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转型观察与个案解读

本书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公共性建设、诗歌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联、诗歌与日常生活的接轨、高校新诗教育等理论问题，阐释张曙光、西渡、周伦佑、晴朗李寒等诗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发展的关系。为深化诗歌理论的理解与运用，选择戈麦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诗歌转型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人个案进行深度研究与文本细读，呈现中国诗歌在精神特质、语言、抒情方式等方面的转换。全书力求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来展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综合性发展，以及新世纪诗歌的崭新面貌。

吴昊，女，山东泰安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编有《拯救的诗歌——戈麦研究集》（华文出版社2022年版）。

目录

第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观察

试论21世纪诗歌“公共性”的深化与出路

“遗照”式写作：论张曙光诗歌中的历史叙事

朝向未来的“晚期风格”——论西渡诗歌的转型

从“反叛诗学”到“介入诗学”——论周伦佑诗学观念的转变

“梦境”书写与“中国经验”——论顾城海外时期的诗歌写作

“身份”视域中的晴朗李寒诗歌

论1980—2000年大众文化与诗歌的关系

诗歌的“在场”与“在场”的诗歌——从《新世纪诗典》看21世纪诗歌发展的可能性

走向日常的缪斯——从几个节点略谈“诗歌生活”

怎样读现代诗（课堂实录）

第二部分戈麦诗歌研究及文本细读

青年意义危机与精神裂变——戈麦与1980—2000年转型期诗歌

对抗日常生活：论戈麦对语言的探索

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戈麦诗歌语言张力论

诗：寻找知音——《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细读

戈麦《誓言》细读

二十二岁：一个谜题——戈麦《二十二》细读

“我的天蝎座上一只伏卧的天鹅”——戈麦《天鹅》细读

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工蜂”精神——以戈麦《工蜂》为出发点

本书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公共性建设、诗歌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联、诗歌与日常生活的接轨、高校新诗教育等理论问题，阐释张曙光、西渡、周伦佑、晴朗李寒等诗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发展的关系。为深化诗歌理论的理解与运用，选择戈麦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诗歌转型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人个案进行深度研究与文本细读，呈现中国诗歌在精神特质、语言、抒情方式等方面的转换。全书力求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来展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综合性发展，以及新世纪诗歌的崭新面貌。

吴昊，女，山东泰安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编有《拯救的诗歌——戈麦研究集》（华文出版社2022年版）。

试论21世纪诗歌“公共性”的深化与出路

如果从1932年中国诗歌会的成立算起，距离“新诗大众化”观念的提出已经过去了90个年头。在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里，“新诗大众化”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所呈现的通俗性、民间性，是贴近民众、“启蒙”民众的重要手段，并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宣传作用；另一方面，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新诗大众化”又成为诗人向民众学习的途径，不仅民间资源大量进入诗歌创作，诗人在思想、生活等方面也在向群众靠拢，群众中也开始涌现大批“工农兵诗人”。在某种程度上，1930—1950年的诗歌风气正如诗人穆木天所说：“现在，我们的诗歌工作者所要讨论的，并不是诗歌大众化应不应当的问题，而是诗歌大众化得怎样去实践的问题。” [1]

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大众化”的诗歌在1945年之后拥有了一个新的称呼“人民诗歌”，“人民诗歌”也成为“十七年”（1949—1966）的诗歌主旋律。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大众”的物质与文化层次已经不能与1949年之前同日而语。在这种语境中，“人民诗歌”的位置逐渐为“个人化诗歌”所代替，似乎“新诗大众化”已成为历史遗迹，甚至有人质疑“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质疑或反对“大众化”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是窄化了“大众化”的观念，因为抛去宣传功用来说，“大众化”还天然蕴含着诗人与公众、诗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即便“启蒙”与“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题，但在当下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网络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人的社会属性被空前强化，不可能存在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所以，社会仍然需要“大众化”的诗学观念，只不过更强调其中的“公共性”，尤其面对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公共事件，很多诗人都在追求诗歌的“介入”。但问题是，诗歌创作如何在反映公共事件与追求艺术效果中寻求平衡？在对“公共性”的探索中，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底层写作”的崛起，又反映出“公共性”的哪些新特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许可以探究出“公共性”在新时代的深化途径，使“诗歌大众化”这个历史性的概念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个体艺术表达与公共经验的融会贯通

