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与突围 碰撞中的清帝国 1644-1840

引子　精准预言：对大清帝国覆亡结局的猜想
公元1867年，清穆宗同治六年。这一年，曾国藩56岁。
三年前，这个湖南出生的汉族文人，破天荒地被清政府授予了一等侯爵，并世袭罔替。其他如太子太保、大学士等荣誉头衔更是不一而足。这些惊人的荣誉，当然都是为了表彰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劳。
不过，朝廷的宠幸看起来总是那么反复无常。就在前一年，因为镇压北方的捻军起义长期未见成效，曾国藩还被严旨责备，丢掉了剿捻督师、钦差大臣的头衔。但朝廷念其劳苦功高，未再追加其他更严厉的处罚，让他回任镇压捻军之前担任的两江总督，管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
曾国藩不仅战功赫赫，而且知人善任。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提拔了一些将领，有很多在仕途上走得不错，其中不乏担任巡抚、总督等职位的封疆大员，可谓“门生故吏遍天下”。甚至有坊间议论，曾国藩若是举旗一呼，召集门生故旧、湘兵楚勇，想要推翻清朝廷、恢复汉人江山、自己当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与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同，曾国藩本人并没有什么野心，一心一意要做个忠臣，为清廷鞠躬尽瘁。到任两江后，他便立刻投入造轮船、办铁厂的“洋务运动”中，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工业设备，使出浑身解数挽救这个在内忧外患中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
公务倥偬之外、茶余饭后之间，曾国藩有一大爱好，就是与脾气相投的幕僚闲谈古今人物、指点天下大事。
六月二十日这天晚上，曾国藩又来找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叙谈。他对赵烈文说：“最近北京那边有朋友过来，讲了京城的一些新闻。说现在北京很乱，抢劫杀人之类的大案时常发生，已经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大街上乞丐成群，有些穷人家的妇女甚至连裤子都穿不起。京师之地，竟然民穷财尽到了这样的地步，恐怕天下会有异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烈文对曾国藩说：“天下一统已经很长时间了，盛极而衰、合久必分是必然之理，无法改变。现在朝廷权威犹在，各方势力仍然不敢轻举妄动，短期来看，国家应该不会很快土崩瓦解。据我观察，将来真正的异变，肯定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天下无主，陷入军阀混战。这样的剧变大约会在五十年内发生。” 
这一番直白的预测大出曾国藩意料，他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曾国藩皱着眉头愁了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是否可以效仿西晋和北宋的旧事，南迁避祸，延长国运呢？”
赵烈文摇头道：“恐怕只会一次性覆灭，无法重复西晋和北宋的故事了。” 
曾国藩仍不甘心，说道：“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本朝的历任皇帝都工作努力、勤勤恳恳，对天下国家非常负责任，与前朝的皇帝不同，是不是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或者起码国运比前朝更为长久一些？
对这个“君德”之说，赵烈文毫不客气地驳了回去：“本朝君德确实比较正，但也已经享国两百多年，回报不可谓不丰厚。真正的问题在于本朝在建国初期，杀人太多，夺取天下的手法过于简单粗暴。后来的皇帝虽然努力以德泽加以弥补，但相对于当年惨重的杀戮而言，还远远不足以弥补，不可能因此扭转天道。” 
这番话说得很露骨，把清朝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抛出来了。话说至此，曾国藩无力再辩，只得叹气道：“那我就只能日夜忧叹，希望自己早点死掉，以免亲眼看到国家社稷覆灭了。” 
这段对话被赵烈文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死于1872年，赵烈文死于1893年，都未能看到清王朝最终的结局。直到1912年，清朝终于灭亡。覆灭的方式是清帝退位，清政权一夜灭亡，没有再割据偏安的机会。此后，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之中。赵烈文的预言，精准得让人吃惊。
仔细回顾这次对话，赵烈文的预言有一个根本出发点：两百多年前清朝统一中国之时，杀人太多，简单粗暴，对王朝最终的命运有很大影响。这让清廷统治的合法性相当脆弱，一旦中央权威垮塌，王朝就会迅速土崩瓦解，不可能还有机会偏安一隅、割据一方。
赵烈文，江苏常州人。常州位于扬州和嘉定之间，北距扬州约100公里，南距嘉定约150公里。明清换代之际，清军南下，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代表的大屠杀给江南人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后来的清朝统治者虽然不惜利用“文字狱”试图彻底消灭关于那场大屠杀的一切文字记录，但这样的“努力”，终究还是失败了……

自嘉庆继位开始，清帝国的财政连年亏空，官僚日益腐败，百姓民不聊生，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自此，帝制的荣光渐趋暗淡，清帝国由盛转衰，中国也逐渐落后于西方。直至1840年，英军陈兵珠江口，中国开始了积贫积弱的近代历史。

