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精装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政治演进，另辟蹊径探究唐玄宗、唐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通过考察中书令（首席宰相）与太子在皇权政治下的政治配置关系及其变化，详细论述了玄宗、肃宗朝政治制度变化与中枢政局演进的互动关系。

作品视角独特、观点鲜明，不囿于对当时人事纷争或历史事件表象的考察，深入考释了玄宗朝宰相与太子相争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国势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

任士英，1966年生，山东莘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曾任犯罪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等。研究领域为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宫廷政治与国家安全及警学理论、警察史。著有《正说唐朝二十一帝》《隋唐帝国政治体制》《幕后帝妃》《唐肃宗评传》《盛唐气象》《宫廷政治史话》《后妃当国》《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等。主编《中华大典·经济思想分典》《学苑春秋》《新时期公安工作规律性研究》《犯罪学专业建设与发展研究》等。

第一篇 引 论 001

一 本课题研究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依据 001

二 本课题研究的视角与出发点 008

三 问题的提出 011

第二篇 唐玄宗时期中枢政局变动的起点——以开元时期太子的废立为考察中心 016

一 唐玄宗立李瑛为太子时政局的一般状况 016

二 宫城布局的变化与太子不居东宫之局面的形成：李瑛被废前皇太子地位变化的一般情形 023

三 李瑛被废前后唐玄宗朝中枢政局：对中枢权力机构的调整以及对宰相集团政治态度的试探 046

（一）唐玄宗何时动念废储 048

（二）“此陛下家事”索解 051

（三）李瑛被废之“恶迹”考索 053

（四）中书令地位的变化与太子的废立 056

（五）从张九龄到李林甫：论中书令人选的更替兼论“文学吏治之争” 070

（六）唐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索解 085

第三篇 天宝初年的中枢政局——以宰相与太子的矛盾斗争为考察中心 104

一 天宝五六载唐朝中枢政局内的几次案狱述略 105

（一）韦坚、皇甫惟明之狱 106

（二）杜有邻、柳勣之狱 111

（三）王忠嗣之狱 114

（四）小结 130

二 天宝年间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倾动太子原因试探 132

（一）“自以始谋不佐皇太子”并非正解 132

（二）中书令政治人格的变化：从李林甫与杨国忠的职衔分析入手 135

（三）小结 154

第四篇 中枢政治配置关系的变化与非实体化东宫体制的形成 156

一 宰相（中书令）与太子之间政治配置关系的变化 156

（一）唐初宰相兼领宫臣职衔的状况 157

（二）赞辅“两宫”的权力配置 162

二 东宫体制实体化的消失与非实体化东宫体制在天宝年间的形成 172

（一）《唐六典》《通典》等与《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所载东宫官职掌的不同 172

（二）天宝年间东宫官设置与职掌的变化 183

（三）小结 210

第五篇 唐玄宗天宝末年的中枢政局

— 以安史之乱中宰相与太子的矛盾斗争为考察中心 215

一 皇太子监国风波 216

二 哥舒翰受命统兵之身份辨析 224

三 天宝中枢政局决定下的潼关战局 232

四 马嵬之变 240

（一）兵变的幕后策划人是谁 241

（二）太子兵变为什么能够成功 244

（三）唐玄宗何以在兵变后仍能平安入蜀 248

五 小结 250

第六篇 唐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以唐肃宗的政治地位及其与唐玄宗的关系为考察中心 252

一 小 引：《肃宗即位赦》引出的话题 253

二 灵武即位之初唐肃宗的政治地位 257

（一）唐玄宗“传位”之事辨析 257

（二）唐肃宗即位之初的朝廷体制：天宝东宫体制的衍生物 268

三 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 276

（一）二元格局的形成 277

（二）二元格局的内涵 286

（三）二元格局下的肃宗朝政治 294

（四）二元格局的解体 303

（五）小结 307

征引文献书目 309

附 录 论隋唐皇权 321

初版后记 355

新印赘语 博士论文应做有“结论”的研究 360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政治演进，另辟蹊径探究唐玄宗、唐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通过考察中书令（首席宰相）与太子在皇权政治下的政治配置关系及其变化，详细论述了玄宗、肃宗朝政治制度变化与中枢政局演进的互动关系。

作品视角独特、观点鲜明，不囿于对当时人事纷争或历史事件表象的考察，深入考释了玄宗朝宰相与太子相争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国势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

