亡，22岁便成为纪州第五代藩主。此后又因七代将军家继在位三年便早逝，德川吉宗于30岁就早早地继承了八代将军之位。德川吉宗年轻时便已精通世故，积攒经验，关心世情。其政治理念在“享保改革”中的文教政策改革、以整备法典为代表的司法改革，以及江户城范围内的行政改革中均有所体现。

德川吉宗成为江户幕府的统治者后，对邻国清朝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命令属下儒官研究其感兴趣的地方。而《清朝探事》正是儒官们搜集获得的中国情报，以写本的形式流传下来，书名众多，内容亦有不同。但是，基本上是德川吉宗对同时代的清朝中国寄予关心的内容集合。

对德川吉宗关心的众多事情能够给予回答的人物有限。偶尔赴长崎进行贸易的朱佩章具备回答德川吉宗诸多疑问的广博学识。事实证明，朱佩章是充分回答德川吉宗关于政治制度等提问的合适人选。

江户时代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始于德川幕府对明末清初政变的关注，之后通过赴长崎的中国商船船主进行搜集。这些中国情报后被整理编纂为《华夷变态》。关于此前与此后传入日本的中国情报，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東アジア世界を巡る〈三藩の乱〉の情報》松浦章： 《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清文堂出版2009年版，第122—131页。《康熙年間武昌兵変の日本伝聞》同上书，第132—147页。《康熙南巡と日本》同上书，第161—167页。等论文，对德川吉宗就任幕府将军前的中国情报搜集进行了论述，请一并参考。

这些情报大部分是被动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且偶然传入的情报较多；但《清朝探事》是日本人主动提出问题请求清人回答后提交幕府的，两者显著不同。也就是说，《清朝探事》是德川吉宗主动对清朝中国寄予关心的问题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法制、地理、民族、语言等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探事》的部分内容是德川吉宗为进行法律等国家重大改革事业而搜集的情报。

本书是葛继勇教授、许浩博士围绕《清朝探事》撰写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6章：

第一章考察了与《清朝探事》密切相关的赴长崎贸易的商船主朱佩章的经历及其赴日活动，并探讨了《清朝探事》是如何被编撰的等问题。

第二章梳理了《清朝探事》诸写本，探讨了各种写本的条目内容、系统分类与抄写时间等。

第三章对《清朝探事》诸写本的所藏机构进行了调查，阐明了诸写本的现存形态。

第四章对《清朝探事》的部分抄本进行了整理，考察了其内容。

第五章把宽政年间即18世纪末期担任长崎奉行的中川忠英主持编纂的《清俗纪闻》与《清朝探事》进行了比较，考察了两者搜集的中国情报的异同。两部著作的编纂存在近百年的时间差，在此期间，中日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六章探讨了与《清朝探事》密切相关的《仕置方问答书》的编纂及其内容。

除上述章节之外，两位作者还翻译并校注了《清朝探事》《仕置方问答书》的具体内容，为读者提供了可信凭的文本。

本书不仅对《清朝探事》与《仕置方问答书》进行了细致考察、深入研究，还对两部著作进行了书志文献学考察并翻译校注，对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笔者期盼本书对今后的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做出更大贡献，也期待广大有识之士阅读参考之。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