诗歌与公共世界的密切关系并不是近年来才被诗人所发现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便翻译了美国诗人麦克里希的《诗与公众世界》一文，其中或多或少渗透了朱自清对“诗与公众世界”的认识：“我们是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时代，公众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时海水冲进了淡水池塘将一切都弄咸了一样。” [2]麦克里希写下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朱自清翻译此诗时也正在经历中国的抗战，他读到麦克里希的文字自然会“于我心有戚戚焉”。在战争的阴云下，无数个体的人都自动集合成一个整体，分担着共同的时代命运，个体的经验也融入公众的经验。抗战时期“新诗大众化”之所以成为一股强劲的声音，除了其自身的宣传性、普及性因素之外，也是因为“大众化”中蕴含着集体性的经验，能让读者感受到时代共鸣。今天，战争已离中国人民远去，“新诗大众化”似乎也成为历史性的概念。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在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全世界已经形成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更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生存处境，每一个诗人都无法置之度外，并且更有责任在创作中表现如今的大时代。

姜涛曾指出：“当代诗之‘公共性’的难题之一，就表现在诗人即便真诚地以‘个人化’的感受力、想象力，去深入社会的状况、体知他人的处境，但‘个人化’的视角，往往会受限于直观性、习惯性的道德反应，而且受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所提供的单向度信息的影响。” [3]因此，诗人如果想使作品更具有公共属性，真正起到“情感动员”的作用，仅是隔靴搔痒地谈“诗人的责任”，恐怕还仅限于个人艺术表达的层面。

难道诗人真的“毫无办法”吗？希尼曾说：“诗并不能抵挡一辆坦克。”在现实层面，诗歌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医院、超市。但从现代诗自诞生至今的经验来看，一首蕴含精神力量的诗歌，在特殊的年代往往能给予人们心灵的振奋与共鸣。比如，抗战时期高兰的朗诵诗歌、20世纪80年代北岛的作品等。而当下的许多诗歌，似乎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效应，诗人的个体艺术表达与社会公共经验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很多诗作还属于诗人的“自我感动”。要改变这样的现状，诗人应该承担起“责任”，首先要对网络上盛行的言论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客观公正的眼光看待公共事件，避免私人情绪的过度干预和口头空谈，当然更要避免浪漫化的想象与廉价的热情。不过，在充满混沌和杂音的旋涡中，“情”与“理”的矛盾，还是显而易见的，何况诗人向来被认为是情绪敏感、深沉的群体。在如此情况下，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应该引起诗人们的足够重视。如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叶圣陶等作家曾关注过“劳动”话题，并倡导过“新村运动”“工读实验”。虽然这些想法大多还仅限于“纸上的事业” [4]，但已能看出作家们将社会实践与文学创作合二为一的努力。当下，“放下手机，走出门去”或许是诗人深入社会现实的途径之一。诗人要亲身感受各类日常场景，尤其是注意观察普通群众的生活，在真实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如果条件允许，诗人们有必要亲自体验志愿者等社区工作，通过具体的实践来充实作品中对“公共性”的书写。

当然，除了表达可靠的公共经验外，个人化的艺术表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文所述部分诗歌在艺术方面令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便是“公式化”写作，使用千篇一律的语言与意象。在陈仲义看来，“好诗”的标准需要具备情感的“感动”、精神的“撼动”、思维的“挑动”、语词的“惊动” 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如果连传统的“感动读者”的标准都难以达到，那么只能说明诗歌在艺术表达方面是苍白无力的，也难以实现其宣传效果。与20世纪的公众相比，新时代的公众文化素养与审美标准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已经不需要语言艺术方面的“普及”或“启蒙”。所以，简单的标语口号式诗作自然不是有效的“公共性”书写，诗人有必要对诗作进行技术打磨，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其作品的宣传力度。这就要求诗人在艺术阐释时要抓住生活中的细节，从平凡的场景中挖掘出直击人心的力量，而不是浮于生活的表面。

