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眼睛的兔子

根付，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微雕艺术，传统和服没有口袋，便以根付穿线连接小袋子，固定在腰带上，其造型多变，从侧面折射出世人的生活面貌。埃德蒙·德瓦尔在舅公伊吉的东京住所里首次看见264只根付时便深受吸引。日后当他继承这批收藏时，便为之展开了一场超乎想象、漫长而戏剧性的追溯之旅。

埃弗吕西家族是19世纪显赫的犹太家族，家族成员遍布欧洲各大首都，与世界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有联姻，富可敌国。家族成员之一查尔斯是位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资助过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德加、莫奈、马奈等人，出现在法国作家龚古尔的文章里，也曾直接启发普鲁斯特的创作，成为《追忆似水年华》人物斯万的两个原型之一。作者的祖母伊丽莎白，是20世纪初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曾与诗人里尔克频繁通信，毕业后成为律师和作家。后来纳粹势力兴起，“二战”期间家人四处离散，家族财富在一夕之间化为虚无，只有264只根付逃过搜查留了下来。

埃德蒙·德瓦尔从收藏品的历史到跨越两个世纪的家族历史，从乌克兰到法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奥地利、再到日本、英国，从追寻和想象两个时空维度，讲述了犹太人所经历的发迹辉煌、盛极而衰、漂泊逃亡，细致地描述了对失落的家族与失落的时代的追寻。这并不仅仅是一部收藏史、家族史，而是从一批没有生命的日本工艺品的角度，梳理了欧洲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及战争带给犹太人的毁灭性创痛。

埃德蒙·德瓦尔

Edmund de Waal

世界著名陶瓷艺术家。1964年生于英国诺丁汉，就读于剑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并在英国与日本学习陶艺。他的作品以大型装置瓷器著称，曾在世界各地许多博物馆展出，包括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英国泰特美术馆、纽约高古轩画廊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等。2021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以表彰其对艺术的贡献。

2010年出版回忆录《琥珀眼睛的兔子》，这是他第一部陶艺专业以外的作品，荣获许多文学奖项，并被翻译成二十九种语言。2015年出版《白瓷之路》，以瓷器为切口，追溯了一部中西文明交流史。2021年出版《致卡蒙多》，通过一组虚构的致收藏家卡蒙多先生的信，勾勒出一段家族史。作为文坛罕见的同时专精艺术与人文历史的作者，《纽约客》杂志誉之为“最擅长说器物故事的大师”。

目前，他与家人生活在伦敦。

前 言

第一部  巴黎（1871—1899）

1 西区

2 一张花床

3 “引导她的驭象人”

4 “触感如此柔滑，如此轻盈”

5 一盒儿童糖果

6 一只镶着眼睛的狐狸，木制

7 黄色扶手椅

8 埃尔斯蒂尔先生的芦笋

9 连埃弗吕西也上当了

10 我的小礼物

11 一场“盛大的5点钟派对”

第二部  维也纳（1899—1938）

12 波将金城

13 锡安大街

14 正在发生的历史

15 “儿童画里的巨大方盒”

16 “自由厅”

17 年轻可爱的小东西

18 很久很久以前

19 旧城的样式

20 维也纳万岁！柏林万岁！

21 字面上为零

22 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23 黄金国度 5-0050

第三部  维也纳，克韦切什，唐桥井，维也纳（ 1938—1947）

24 “大规模游行的理想地点”

25 “一个不可能有第二次的机会”

26 “单程有效”

27 催人泪下的事

28 安娜的口袋

29 “一切都相当公开、透明和合法”

第四部 东京（1947—2001）

30 春笋

31 柯达胶片

32 你从哪里得到它们的？

33 真正的日本

34 关于抛光

尾声  东京，敖德萨，伦敦（2001—2009）

35 志良

36 一台天体观测仪，一台测绘仪，一台地球仪

37 黄色，金色，红色

致谢

根付，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微雕艺术，传统和服没有口袋，便以根付穿线连接小袋子，固定在腰带上，其造型多变，从侧面折射出世人的生活面貌。埃德蒙·德瓦尔在舅公伊吉的东京住所里首次看见264只根付时便深受吸引。日后当他继承这批收藏时，便为之展开了一场超乎想象、漫长而戏剧性的追溯之旅。

埃弗吕西家族是19世纪显赫的犹太家族，家族成员遍布欧洲各大首都，与世界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有联姻，富可敌国。家族成员之一查尔斯是位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资助过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德加、莫奈、马奈等人，出现在法国作家龚古尔的文章里，也曾直接启发普鲁斯特的创作，成为《追忆似水年华》人物斯万的两个原型之一。作者的祖母伊丽莎白，是20世纪初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曾与诗人里尔克频繁通信，毕业后成为律师和作家。后来纳粹势力兴起，“二战”期间家人四处离散，家族财富在一夕之间化为虚无，只有264只根付逃过搜查留了下来。

