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全两册

　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数十年来，虽无通论性的研究专著问世，但举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体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观念与事件研究，于此问题均有不同维度与层面的涉及，可谓成果丰硕。故而，唐代儒学与文学的通论性研究，须在一个已有良好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系统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解读，才有可能后出转精。同时，中古史研究在历史书写、中央与地方（乡里、藩镇）、制度与实践、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诸领域所展现出的极高水准，也让此项研究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再则，此问题必然与政治学、汉语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学科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叉重叠。因此，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刘顺本科为政教专业，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汉学，博士阶段受业于著名学者胡晓明兄门下，又曾在陈引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知识背景看，刘顺的确是从事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合适人选，他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概括地说，《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学术创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为中介考察儒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并以“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难题作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视角，以此确定儒学的时代样态、影响及其所应对的挑战与回应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儒学过度文本化的解读倾向。
　　二、在唐代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学与政治一般性关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而在关注儒学对文学观念、主题、体式、风格乃至认知模式之影响的同时，也关注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的价值。
　　三、在文学体式及功能等问题的考辨上，以汉语史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据，以中古汉语所可提供的语言学条件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参照，并由此考察文学书写的规则、技法、限度及其与儒学相互适应的方式。
　　总之，《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的政治、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新义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非常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再如，《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套装上下册）》认为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观念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又如，该书指出，“安史之乱”后，儒学对于道德、人性、制度、历史的思考，加速了礼乐儒学向心性儒学的过渡。此时期的文学，制诰、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响更强，“古文”的影响也一时为盛；文与道、心与物之关系的考量逐步焦点化，诗歌领域中佛学诸因素的影响，则形成了对儒家“感物”诗学的强势冲击。在一个缺乏“确定感”的时代，中唐的诗文在风格上也呈现全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得之见。

上册
序
导言

第一章 认同的构建与唐初的儒学及文学（武德、贞观时期）
第一节 历命在唐：唐初的合法性论证
一 “李氏当王”：合法性论证之一
二 “历数在唐”：合法性论证之二
三 柱下陇西之流：合法性论证之三
四 戡黎升隔：合法性论证之四
五 太平天子：合法性论证之五
结语
第二节 构建共同体：唐初的尧舜记忆
一 中古前期的言说传统
二 王化无外：重建胡汉关系的尝试
三 以德化民：“诸夏”自我认同的构建
第三节 唐初的经学统
一 南北对立时期的经学交流
二 杨隋时期的经学统
三 贞观时期的版本正定
四 五经义疏的统
五 五经音读的统
六 官学影响的提升
结语
第四节 孔颖达的“情”论、“象”论与“声”论
一 “情志一也”与“感以为体”
二 “易者象也”与“以有教有”
三 声音之道与政通
结语
第五节 唐初的教育与科举：儒学传播的制度路径
一 儒学制度化的功能与意义
二 官学系统的建立及其影响
三 科举的演进与儒学传播
余论
第六节 唐初史臣文论的南朝批评及其对诗歌体式的要求
一 史臣文论的“南朝批评”
二 构建典范：史臣文论对诗歌体式的要求
三 史臣的诗歌创作与文学中的“南朝”主题
结语
第七节 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一 天人之际与“文史”传统的回归
二 文质彬彬：大一统时代的文学
三 “情志一也”与“兴必取象”：另启新局的可能与途径
结语
……

第二章 政局变动中的儒学与文学（高宗至睿宗时期）

下册

结语

参考文献

　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数十年来，虽无通论性的研究专著问世，但举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体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观念与事件研究，于此问题均有不同维度与层面的涉及，可谓成果丰硕。故而，唐代儒学与文学的通论性研究，须在一个已有良好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系统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解读，才有可能后出转精。同时，中古史研究在历史书写、中央与地方（乡里、藩镇）、制度与实践、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诸领域所展现出的极高水准，也让此项研究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再则，此问题必然与政治学、汉语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学科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叉重叠。因此，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刘顺本科为政教专业，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汉学，博士阶段受业于著名学者胡晓明兄门下，又曾在陈引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知识背景看，刘顺的确是从事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合适人选，他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概括地说，《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学术创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为中介考察儒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并以“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难题作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视角，以此确定儒学的时代样态、影响及其所应对的挑战与回应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儒学过度文本化的解读倾向。
　　二、在唐代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学与政治一般性关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而在关注儒学对文学观念、主题、体式、风格乃至认知模式之影响的同时，也关注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的价值。
　　三、在文学体式及功能等问题的考辨上，以汉语史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据，以中古汉语所可提供的语言学条件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参照，并由此考察文学书写的规则、技法、限度及其与儒学相互适应的方式。
　　总之，《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的政治、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新义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非常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再如，《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套装上下册）》认为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观念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又如，该书指出，“安史之乱”后，儒学对于道德、人性、制度、历史的思考，加速了礼乐儒学向心性儒学的过渡。此时期的文学，制诰、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响更强，“古文”的影响也一时为盛；文与道、心与物之关系的考量逐步焦点化，诗歌领域中佛学诸因素的影响，则形成了对儒家“感物”诗学的强势冲击。在一个缺乏“确定感”的时代，中唐的诗文在风格上也呈现全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得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