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中国式未来

      如果想知道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不久将如何生活，什么技术将塑造他们和世界，就必须去深圳看一看。这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中国南部大都市是世界上*具创新性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大城市，在这里，有着令人瞩目的可持续性和现代生活质量，但也有监管严格、无孔不入的问题。深圳的科技人员数量现在超过了硅谷，他们的初创企业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企业之一。深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才，他们可以在晚上沉浸在沸腾的亚文化中。一座具有典范特征但又充满矛盾的城市。本书围绕深圳的居住环境、出行、娱乐、联网、机器人制造和饮食六个方面，多维度展现这座未来之城的发展面貌，展示了人们如何在那里生活、居住和工作，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

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国际畅销书作者，纪录片制作人。泽林自1994年以来曾长期居住在北京，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崛起历程。曾担任过《南德意志报》《经济周刊》《时代》《商业报》《时代周刊》和“德国之声”的记者。泽林已经出版了几本畅销书，近期的一本是《深圳：中国式未来》。

毛明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曾荣获北京大学“王选青年学者”、外国语学院“新东方青年学者”等奖项。已出版德文专著一部、学术译著一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第一章 设计未来之城

蓬勃发展的城中村   

新中产的绿色思维   

“人工生态”和21/53/80公式

地产大鳄与生活质量数据  

奥雷·舍人的梦想  

从德式薄饼到乔治·卢卡斯

按照想要的规划，再摸索可行之道  

第二章 智能出行平民化

出行革命

自动驾驶去买菜

自动驾驶界的微软

自动飞行

一个德国人要“超越你的梦想”

不会引发爆炸伤害的电池

想到了，做到了，成功了

“要是我们自己也能行，我倒也不会伤心”

当电动巴士悄然驶过

当人脸识别亮起红灯

第三章 亚文化与中式自由

中式自由

时尚，蒙特梭利和漫漫长夜

快闪派对与文化工厂

宁要模拟器，不要奥威尔？

OIL俱乐部中的漫画女孩

滑板骑墙和街头涂鸦

第四章全球掀起5G风波

改变他生命的那一天

国家的棋子

艰难的崛起

美国的攻击

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打压

崛起的迷狂与衰落的痛楚

进退两难的德国人

德国周日的夜晚

思想先驱、智慧工厂和工业4.0

产业界立场明确

德国内政深处的华为

施压引发更大的抵触

德国的妥协

欧洲的态度

渴望创新

第五章 享受机器人的服务

飞向世界？

机器人——危机中可独当一面的好帮手

“请您咨询医生或您的机器人”

说中文的软件

当边界开始流动

四个中国人和一片黑森林

和厨师不同，机器人从不会恋爱

第六章 科技素食引领新“食”尚

科技素食

无肉去中国

植物基肉——风投资本的新浪潮

传统造就领先

从一场化学流行病到德国小熊糖

植物猪肉末和3D打印的骨头

“假肉”还是“让美国再次健康”

展 望

致 谢

译后记

      如果想知道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不久将如何生活，什么技术将塑造他们和世界，就必须去深圳看一看。这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中国南部大都市是世界上*具创新性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大城市，在这里，有着令人瞩目的可持续性和现代生活质量，但也有监管严格、无孔不入的问题。深圳的科技人员数量现在超过了硅谷，他们的初创企业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企业之一。深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才，他们可以在晚上沉浸在沸腾的亚文化中。一座具有典范特征但又充满矛盾的城市。本书围绕深圳的居住环境、出行、娱乐、联网、机器人制造和饮食六个方面，多维度展现这座未来之城的发展面貌，展示了人们如何在那里生活、居住和工作，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

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国际畅销书作者，纪录片制作人。泽林自1994年以来曾长期居住在北京，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崛起历程。曾担任过《南德意志报》《经济周刊》《时代》《商业报》《时代周刊》和“德国之声”的记者。泽林已经出版了几本畅销书，近期的一本是《深圳：中国式未来》。

毛明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曾荣获北京大学“王选青年学者”、外国语学院“新东方青年学者”等奖项。已出版德文专著一部、学术译著一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机器人——危机中可独当一面的好帮手

      中国疫情防控的英雄，不仅是医生和护士，还包括像张戈这样的人。他是一位来自深圳的计算机工程师。我在南山区维用科技大厦301会议室见到了他，同他谈起了过去的几个月。

      在武汉的经历一直停留在张戈的脑海中。他是2020年2月中旬受机器人公司普渡科技委托，前往与外界隔绝的武汉的20位工程师之一。就在疫情暴发的中心，来自深圳的工程师们要为机器人编程，让它们能在武汉的医院中投入使用。曾经在武汉上大学的张戈起初非要参加不可，但很快他就到了自己的心理极限。“情况很糟糕。”他说，“我很害怕。防护服让我不停地出汗。”汗出得越多，护目镜就越起雾。“终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取下护目镜。可一摘下眼镜，我就更加害怕。”他为一个机器人编程需要花上4个小时。“在深圳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