埃德蒙·德瓦尔从收藏品的历史到跨越两个世纪的家族历史，从乌克兰到法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奥地利、再到日本、英国，从追寻和想象两个时空维度，讲述了犹太人所经历的发迹辉煌、盛极而衰、漂泊逃亡，细致地描述了对失落的家族与失落的时代的追寻。这并不仅仅是一部收藏史、家族史，而是从一批没有生命的日本工艺品的角度，梳理了欧洲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及战争带给犹太人的毁灭性创痛。

埃德蒙·德瓦尔

Edmund de Waal

世界著名陶瓷艺术家。1964年生于英国诺丁汉，就读于剑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并在英国与日本学习陶艺。他的作品以大型装置瓷器著称，曾在世界各地许多博物馆展出，包括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英国泰特美术馆、纽约高古轩画廊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等。2021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以表彰其对艺术的贡献。

2010年出版回忆录《琥珀眼睛的兔子》，这是他第一部陶艺专业以外的作品，荣获许多文学奖项，并被翻译成二十九种语言。2015年出版《白瓷之路》，以瓷器为切口，追溯了一部中西文明交流史。2021年出版《致卡蒙多》，通过一组虚构的致收藏家卡蒙多先生的信，勾勒出一段家族史。作为文坛罕见的同时专精艺术与人文历史的作者，《纽约客》杂志誉之为“最擅长说器物故事的大师”。

目前，他与家人生活在伦敦。

前言

1991年，我得到一个日本基金会提供的两年奖学金。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选定7名专业兴趣不同（工程、新闻业、工业、制陶）的英国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在一所英国大学学习日语，然后到东京生活一年。我们的所得将有助于开创与日本接触的新时代。我们是这个计划接纳的第一批人，背负着很高的期望。

第二年，每天上午我们都要穿过街头林立的快餐店和电子商品折扣店上山，去涩谷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当时东京正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中复苏。上班族常常在全世界最繁忙的人行横道上驻足，只为了看一眼屏幕上爬升得越来越高的日经指数。为了避开地铁高峰，我会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去与一位年长的奖学金获得者碰面，他是位考古学家；我们会在去学校的路上吃肉桂面包、喝咖啡，当作早餐。我有家庭作业，正经的家庭作业，从我小学毕业后，这还是第一次。我每个星期要学习150个日文汉字，分析小报上的一篇文章，每天还要背诵几十条日常对话。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害怕过家庭作业。其他年轻的奖学金获得者会用日语和老师们谈笑风生，谈论他们看过的电视节目或政治丑闻。语言学校有两扇绿色的铁门，我记得，为了体会28岁的人踢学校大门是什么感觉，有一天早晨我踢过这两扇门。

下午的时间由我们自由支配。每星期有两个下午，我会在一间陶艺工作室度过，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从制作茶碗的退休商人，到用粗红陶土和网格制作前卫作品的学生，大家共处一室。付过预付款后，拉过一条无人占用的长凳或带脚轮的椅子，就可以坐下来开工了。那里并不嘈杂，但不时地有兴奋的嗡嗡交谈声。我开始第一次用瓷泥制作作品，把罐子和茶壶的陶坯从转轮上取下来，然后轻轻抚平它们的边缘。

我从小就开始制作各种盆盆罐罐，并缠着父亲带我去上夜间学习班。我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只上了奶白色釉、带一抹钴蓝的碗。我学童时期的大多数下午是在一间陶器厂度过的。我17岁就早早离开了学校，向一位严师学习，这位老师是英国陶艺家伯纳德·里奇（Bernard Leach）的信徒。他教会我材料之间的关联和适用性：我用灰色黏土制坏过数百个汤碗和糖罐，也因此打扫过数百次地板；我还会帮忙制作釉料，精心调配成东方色彩。他从未去过日本，书架上却有很多关于日本陶器的书。上午茶的时候，我们会讨论某个茶碗与我们手里的咖啡杯相比，有什么优点。他会没头没脑地说，注意，少就是多。我们通常在沉默或古典音乐声中工作。

我在少年时代的学徒生涯中期，曾在日本度过了一个长长的暑假，拜访日本各地的陶器村，包括益子町、备前和丹波，向一些同样严厉的制陶师傅学习。每一次推拉纸门的声响，或茶馆花园里的流水漱石声，都能使我顿悟，就像每间邓肯甜甜圈店前的霓虹灯都能让我心神不安一样。回国后，我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自己有多么投入其中，文章的题目是《日本和陶艺家伦理：培养对材料和时代印记的敬畏》。