但是，近代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已潜伏于清帝国的统治之中。自定鼎中原，到覆灭南明，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治理，清廷逐渐稳固了统治基础，终于将帝制推向巅峰，却未料世界形势已悄然巨变。清帝国的统治面临哪些挑战？从“康雍乾盛世”到“嘉道中衰”，清帝国的盛世基于哪些治理之道，又为何骤然而衰？在近代的前夜，清帝国为何落后于西方？本书作者李晓鹏，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生产技术、组织能力、思想观念、地缘战略等角度，审视帝制时代最后的巅峰，带我们重新走过这段转折之路。

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Research Fellow），著有《城市战略家》《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作品，擅长从经济和战略的视角探究历史问题。

引子　精准预言：对大清帝国覆亡结局的猜想
第一章  天下浩劫：文明视角下的明清换代
一、亿万生灵：明朝末年人口数量与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
二、底线战争：明清换代的三方交战模式
三、四川惨屠：谁是川渝人口灭绝的主凶
四、文明三问：明清换代大屠杀的根源辨析
五、剥茧抽丝：多维度视角下的明清换代史
第二章  南明悲歌：阶级局限与必亡的命运
一、闯王之死：“联虏平寇”战略下的两败俱伤
二、隆武皇帝：郑芝龙海商集团的政治投机
三、五省督师：李成栋反正与湖南的再丧失
四、忠贞余响：堵胤锡之死与忠贞营的败落
五、假封秦王：大西军联合南明抗清的曲折传奇
六、桂林大捷：李定国西征与孔有德败亡
七、两蹶名王：战略性的胜利曙光
八、孙李内讧：抗清运动最后希望的破灭
九、三藩肇乱：降将主导的回光返照
第三章  康熙皇帝：帝制的强化与被忽视的产业降级
一、李约瑟难题：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
二、筚路蓝缕：中华民族开发江南的千年历程
三、明亡英兴：晋商南下与英国崛起
四、御驾亲征：反击准噶尔叛乱
五、博学鸿儒：笼络汉族士大夫
六、南山文祸：重启文字狱
七、九龙夺嫡：两废太子背后的皇族内斗
八、择贤而立：雍正继位的政治谜底
第四章 雍正革新：从征战到治理的战略转折
一、革故鼎新：高薪养廉的“抄家皇帝”
二、皇权之巅：清朝皇权背后的军政权力结构
三、模范督抚：“明星官员”的曲折仕途
四、整治朋党：残酷镇压皇族党争
五、大义觉迷：“出奇料理”的谋反大案
六、联合专政：对汉族士绅的打压与拉拢
第五章  千面乾隆：帝制盛极而衰的宿命
一、由宽入严：乾隆执政风格的剧变
二、痛下杀手：被激怒的皇帝和他的责任心
三、平定西北：清王朝在新疆的治理
四、“文治”风暴：精心布局的文字狱狂潮
五、忠君理学：清朝对儒家道统的打击与改造
六、带头贪腐：晚年乾隆与宠臣和珅
七、闭关锁国：贸易的繁荣与思想的贫困
八、盛世饥馁：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
第六章  欧洲崛起：现代转型与外部冲击
一、千年黑暗：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
二、十字东征：东方文明的光芒照进欧洲
三、航海时代：全球贸易体系形成
四、合纵连横：英国崛起的战争与谋略
五、海权帝国：理解西方文明特质的一个重要视角
六、工业革命：科学理论与产业实践的成功融合
七、罗马法系：来自远古的西方王权与法制传统
八、文明三劫：军事入侵对中华文明的巨大伤害
九、北守南攻：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战略变迁
第七章  鸦片战争：帝制末期的危局时刻
一、白莲教起义：虚假盛世的落幕
二、“仁宗”之治：又一个儒家圣君出现了
三、嘉道中衰：道光新政与汉族士绅的崛起
四、虎门销烟：小心翼翼的禁毒行动
五、一败涂地：鸦片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六、何以家国：清军惨败的意识形态根源
七、漫漫征途：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开始
后记　论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

自嘉庆继位开始，清帝国的财政连年亏空，官僚日益腐败，百姓民不聊生，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自此，帝制的荣光渐趋暗淡，清帝国由盛转衰，中国也逐渐落后于西方。直至1840年，英军陈兵珠江口，中国开始了积贫积弱的近代历史。

但是，近代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已潜伏于清帝国的统治之中。自定鼎中原，到覆灭南明，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治理，清廷逐渐稳固了统治基础，终于将帝制推向巅峰，却未料世界形势已悄然巨变。清帝国的统治面临哪些挑战？从“康雍乾盛世”到“嘉道中衰”，清帝国的盛世基于哪些治理之道，又为何骤然而衰？在近代的前夜，清帝国为何落后于西方？本书作者李晓鹏，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生产技术、组织能力、思想观念、地缘战略等角度，审视帝制时代最后的巅峰，带我们重新走过这段转折之路。