任士英，1966年生，山东莘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曾任犯罪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等。研究领域为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宫廷政治与国家安全及警学理论、警察史。著有《正说唐朝二十一帝》《隋唐帝国政治体制》《幕后帝妃》《唐肃宗评传》《盛唐气象》《宫廷政治史话》《后妃当国》《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等。主编《中华大典·经济思想分典》《学苑春秋》《新时期公安工作规律性研究》《犯罪学专业建设与发展研究》等。

（六）唐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索解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唐玄宗完成对中书令人选的调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上疏力陈牛仙客才非所任，且引谶语证明己说。此举犯了唐玄宗的忌讳，周子谅遂被杖责，后又被流贬，死于途中。李林甫借题发挥，称“（周）子谅，张九龄所荐也”，结果，张九龄也被贬出朝廷。失去了张九龄等大臣的保护，太子李瑛很快陷入灭顶之灾。张九龄被贬的第二天，唐玄宗在宫中宣布了废储的制书。自此之后，皇储之位虚悬达一年零两个月。直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唐玄宗才宣布立忠王为太子。在重新选择储君的过程中，颇有竞争力且呼声甚高的寿王瑁没能进入唐玄宗的视野。在开元末年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中，唐玄宗何以取忠王而舍寿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为皇太子，此为别一问题，非兹篇所能论及也”，一笔带过，没有从正面解答。后来，他又从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角度重新提出这一难题。他认为，李亨“终能立为太子”，是因为武则天之后武氏政治势力到开元、天宝时犹未衰歇，李亨生母杨妃是武氏姻亲，且对李亨出生有恩的张说也是武氏之党的缘故。对于武氏政治势力在武周以后的存在情况以及在开元天宝时期是否仍然存在，黄永年先生既有正面的论述，也有针对性的剖析，指出陈寅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立论难以成立。另外，赵永东先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陈寅恪先生的立论“不足为训”。他认为，唐玄宗在武惠妃死前之所以未册寿王为太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似乎对武惠妃的政治品行并不完全信任，心存疑虑；二是寿王与太子李瑛被废死有关。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若认为是唐玄宗对早已废死的王皇后的“追悔之念”抑制了他确立寿王为太子的行动，认为李亨最终被选为继承人是因为唐玄宗对王皇后的所谓“追悔之念”与王皇后对李亨的“抚养之恩”，则未必是对此事的恰切解释。细绎此事之因果，我们发现要对此事做出完美的解答并非易事。不过，通过梳理，我们从中能发现这一时期中枢政治格局的若干内容。从忠王与寿王的条件比较可以发现，继承人的选择不唯涉及朝廷宰相，也涉及后宫势力以及宰相与后宫力量的结合等。看来，这还是一个不乏意义的问题。我们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对这一问题略加探讨。

李瑛被废之后，唐玄宗为选择继承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旧唐书》卷10《肃宗纪》：

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瑁对。

时任中书令的李林甫在唐玄宗向他征求储君人选时，推荐寿王瑁是实情，但若说是“希旨”，则并不是实录。在重新选择继承人时，唐玄宗从未向身边的人透露过个人意向。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就连近侍宦官高力士也不清楚唐玄宗的真实想法。在这种形势下，李林甫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既与他的中书令身份有关，据说也有讨好武惠妃的私心。不过，有人认为李林甫开始为巴结武惠妃做拥立寿王的台柱，而武惠妃死后“态度有所变化”，“狡猾的李林甫也就不必尽力保护寿王”，与事实并不相符。《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其冬，惠妃病，三庶人为祟而薨。储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说明李林甫在武惠妃死后拥戴寿王的态度仍一如既往。按：武惠妃死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李林甫的这一政治态度仅仅用他巴结武惠妃来解释可能还远远不够。另据史书记载：“李林甫以寿王母爱，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废死。”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当初三庶人之祸的发生与结局而论，还是此后拥立寿王瑁，都说明此时出任中书令的李林甫与皇位继承问题颇有干系。且不管李林甫的本意若何，仅从中书令在国家政治中枢中的重要地位这一个角度，就不能不使唐玄宗认真对待宰相与皇位继承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自开元以来，无论是对太子的政治权力还是对其政治生活的空间，唐玄宗都已经着手加以削弱与压缩。他通过调整宰相集团成员实现废黜太子瑛，所以，他当然不会希望再看到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与中书令之间存在深厚的政治渊源。道理很简单，太子与朝廷宰相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系，都会使太子获得政治发展与势力膨胀的机会与可能性。笔者认为，寿王之所以没有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正是由于在唐玄宗看来，他与中书令李林甫之间存在一种不被现实皇权所容忍的政治渊源。这一点其实正好反映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六年前后唐朝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些特征与基本面貌。

