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途 王阳明的传奇人生

序
人一生的旅程不过是一道心途。
从稚嫩到成熟、从躁动到寂静，就是这条心途上的风景。世界没有变，变的只是这颗心。身外之物在流转迁变，升沉荣辱在不断转换，一切都在变，只有这颗心，却越来越沉寂笃定、趋于永恒。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阳明。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王阳明。
由于“王阳明热”，时下的王阳明传记也不少，看后往往让人感到，这写的与其说是王阳明，不如说写的是现代人精神的彷徨和迷惘，迎合的是现代人精神皈依的缺失。而真正的王阳明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对社会和人生有着什么样恒久的指引意义，他在中国雄厚的传统思想积淀中的定位如何，却反为人们所忽略。
这就有点像过往乃至时下流行的心灵鸡汤，食之有味、激起一时的莫名感奋，却终不能解腹鸣之饥；又像是一种虚弱的精神呐喊，其声如雷，却难有空谷中的回响。
单从王阳明对后世造成的影响来看，人们加诸他身上的，例如曾国藩、*、蒋介石等领袖人物非同一般的垂青，章太炎等著名思想家的推崇，再例如日本人在近代以阳明思想造就明治维新的一跃而强大。这足见王阳明对于后人的启示之大，也使得阳明学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显学、热门。
现代人难以真正地解读王阳明和他的心学，除了时代背景变迁的原因，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视角和立场，或者说所站的高度。王阳明的心学在传统的中国主流思想中仍被归于儒家，但是，这确实是不足以概括他的思想境界的，就好像没见过飞机的人，只好称之为铁鸟，实则其非鸟非铁；另一方面，虽未能领略王阳明精神高度，但他的身份和功业又不能不让时人将他纳入主流体系，是故在他的当世后世，人们对其无以名之，只称之曰大儒。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之精髓，是当今社会的一剂解药。因为，真正的生活在内心。一切斗争皆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的强大。解读王阳明传奇人生，领略心学之精妙，关注自己的心灵，就能修炼一颗强大的内心，在浮躁的社会中独享一份宁静，此心不动随机而动，获得内心的充实与幸福。
王阳明的心学何以产生巨大影响？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他的“事功”，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大大够格、符合主流治理秩序的评判标准的，除却他个人的哲思，他在实际的事务中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好像反过来印证了他的思想的价值一样，这样一来，他对于儒学的移花接木，也就变得让人们容忍了。
更何况，儒学在根本上并不否认佛、道思想，只不过，就像孔子说的，“神鬼之事，吾也难明”，“子不语”，不去说他就好了。而如果士大夫不在正式场合，例如国家大政方针的场合谈佛、论道，只在“业余文化生活”的范畴里谈论佛道境界，那不但不会被排斥，反而会被认为是有品位的表现。也就是说，佛道在古代士大夫的个人修养和精神领域中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乃至于谈禅论道是被视作高明和高雅、受到推崇的。此外，且不要说佛教*核心的“自净其意”理念，单是前面的“诸恶莫做，诸善奉行”的高标，就足以让其得到一个正常社会中人们的认可。

看王阳明的一生，他当然先受到的是很深的儒学熏陶，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他先在儒学的思想底蕴之上进一步找寻自己的世界观、做事业的方法论和指南，而后在这个基础上，又不断地进行人生感悟，做出自己的独到创新。
他并没有对儒学进行扬弃或否定之否定，因为他的思索和感悟在于另外一个层面。举个例子，造汽车的专家研究的是，汽车怎么能省油、快跑，而王阳明先生买了一辆私家车，他研究怎么能提高驾驶技术，从而达到省油、快跑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又可以说他的思索和光辉与传统儒家不违背，但他在儒家这个旧瓶里装入了新酒。
王阳明的热，事实上也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应对内忧外患而从古代传统的文化中寻找精神指引和方法论的一个典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和曾国藩可以对照来看。为什么曾国藩的影响力要比王阳明差一些？曾国藩只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忠实践行者，而他所维系的秩序也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足以强国御辱、解救民族的现实危机。而王阳明在方法论上是做出了创举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跳出了传统儒学的格局的，这样以来，王阳明的境界就大大不一样了。