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Research Fellow），著有《城市战略家》《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作品，擅长从经济和战略的视角探究历史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
明朝崩溃和南明抗清运动不断失败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清朝兴起和清军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华核心文明惨遭破坏和大幅度倒退的过程，也就是满族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满族迅速从落后的渔猎部族文明进化到农耕帝国的文明水平。由于没有受到理学思想影响，且内部特殊利益集团尚未发育成熟，这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表现出旺盛的活力，诸多优秀的帝王将相不断出现，并且他们善于任用汉民族的优秀人才，使用先进的政治制度，这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大约相当于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秦汉，比如他们延续了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在某些方面则要落后于秦汉，比如思想文化远远不如汉朝开明自由，但总体上是差不多的。秦汉时期，也是汉族积极进取、建立帝国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快速开疆拓土的时代。
清朝的建立对满族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相比300多年前征服中原的蒙古，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满洲勋贵们成功地克服了所谓“胡人无百年国运”的魔咒，建立全国性政权长达268年，让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长命的大一统王朝，仅次于唐朝和明朝。就其陆地疆土的广阔程度而言，清朝大于汉朝和明朝，跟唐朝、元朝在伯仲之间。
我们继续从文明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目前为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我们有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条，从游牧和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第二条，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两个判断已经是学界的共识。
中华文明从游牧和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这个过程领先于全世界。不仅是进入农耕社会的时间领先，更重要的是在农耕时代建立了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政治体制、最辉煌的经济成就、最长久的和平稳定，并供养了数量最庞大的人口，开拓了广阔的疆域。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
不过，在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却大大落后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传统经济最繁荣的中国？这就是很多人喜欢讨论的所谓“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核心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这个所谓的难题其实一点也不难。之所以会成为难题，是因为它的答案，很多人出于利益原因不愿意讲，甚至还想办法不让别人讲。
只要讲清楚明清换代之际，中国人所遭受的人类文明史上空间绝后的大屠杀 ，这个难题其实就不是难题了。
明清换代，人口从4个亿下降至不到1个亿，尤其是在经济文明最发达的江南、华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屠城，城市精英人口损失殆尽。面对野蛮暴政，稍有点反抗精神的人都会被全家老小一起杀掉，沿海50里内的人民和城镇被尽数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可能爆发什么工业革命呢？如果英国在18世纪刚刚发明珍妮纺纱机的时候，突然遭到北欧海盗的入侵并被征服，各大城镇都被疯狂屠城，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口，英国还能爆发工业革命吗？
中国未能爆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如果只挑选一条，那就是明清换代。一个处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文明，突然遭到来自北方落后民族的军事征服；诸多本土科技典籍因此失传，《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名著的翻译被迫中断。被屠杀的人口中，也许就有类似于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或者是可以启迪他们发明创新的师友，还有很多可以发明诸如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的能工巧匠。总之，整个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创新体系被彻底摧毁了。工业革命在短期内（一两百年）爆发的可能性自然就消失了。
当然，这只是直接原因，它背后还有很多更深刻的间接原因。核心还是汉族内部精英的集体堕落。理学思想的僵化、官员的腐败、财富阶层的自私、农民起义军的不团结和战略失误……这些都值得深刻反思。当然，也包括西方殖民活动带来的白银货币冲击，中国背靠大陆、面向大海的地理特征等客观因素。但最后所有原因汇总起来，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入主成功，杀遍中国，这是一个总阀门——它最终切断了、关闭了中华文明自主进入工业文明的发展路径。
我们分析历史，无论如何强调各种间接原因、客观因素，这个总阀门绝不能跳过去不讲或者有意无意淡化。只有把这个总阀门的前因后果讲清楚，中国历史的脉络才能说清楚、讲透彻。也许会有人说我们记仇，或者煽动历史仇恨。那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事情，也过去好几百年了，记仇是不应该的。关键在于，不讲明白，就会有人不停地乱甩黑锅，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甩到中华帝国的皇帝专制制度、科举考试制度、朱元璋杀功臣、明朝海禁、中国人的劣根性之类的原因之上。我们可以不记仇，但不能乱背锅。这个锅背错了，我们反思历史的方向就会发生错误，会对我们未来道路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史，不只是认知的学问，更是思考的学问。读史，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思考为什么。作者的一些结论极具颠覆性，足以令人振聋发聩，但细细读来又觉其无不有理有据，顺理成章。阅读本书，必将大大拓展我们思考的疆界，增长我们的智慧。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中华文明浩瀚史料与古籍的精准把握，以及政治经济学独到的眼光，为李晓鹏的史学分析提供了高屋建瓴的视角和平台，让他的历史分析能够插上经济逻辑的翅膀，在过去与现实的浩瀚领空翱翔。
——文一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讲席教授

现在我们又到了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刻。近代的屈辱让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失去了信心，国学被西方变成了文学，历史又被养人打扮了一次。我们当今找回中国自信，看清中国道路，还是要从厘清历史开始。带着观点重塑历史是当今新一代学者的觉醒。本书作者以自己的逻辑，对中国历史真相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张捷  评论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