      当时，张戈常常工作到凌晨，然后就回不了酒店了。于是，他干脆在工作地点打了个地铺。只有这样，作为一家初创企业的普渡科技，才能为武汉全市众多医院提供机器人以服务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本来，普渡“欢乐送”机器人是用于减轻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压力的，“欢乐送”每天可以向指定目的地传送300个至400个餐盘，误差仅以厘米计。张戈当时的工作是为机器人编程，让它们能够在医院中认清方向，自动向病房配送餐食和药物，这样就能够避免健康的医护人员和已被感染的病人发生直接接触。

      配送机器人“欢乐送”只是这家成立只有4年的深圳公司数量众多的产品队伍中的一员。“欢乐消”可通过喷雾和紫外线完成消毒；“贝拉”则是伴侣机器人，可以说是用来取代猫的；“葫芦”可以将物件送入大楼，而“好啦”则可以在顾客用餐完毕后回收餐盘。所有的机器人能够互相交流，并且能在同一栋大楼里相互协调，甚至不需要一台服务器。它们能够避开人类，识别手势，不仅能说话，还能理解数百句简短的句子。

      疫情期间，中国有超过一百家医院用上了机器人。这些投入很值。2020年夏天，这家小小的创业公司就有了上百位员工，又获得1 500万美元的融资。*重要的投资人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这是全球*大的投资家之一。尽管中美之间龃龉不断，但红杉还是坚信这家深圳公司的未来。

      不过，普渡科技的支柱，依旧是其成立时专攻的领域，所以美国的喜来登集团（Sheraton）才成为其客户之一。在韩国，线上订餐配送公司“优雅兄弟”（Woowa Brothers）一下子就订购了5000台机器人。而世界的交织在这里也同样延伸到了德国。“优雅兄弟”公司在2020年4月以 40 亿美元的价格被德国的“配送英雄”（Delivery Hero）公司收购，就是那家一分钱还没有盈利却在8月末接替 Wirecard1 被纳入德国DAX股指的公司。不过，来自柏林的创业公司“配送英雄”已在40个国家开展业务，点餐量在2020年第四季度翻了一番，达到4.23亿份，成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赢家。

      鉴于这种商业关系，这些来自深圳的传菜机器人很有可能也会马上出现在德国。深圳是全球机器人行业的麦加，而中国则是全球增幅最快的机器人市场，年增长率超过20%。但如果没有深圳的创新，中国的市场也将难以为继，至少在可与人类互动的机器人领域是如此。而这个市场在国际上还有极大的扩张空间，因为全球服务型机器人市场四分之一的份额都属于中国，总额达到40亿美元。

      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区也在研制机器人。在疫情期间，*出名的可能是叫作“Spot”的黄色机器人，它看起来像是一条没有脑袋的狗，在新加坡的公园里和人交谈，如果人们相互间距离太近，就提醒他们注意社交距离。开发这条机器狗的是美国公司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目前已经被日本的技术投资公司软银（Softbank）收购。“Spot”的营销广告称它是“史上*聪明的狗”，单价高达7.5万美元。它有很多本事，但有一样肯定不行：让人想要抱它一下。

      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另一大机器人技术中心坐落于丹麦。UVD公司的自动行驶消毒机器人甚至出口到了中国，并在2000余家医院中派上了用场。这家公司于2016年从丹麦的蓝海机器人公司（Blue Ocean Robotics）拆分出来，两年后就上市了第一批产品，能够进行室内紫外线杀菌消毒工作。一台机器人售价6万欧元。“我们的机器人使用复杂算法和特制传感器，为所有表面提供恰当的杀菌光量，”蓝海机器人首席执行官克劳斯·利萨格尔（Claus Risager）表示，“通过收集的数据，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房间已经完成了灭菌消杀。”

      至少在这一领域，欧洲还能部分跻身第一集团。这归功于子公司UVD。蓝海机器人公司在2020年成为世界五十大机器人企业之一。但就其发展速度与机器人应用场景而言，欧洲仍然大幅落后于中国。

“请您咨询医生或您的机器人”