就治国理政而言，抛开政治的因素，而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说，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哲学，也因此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具体的行事方式。可以说，任何一个世界上强大的民族或国家，其性格都是鲜明的，也都有一套内外治理的艺术。站在这个层面来说，来探讨王阳明就很有些意思了。
让我们跟随自己的心，一起踏上一代心学大儒王阳明的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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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岗位上的不凡事功
明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龙场三年贬谪期满，王阳明赴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任知县职，时年38岁。
就在离开龙场的前一夜，王阳明望着曾住了三年之久的“阳明小洞天”“玩易窝”“何陋轩”“君子亭”这些地方，“无情未必真豪杰”，王阳明抚摸着山洞墙壁上层层青苔，耳边又回响起昔日的朗朗读书声，梦回昨日手拿锄头，辛勤劳作的情景。一股恋恋不舍的依别之情涌上心头。
话说王阳明到庐陵上任办公的*天，县衙突然涌进一群当地乡民，称自己有天大的冤屈，纷纷表示情绪极不稳定，要伸冤打官司。
王阳明把几个叫得*凶的人请进来一问，发现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打官司。随即他又发现，庐陵地区民风强悍，邻里间一有点什么冲突便要到官府打官司，搞得官府疲于应对。
王阳明发布文告知会百姓：“从现在开始，官府不再开门受理案件了，大家不要前来告状，因为现在正是春耕，农时要紧，都来告状，势必影响农耕，农时一失，全年无望。如果你真有冤情，我自然能够听到，自然调查清楚帮你伸冤。邻里间要和睦友善，相互谦让，如果有以良善著称于乡里的人家，我会亲自登门拜访致敬。”
说也奇怪，这布告张贴出去后，不断有人来撤诉，庐陵的民风为之一变。
王阳明用这种尊重百姓的方式，激发百姓本来就存有的善心，用道德来加强治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庐陵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王阳明处理了一系列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其中包括旱灾、瘟疫、火灾、盗贼等等。
庐陵县城一直是吉州、吉安府的行政驻地，是吉安的首县，百姓的税赋负担特别重。原因是，前几任朝廷下派的“镇守中官”与当地的地痞流氓相互勾结，将朝廷的税赋层层加码，乘机中饱私囊。庐陵县增加了木炭、牲口、杉木等多项摊派任务，需要交纳的税银达一万多两。本地缺少这些东西，就由百姓出钱去外地购买上缴。对这些增加的负担和无理的摊派，庐陵县的百姓当然不愿承担，便拒绝交纳。
这可难住了新任知县王阳明。税赋任务是上面分派下来的，不完成就不好向上司交差。可这些增加的税赋明显不合理，百姓也难以承受。如果强行征收，激起了民愤怎么办?
果不其然，有一天上千名乡民冲进县城，沿途的居民呐喊助威，吉安城人心惶惶。王阳明派人一打听，原来是乡民听说新来的知县在中央当过官，明事理、有声望，请他为百姓做主，减免赋税。
王阳明十分同情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百姓，要他们派几个代表来陈述理由。听完缘由之后，王阳明当场表示一定向上司申告，减免加派的税赋。他当天就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写了一份《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报告，还亲自去说明原因。
上司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也就同意了。
朝廷派在江西督税赋的镇守中官是个姓王的宦官，早就听说过王阳明的事迹，知道王阳明在京城任职时对权臣都敢提反对意见，在京城有不少他的弟子，很有声望，不太好对付，何况朝廷对加派税赋不知底细，事情闹大了自己也不好收场，就睁只眼闭只眼让这事过去了。
新来的知县一来就争取到了上面支持，免去了多年增加的摊派，庐陵百姓一时间心服口服、敬重有加。
庐陵县城从唐宋起就比较繁华，沿江大街和后河两旁店铺连绵，青石街和高峰坡一带居民密集。因庐陵一直盛产木材，店铺和民居不少是木板房，巷道也不宽，而且少砖墙相隔，一旦发生火灾，受害面大。王阳明上任不久，以县衙的名义发出通知：
“一是凡临街建筑，全退进三尺，以拓宽街道，火灾发生时，可作防火带，也便于疏散人口；二是每家店铺店屋，全退进二尺，作防火巷；三是每户出一钱银子，用来为临巷道的房屋建砖墙，隔离火势。”这些利民的措施肯定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王阳明派员挨门上户去动员说服，使大家知道这是为老百姓着想。结果此举得到百姓的广泛支持，防火工程进展顺利，庐陵县城的火灾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