要在诗歌创作中彻底打通公共经验与个体艺术表达之间的联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公共性”的实践，除了诗人创作之外，还涉及诗歌传播与读者接受的问题。诗歌“公共性”是关系的联结，并非单向度的努力。

二、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密切互动

新诗的“传播—接受”，已成为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在网络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新诗的“传播—接受”效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明显。无论是在新诗“大众化”被大力倡导的1930—1950年，还是“人民诗歌”广泛盛行的“十七年”，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错位：普通群众或处于被“启蒙”的位置，或成为诗人竭力贴近乃至学习的对象。在新时期开启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诗人又扮演了“文化英雄”“社会精英”的角色，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仍存在隔阂。而在0和1组成的赛博空间里，诗人彻底走下了神坛，实现了与读者的平等对话，双方之间不仅限于简单的“读与被读”的文本沟通，而是分享了共同的社会经验，其“传播—接受”关系中蕴含的“公共性”不言而喻。在当下，一些毫无诗意的事件和场景已经构成了每个人生活中难以避免的部分，诗人也无法被排除在外。书写大时代，反映共同的生存境遇，是诗人的责任，也是读者的心声。很多读者希望读到呈现“大时代”的诗歌作品，正如新时期伊始的读者喊出“艾青，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等你等了二十年”那样。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诗坛仍缺乏将公共经验与个人艺术表达完美融合的作品，似乎面对公共事件，许多诗人是失语的，读者的期待也往往落空，诗歌的“传播—接受”效应还有待加强。或许这样的局面需要予以改变，诗坛需要西渡所称的有情怀和气象的“大诗人”——诸如郭沫若、艾青、穆旦等[5]，更需要像骆一禾那样怀揣“修远”之志的诗人。

其实，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与赛博空间中，没有人能彻底无视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话题，公共事件的发生使诗人与普通群众更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诗歌“公共性”在网络空间的彰显，意味着诗人正在摆脱“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形象，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件中来，与公众的讨论形成共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毕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他们对公共事件的见解，不一定比普通读者高明，更近似于“诗性正义”。但诗人与读者的共同参与，本身就说明诗歌“公共性”意识的增强。

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所呈现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近年来，书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诗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精神空间，诗人在书店举办朗诵会、分享会、签名售书等活动，并接受读者的提问。与20世纪30年代新月派的“读诗会”及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沙龙”有所不同，现时代的书店完全是开放的空间，抛去了“贵族化”的气息，诗歌可以更便捷地走近大众。此外，借助微博、微信、豆瓣等网络平台，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早已突破了时间、空间以及传统的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的限制，变得更为密切。比如，北岛、韩东等“朦胧诗”“第三代”的知名诗人都拥有豆瓣账号，经常与读者互动；年轻一代的诗人与读者的网络交流则更频繁。很多诗人不仅在网络媒体分享自己的诗歌作品、读书心得，还乐于展示私人的生活经验、心路历程，使读者看到诗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当传统的线下交流模式难以实现时，有些诗人便积极利用当下最时兴的bilibili、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直播或发布短视频，朗诵自己的诗作或谈论诗歌，这种状况或许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消除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感，虽然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推进诗歌“公共性”的发展，但其中的负面效应仍不容小觑。在由网络媒体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诗人与读者的交流可以畅通无阻，而与此同时，诗人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日常表现透露给读者。如果读者仍然将诗人视为毫无缺点的“偶像”，便难免会失望。加之近年来，少数诗人的言行存在较大争议，某些“草根”评论家以主持“正义”之名，抓住诗人的只言片语与人际关系，在微信公众号对其进行大肆批评。这些文章吸引了很多读者的眼球，但也破坏了诗人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另外，有些读者受到“泛娱乐化”的氛围影响，过度聚焦于诗人的私人生活（尤其是爱情与婚姻），不仅有损于诗人的形象，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嫌疑。这不由得让人深思：在互联网时代，诗人与读者之间沟通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公共性”本是一个中性词，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通过网络融为一体时，诗人的私人生活有时难免遭到恶意入侵。其实，诗人与读者之间交往的“公共性”，还是要建立在诗歌文本的基础上，以区别于“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作为公众人物，诗人有必要对自己的隐私进行保护，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与读者保持和谐的互动关系。