另外，在唐玄宗的诸子之中，寿王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与宁王之间存在其他皇子所不具备的深厚渊源。原因是寿王出生后即被送往宁王府邸，尔后在宁王府生活了十几年，由宁王一手抚养成人。送寿王到宁王府中举养，是因为其母武惠妃所生二子一女，皆襁褓不育。至于是“帝命宁王养外邸”还是“宁王请养邸中”，抑或是宁王妃元氏“请于邸中收养”，史书记载不一，但是寿王被送往宁王府后，是元氏“自乳之，名为己子”却是实情。正是由于他“十余年在宁邸，故封建之事晚于诸王”。宁王是唐玄宗的长兄，以其“嫡长，合当储贰”，且文明元年（684年）时也曾为太子。平定韦后之乱时唐玄宗功大，唐睿宗复位后也因此为选择继承人而伤神。宁王主动上表辞让，方使问题化解。唐玄宗即位以来，表面上与诸兄弟相处融洽，但丝毫没有松懈对诸王的防范。他把宁王等兄弟安置在紧邻兴庆宫的胜业坊、安兴坊内，不时亲往诸王府邸或派中使探看，都不乏深意，自非“天子友悌”一言可以道尽。宁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死后，唐玄宗特为其加册“让皇帝”之谥。显而易见，对居于藩邸的诸兄弟，唐玄宗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轻忽。如此一来，选择与藩王有如此深厚渊源的寿王瑁为皇位继承人，并不符合此时唐玄宗的政治思路与策略，因为唐玄宗不希望太子在政治上拥有任何可能获得发展的条件，更何况宁王这个时候仍然在世。

在唐玄宗的诸子之中，由于东封后设立十王宅，诸子虽然分别被授以边地都督或节度大使，但均系遥领，并不实任；诸王虽加开府，却无府僚。若论及诸子的个人才干与政治资本，客观上讲，无一有机会出人头地者。也就是说，由于唐玄宗设立十王宅，诸皇子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处于他的严密控制下，这样一来，也就成功阻止了诸皇子凭借个人才能进行政治上的经营。从这一点上来说，唐玄宗设立十王宅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从目前所见的史料来看，倒是有一件与李亨有关的记载，多少反映了十王宅中的忠王李亨的出格之处。据记载：开元十八年，奚、契丹犯塞。六月，唐朝以“[十]八总管”兵进讨，以李亨遥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大军出发时，“仍命百僚设次于光顺门，与上相见。左丞相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颖发，仪表非常，雅类圣祖，此社稷之福也。’”张说拿李亨与唐太宗作类比，并称为社稷之福，显然有为他进行政治鼓吹的意图。不过，在开元十八年（730年）六月时，忠王李亨与十王宅中的其他诸王并无任何相异之处，张说自罢任中书令以后，一度致仕在家修史，虽然开元十七年（729年）复任尚书左丞相，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是大打折扣。再说，张说自开元十八年生病，“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即不治而终。张说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可能支撑他进行这一系列的动作，确实值得怀疑。张说同样的一番话在《通鉴》中则被记载为“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与《旧唐书·肃宗纪》所载又略有不同。因此，对于有关李亨的这则史料的可信度，我们表示怀疑。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张说此说必为肃宗即位后所伪撰，……欲借张说之口宣示天命，并标出于诸皇子间，肃宗有特殊的形象。”只可惜未作进一步的申论。

总之，在唐玄宗选立继承人时，任何一位皇子都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才干或政治资本相对优越而当选。所以，即使是中书令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处于极其优越的地位，李林甫在拥立寿王时也举不出可以说服唐玄宗与朝廷的理由。唐玄宗对李林甫的提议虽然没有立即加以否决，但是对他的提议完全不予理睬。同理，唐玄宗选定的继承人，也不会因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才能折服朝廷百官。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三庶人之祸以后，唐玄宗为继嗣不定而犹豫不决、郁郁寡欢，重新立储费时达一年又两个月，而且还是在武惠妃死后半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宦官高力士提出的“推长而立”的原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六年五月”条记载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话题是高力士借关心唐玄宗的生活起居引出的：