学徒期结束后，我在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我花了7年时间默默无闻地独立工作，在威尔士边境布置工作室，后来又来到糟糕的内城区。我非常专注，我的瓶瓶罐罐也一样。现在我又一次来到日本，在一间乱糟糟的工作室里，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在大聊棒球，我则在制作一只束口瓷瓶。我自得其乐：事情进展得不错。

每星期有两个下午，我会来到日本民间工艺博物馆（Nihon Mingei-kan）的档案室，撰写一本关于里奇的书。博物馆位于郊区，由一座农庄改建而成，藏有柳宗悦收集的日本和朝鲜的民间工艺品。柳宗悦是一位哲学家、艺术史学家和诗人。他发展了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由一些不知名手艺人制作的工艺品，如陶器、篮子、布艺等，看起来会那样美丽。在他看来，是因为在大量制作物品的过程中，制作者完全超脱了自我，从而使这些物品表现出无意识的美。20世纪早期，年轻的他和里奇在东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常常写信，互相交流阅读布莱克（Blake）、惠特曼（Whitman）和罗斯金（Ruskin）的心得体会。他们甚至在东京郊外不远的小村子里创办了一个艺术家聚居地。在那里，里奇在当地男孩的帮助下制陶，柳宗悦则向他那群放荡不羁的朋友讲述罗丹（Rodin）与美学。

穿过一扇门，石头地板变成办公室铺着的油毡，后面走廊的尽头就是柳宗悦的档案室：长12英尺、宽8英尺的小房间。房间里有几个顶着天花板的书架，上面全是他的书和一摞摞马尼拉纸盒，纸盒里装着笔记和信件。房间里还有一张书桌和一盏灯。我喜欢档案室。这个档案室非常安静，而且极为昏暗。我在这里阅读，做笔记，计划写一本关于里奇的修正主义历史的书。那将是一本隐秘地探讨日本风的书，西方由此热情而富有创造性地误解了日本上百年。我想知道日本为什么能让艺术家群体产生如此的热情和专注，以及让学术界固执地提出一个又一个误解。我希望通过撰写这本书，能帮助自己从对这个国家无法自拔的深深迷恋中解脱出来。

每星期还有一个下午，我会和我的舅公伊吉（Iggie）在一起。

我从地铁站出来后走上山，走过闪闪发光的啤酒售卖机，走过埋葬着47名武士的泉岳寺，走过一座形状奇特的巴洛克风格的神道教会堂，走过由直率的X先生经营的寿司吧，然后在高松宫宣仁亲王植有松树的花园的高墙边右转。我走进大楼大门，乘电梯上到六楼。伊吉会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看书。多半是埃尔莫尔·伦纳德（Elmore Leonard）或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或法文的回忆录。“很奇怪，”他说，“有些语言就是要比别的语言温暖。”这时我通常会弯下腰，他会给我一个吻。

他的书桌上摆着一本空记事簿、一沓带有他的信头的信纸，还有钢笔，尽管他已不再写作。从他身后的窗户看出去，是一台台的塔吊。东京湾消失在四十层高的公寓楼背后。

我们一起吃午饭，午饭通常由他的女管家中村太太准备，或交给他的朋友志良操办，后者住在这套内部连通的公寓里。午饭通常是一份煎蛋卷和沙拉，来自银座一家极好的法国面包店的烤面包。一杯冷白葡萄酒，桑赛尔或普伊—富美。一个桃子。一些奶酪，然后是非常好喝的咖啡——黑咖啡。

伊吉84岁了，有点驼背。他总是穿得无可挑剔：人字呢外套，衣袋里掖着手帕，配以灰白的衬衣和领带，显得非常得体。他留有一小撮白胡子。

午饭后，他会拉开长玻璃柜的滑动门——这个玻璃柜几乎占了起居室的整面墙，然后取出一只又一只根付：镶着琥珀眼睛的兔子；佩武士剑、戴头盔的小男孩；几乎只看得见肩膀和四肢、转过头吼叫的老虎。他会递给我一只，我们一同观看，然后我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回玻璃架上几十个动物和人物中去。

我会为玻璃架上的小杯子注水，以防象牙在干燥的空气里出现裂纹。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会说，“我们小时候有多么喜爱这些东西？它们又是怎么由巴黎的一个亲戚送给我父母的？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安娜口袋的故事？”