总之，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密切沟通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以诗歌为圆心展开交流，必然有利于促进诗歌“公共性”的发展。但一旦涉及私人生活问题，“公共性”有可能受到损害。对于近年来被视为热门话题的“底层写作”而言，其“公共性”的“双刃剑”效应尤为明显。如何形成“底层写作”的规范，彰显其“公共性”的积极面，值得诗歌理论工作者进行深度讨论与研究。

三、“底层写作”自身的理论建设

20世纪30年代，新诗“大众化”的最初倡导者们便将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群（农民、工人）作为表现对象，并在音律、内容等方面努力试验，力图创作适合“底层”阅读的作品。在中国诗歌会的刊物《新诗歌》上，曾出现大量以“底层”为主题的诗歌与歌谣。以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为契机，“大众化”诗学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表现普通民众生活与审美趣味的作品越来越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可视为其中的经典之作。但“底层写作”这个概念真正浮出水面，还要等到六十多年之后的新世纪初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但因知识背景、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原因，许多人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工资较低的工作，并大多是流水线作业，如电子厂、服装厂等。对打工人群的关注，构成了“底层写作”的重要部分，并且在“底层”群体中，也逐渐出现了所谓的“打工诗人”，较为著名的有郑小琼、许立志、陈年喜等。诗人、导演秦晓宇甚至根据“打工诗人”的事迹拍成了电影《我的诗篇》。有关“底层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的讨论也层出不穷，有人还把“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的传统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底层写”还是“写底层”，都蕴含着对“底层”这一群体的人文关怀，也包蕴了丰富的“公共性”：“底层”群体的工作、生活场景，本身就是社会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描写“底层”的诗作，使人们可以看到社会转型对普通人的深刻影响；而“底层”自身的写作，也是以实际行动参与“公共性”的建构，向读者阐明“底层”并不是“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底层写作”对社会的介入程度，或许要比其他类型的诗歌作品更为明显。但问题随之而来：如何摘掉读者对“底层写作”的有色眼镜？“底层”有没有在诗作中塑造“公共性”的自觉意识？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一步彰显“底层写作”的“公共性”？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底层写作”虽然已经成为一股诗歌热潮，但仍免不了被“污名化”的倾向。尤其是近几年来，“底层”出身、后又进入主流诗坛视野的余秀华，其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也成为“现象级”诗作，引发了热烈争议。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普通读者关注余秀华，是被她大胆的网络言论与个人情感、婚姻问题所吸引，而并非其诗作本身。将诗人如明星一样暴露在聚光灯下，满足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恐怕不利于诗人的隐私的保护，更不利于“公共性”的发展，“底层诗人”更是如此。余秀华的个人言行与诗学取向并不代表所有“底层”，读者在阅读“底层”群体的诗歌时，应持“就诗论诗”的心态，而不是窥探作者生活隐私。

就第二个问题来说，“底层”群体的创作渗透了个人浓重的生命体验和琐碎的日常场景，如忙碌的打工经历、对故乡的怀念、对情感的抒写等。然而，这些作品大部分只是个人化的艺术表达和情绪流露，2018年食指对余秀华的批评，便主要基于这一点。诚然，“个人化”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主要路径，但基于人类共同经验与集体命运的诗作，仍值得继续追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底层写作”就要成为“代言体”，而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