……高力士乘间请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

高力士在这个时候提出立长的建议，自然说明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也反映出他在唐玄宗政治中枢中的地位。不过，这是否如黄永年先生所说是属于“内廷与外朝之争”、是“已成为内相即玄宗的代理人”的高力士抑制外朝宰相的手段，有人也说恐怕可以进一步讨论。毕竟，在这一过程中，高力士并不曾得到什么政治利益。再说，高力士多年在皇帝左右，言行举止极为谨慎，此前宰相人选的更换、王皇后与太子李瑛被废，他均是三缄其口。当立储之事陷于微妙之际，高力士敢于直陈己见，说明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对形势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事实证明，高力士的建议非常符合皇帝的思路。至于高力士如何能对形势有如此准确的把握，我们不得而知。现存文献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玄宗此时的政治思路：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月，即武惠妃死后的第二个月，唐玄宗在举行亲祀东郊的典礼时，用忠王为亚献，并用颍王为终献。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信号，多少可以透露出唐玄宗内心的一些玄机。

确定了立长原则，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也就容易明确了。因为唐玄宗第一次立储时没有遵循立长原则，李瑛是以皇次子的身份居于储君之位的。实际上的皇长子李琮在玄宗第一次立储时没有考虑进来，再次立他为太子的可能性不大，加之李琮没有子嗣，收养了废太子李瑛的儿子，所以他更不可能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除庆王琮之外，唐玄宗最年长的儿子就是忠王李亨了。再说，别的不论，若与庆王无子相比较，忠王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大大地表现出来了。因为李亨在开元十四年（726年）十二月时就有了长子李俶，李俶就是唐玄宗的长孙。也就是说，唐玄宗的取舍只可能在寿王与忠王之间。按照立长原则，在皇三子忠王与十八子寿王之间当然也就只能选择忠王李亨。经过这番较量与唐玄宗的反复斟酌，李亨得以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被立为太子。当年七月，唐玄宗为他举行了册礼。

出于中书舍人孙逖之手的《立忠王为皇太子制》，比较准确地表达出唐玄宗再次立储的政治思路。其中有云：“以长则顺，且符于旧典”；在《册忠王为皇太子文》之中仍然称“仰稽天道，俯察人心，立长则顺，天所助也”。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朝廷上立长的舆论与唐玄宗所认可的立储原则而言的。事实上，唐玄宗选立李瑛时就不曾遵循立长的“旧典”，选立李亨是不是属于真正的立长也值得疑问，甚至事隔多年以后，就连李亨自己都认为由他继承大位属于“非次”。因此，所谓“推长而立”云云，不过是唐玄宗立储时的一种从权变通、一个方便操作的手段，是他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寻求政治稳定的策略，他并不是真的要遵循立长的原则。这样说来，李亨得以被立为储君，他较之寿王更为年长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除李亨以外，比寿王年长的皇子还有多位。因此，李亨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应该另有他为唐玄宗所看中的优势与条件。在我们看来，当时李亨与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之间缺乏像寿王那样的政治上的渊源关系是唐玄宗选中他的重要原因。此外，李亨此时已二十八岁，在十王宅中生活没有显露任何劣迹，更不见他在后宫中有什么依靠。至于说李亨被立为太子，与所谓“武氏之党”及武氏势力左右政局并无关系，黄永年先生早已有论述，可视为定论，在此不另外赘述。总之，此时的李亨在内廷外朝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赖，这一点正是唐玄宗所看中的。而得到中书令李林甫拥立与武惠妃支援的寿王也就不可能被唐玄宗选中。由于寿王与中枢政治有关联，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命太子以外的皇子主持平叛，就只任用了永王、盛王与丰王，却没有委任寿王。这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玄宗在第二次立储时何以舍寿王。

唐玄宗之所以舍寿王而选择政治上毫无势力可言的忠王作为继承人，是因为此时太子的政治地位还没有被完全纳入新的政治体制，皇位继承权与其他权力系统在皇权政治之下的配置关系仍处于调整与组合中。选择忠王李亨作为继承人，是唐玄宗在实体化的东宫体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的形势下，为了在当时的体制下寻求政治稳定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即通过用人事的办法达到现有体制暂时还不能达到的效果。同时，这一选择也是为了继续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以赢得政治空间，从而最终实现对继承人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目标。

这是一本经过作者长期积累、认真思考，在广泛搜集史料和认真汲取学术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严密考证、细致分析、深入研究而写成的，具有颇高的理论价值和可读性的优秀学术著作，对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唐代历史和推动唐史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  吴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