谈话的主题可能会发生奇怪的转变。这一刻，他或许还在讲他们在维也纳的厨子做了皇家薄酥饼，当作他们父亲的生日早餐，那是一种多层煎饼，上面撒了层糖霜；然后由管家约瑟夫隆重地端进餐室，用一柄长餐刀切开来；爸爸还一直说，就算是皇帝过生日也不可能指望有比这更好的开端。但下一刻，他又谈起莉莉的第二次婚姻。谁是莉莉？

感谢上帝，我想，即使我不了解莉莉，至少对某些故事发生的地点足够了解：巴德伊舍（Bad Ischl）、克韦切什（Kövecses）、维也纳。随着塔吊上的建筑灯光在黄昏时分亮起，并向东京湾深处延伸，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要做个书记员，也许应该拿上笔记本坐在伊吉旁边，把他口述的“一战”前的维也纳记录下来。我没有这样做。这种做法过于郑重其事，也不恰当，似乎还显得贪婪。就像在说：这是个美好而珍贵的故事，我要占有它。总之，我喜欢事物在不断打磨中变得圆满的方式，而伊吉的故事里还有些生硬的河石。

就在那一整年的午后，我得知他们的父亲为他姐姐伊丽莎白（Elisabeth）的聪颖而骄傲，还听说他妈妈不喜欢女儿巨细无遗的讲话方式。讲话要有重点！他还常常带着几分热切，提到和妹妹吉塞拉（Gisela）玩的一个游戏。他们得从客厅拿走一些小东西，带到楼下，避开男仆，穿过天井，然后顺着阶梯来到地下室，把它们藏在房屋下的拱形地窖里。接着他们互相挑战，看谁敢把它们取回来。他还提及他在黑暗里弄丢了一些东西。这似乎是一段未完成的、片段的回忆。

有许多故事发生在克韦切什，那里有他们的乡下庄园，这个地方后来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他的妈妈埃米（Emmy）在黎明前叫醒他，让他和猎场看守人一起外出。他第一次自己带着一支枪去茬地里猎野兔，当看到野兔的耳朵在带着凉意的空气里颤抖时，又无法扣动扳机。

吉塞拉和伊吉偶遇过一群吉卜赛人，他们用铁链拴着一头会跳舞的熊，在庄园边上靠近河岸的地方宿营。两人很是惊恐，一溜烟地跑回了家。他还讲到东方快车a如何停在站台上，他们穿着白色长裙的外祖母如何在站长的搀扶下下车，他们又是如何前去迎接她，接过她在维也纳的德梅尔蛋糕房（Demel）为他们买的用绿纸包着的蛋糕包裹。

还有埃米在早餐时把他拉到窗前，让他看餐室窗外一株落满金翅雀的秋天的树。当他敲打窗户时，金翅雀飞走了，而树上仍然是耀眼的金黄色。

午饭后，伊吉去午睡。我洗过碗，接着应付我的日文汉字作业，有一搭没一搭地填写着一张又一张方格纸。我通常会等到志良下班，带着日文和英文的晚报以及第二天早餐吃的羊角面包回来。志良会播放舒伯特或爵士乐的唱片，我们一起小酌片刻，然后我才离开他们。

我在目白租了个非常舒服的单间，透过窗户能俯瞰种满杜鹃花的小花园。房间里有电铃和电水壶，我很满意，但晚上通常煮面应付，过得很孤单。志良和伊吉每个月会带我出去吃两次晚饭，或者听音乐会。他们会带我去帝国饭店喝酒，然后吃美味的寿司或鞑靼牛排；或者为了向从事银行业的祖先致敬，吃法国牛排。我不吃鹅肝酱，那是伊吉的主食。

那年夏天，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场学者招待会。我要在招待会上用日语发表演讲，汇报这一年的学习成果，并阐述文化是如何作为桥梁连接两个岛国的。事先我不厌其烦地把演讲稿背了无数遍。伊吉和志良也来到现场，端着香槟为我打气。后来，志良捏了捏我的肩膀，而伊吉给了我一个吻。他们一起微笑着告诉我，我的日语“很地道”，演讲效果空前好。

他俩相处得很好。志良的套间里有一个日式房间，里面铺着榻榻米，还有个小神龛，摆着他母亲和伊吉母亲埃米的照片，他在这里摇铃、做祈祷。穿过连通门便来到伊吉的套间，他的桌子上摆着一张他俩在濑户内海一艘船上的合影，身后是布满松林的山峰，四周粼粼细浪反射着阳光。那是1960年1月。志良留着背头，显得那么潇洒，一只胳膊搭在伊吉的肩膀上。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在夏威夷外海的一艘游艇上，他们手挽手，都穿着晚礼服。

“活得时间长是一种痛苦。”伊吉轻声说。

“在日本老去很美妙，”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

“你一点也不想念维也纳吗？”（为什么不坦率些，直截了当地问他：“等你老了而又不生活在你出生的国家，你会想念些什么呢？”）

“是的。我直到1973年才回去。那里气氛沉闷，令人窒息。人人都知道你的名字。你在卡恩特纳街（Kärntner Strasse）上买一本小说，他们也会问你，你母亲的感冒好了没有。你简直动弹不得。屋子里全是镀金的装饰和堂皇的大理石。那里是那样阴暗。你见过我们在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上的老房子吗？”

他常常突兀地说：“你知道日本的梅子糕团比维也纳的好吃吗？”

“实际上，”停顿片刻，他会接着说，“爸爸常常说等我年龄够大，就推荐我进他的俱乐部。俱乐部每个星期四在歌剧院附近的某个地方聚会，里面都是他的朋友，他的犹太朋友。每次聚会回来，他总是兴高采烈。维也纳俱乐部。我一直想跟他一起去，但他从没带我去过。后来我去了巴黎，然后去了纽约，你知道，接着战争开始了。”

“我想念那些日子。我想念那些日子。”

我回到英国后不久，1994年，伊吉去世了。志良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是在住进医院3天后去世的。这是一种安慰。我回到东京参加他的葬礼。参加葬礼的有二十几个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志良的家人、中村太太和她的女儿，每个人都落了泪。

遗体是火化的，我们一起等着骨灰拿出来，然后轮流用长长的黑筷子把没有烧化的碎块挑到骨灰坛里。

我们赶到寺院，那里有伊吉和志良的墓地。20年前，他们就安排好了这块墓地。墓地位于寺院后面的山丘上，每块墓地之间用低矮的石墙隔开来。他俩的名字都已经刻在那块灰色墓碑上，墓碑上还有一个放置鲜花的地方。墓地旁放着一桶桶水和刷子，还有刻着铭文的标牌。来参加葬礼的人要拍三次手，接着向家人致意，并为自己迟到致歉，因为你是最后一个来的；然后净手，取出旧的菊花，把新的菊花放进水里。

在寺院里，骨灰坛被安放在一个小讲台上，前面摆着一张伊吉的照片——他穿着晚礼服在游艇上的照片。寺院住持诵经，我们上香，然后伊吉被赐予一个新的法号，这个法号将帮助他来生顺利。

接着，我们为他致悼词。我试图用日语表达舅公对我意义重大，但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泪流不止。而且，尽管经过两年费用高昂的学习，我的日语在需要的时候还是不敷使用。所以，在这所佛寺的小房间里，在东京的郊区，我为距离维也纳如此遥远的伊格纳斯·冯·埃弗吕西（Ignace von Ephrussi），为他离散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念起卡迪希。

葬礼结束后，志良要我协助他整理伊吉的衣物。我打开更衣室的衣橱，看到那些按照颜色排列的衬衣。收拾领带的时候，我注意到地图上有他和志良在伦敦、巴黎、火奴鲁鲁和纽约度假的标记。

整理完毕，一杯葡萄酒下肚，志良拿出毛笔和墨水，写了一份文件，然后封存起来。他告诉我，上面写的是，他过世后，那些根付将由我照管。

所以我是下一个。

这批根付共有264只。这是一些非常小的物品，却是一批数量庞大的收藏

我拿起一只根付，在手指间转动，又在掌心里掂了掂。如果它是用栗木或榆木制作的，那甚至比象牙制的还轻。木制的根付很容易看出岁月的光泽：斑纹狼的脊柱上、抱着胳膊翻筋斗的杂技演员身上有着微微的反光。象牙制的根付则显出深浅不同的奶油色，层次丰富，但不是白色。一些根付上镶嵌着琥珀的眼睛或角。还有些年代更久远的有了轻微的磨损：在树叶上休憩的法翁臀部上的斑点已经消失了。那只蝉身上有了裂痕，一道几乎令人无法觉察的裂纹。是谁把它摔了一下？在哪里、什么时候？

其中许多根付带有签名——标志着制成交付时物主的身份。有一只根付是个坐着的人，双脚间夹着一个葫芦。他俯身对着葫芦，双手握着一把刀，刀子的一半没进了葫芦里。这是份吃力的工作，他的胳膊、肩膀和脖颈都紧绷着，每块肌肉的力量都使在刀刃上。另一只刻的是个箍桶匠，他正用锛子加工一只完成了一半的木桶。他俯着身子，半张脸埋在桶沿里，因为专注而皱着眉头。后者是用象牙雕刻的。两只根付的主题都与完成一个半完工的物品有关。看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