      中国的医师执业资格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为了考试埋头苦学。在2017年的考试中，出现了一位叫作晓医的考生，名字的意思就是“懂医学”。他在考前疯狂学习，通读了差不多50本医学专业书籍，看了200万张医学图片，至少浏览了40万份医学研究。努力自有回报。晓医以456分的高分通过考试，比分数线高了96分，成绩居全国前四。令人惊异的是：晓医是个机器人。

      其实，应该用“她”称呼晓医。她有着女性的形象，小小的鼻子微微翘起，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像是日漫人物，以及一张红色的樱桃小嘴，不过没有头发，额头上只有一个摄像头，位置差不多是在印度人在额前点吉祥痣的地方，也是他们认为人的第三只能量之眼所在之处。这个机器人有可以动的手臂和手掌，下半身看上去穿着一条拖地长裙，裙下藏着轮子。当机器启动时，她圆圆的耳朵就开始发光，而眼睛则开始闪烁。她的知识是借助人工智能获得的。她不应也不能取代医生，却能够获取病人的信息并提供初诊建议。

      从2018年春天起，晓医就和她的“同事”们一起投入日常工作。不仅是在深圳。2020年初，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每个机器人都已经能够识别1 100种病症，必要时每天还能提供1.2万份诊断和治疗建议。这些机器人女医生们尤其擅长癌症治疗，帮助更多的人尽快得到治疗，使得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人类医生能有更多的时间照料病人。现在，这些机器人已经进驻了中国数百家医院和超过2 000家其他医疗机构。晓医们照料着300万位患者，甚至参与医生培训。对于深圳和其他中国城市而言，这是莫大的优势。

      但背后的公司——科大讯飞，考虑得更长远，完全遵循着其创始人刘庆峰的箴言：“所有的机器都会和我们对话。而我们也会和所有的机器对话。”他倾其一生研究的大课题就是语言识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言智能，即语言识别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刘庆峰希望让语言智能扎根于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就像是“水和电”一样理所应当。这种想法和自动驾驶的X博士如出一辙。

      这个男人的额头很高，戴着一副银色的方形小眼镜，穿着深色的西装、白衬衫，通常系着领带。作为创业者和企业家，他的照片都是一个样，不是T恤衫，也不穿运动鞋，总是一身正装。对于他的行业和他这代人而言，这很不寻常。同时，他虽然不傲慢，更谈不上自大，但好像也不怎么谦虚。他更多的是放射出一种永不知足且不容置疑的自信，充盈着整个空间，这是作为企业家先驱、中国先驱的自信：“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让全世界的交流都没有障碍。”

      46岁的刘庆峰和他这一代创业者都是科研出身，而且不觉得非去一趟欧洲或者美国学习不可。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他抬高了自己。在过去20年，刘庆峰和他的科大讯飞成功地成为语言识别领域的领导者。

说中文的软件

      语言识别这种创新技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身处领先位置。第一个涉足这一领域的中国人是刘庆峰的偶像，陈成钧（C.Julian Chen）。在“文化大革命”后，42岁正值壮年的陈成钧成了第一批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但在许多年前，他就已经写就了一本关于北京方言的语言学书稿。

      留学美国的经历对他有很多好处。陈成钧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入职IBM。1994年，IBM发明了头一批语言识别系统，而鉴于中国与世界的合作越来越紧密，IBM也希望能将软件用于汉语。陈成钧接受了挑战，他很快就发现了中文语音识别的无穷可能。他的美国同行不理解中国人在使用键盘输入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因此对中文识别的巨大潜力一无所知。用西式键盘打中文是很麻烦的：首先必须把汉字转写成西文字母的拼音，然后计算机会提供*可能的若干字符。要是能用语音识别，就会方便多了。

      两年之后，陈成钧在中国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介绍了ViaVoice语音输入技术。他大声朗读了报纸上的一段话，然后就像是有一双幽灵的手在输入似的，这段文字就这样出现在屏幕上。当时的现场效果就仿佛是在变魔术。随后，陈成钧又把话筒递给了现场的一位观众，观众也成功了。1997 年，第一款听得懂中文的软件开始上市。“当时，我们是唯一掌握这项技术的人。”陈成钧回忆道。

      时年26岁的博士生刘庆峰一见到这款软件，就像是通了电似的一激灵。当时的他正在全国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语音识别实验室里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坐落于安徽的省会合肥。刘庆峰本来想出国，但最终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他提供的团队和经费更吸引人。1999年，他自立门户，国家也给了他支持。他把公司命名为科大讯飞。他遇见了李开复——今天中国互联网浪潮中*著名的人物之一。而在当时，来自中国台湾的李开复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长。李开复有些疑虑。他觉得要和美国人并驾齐驱，肯定相当困难。他自己在美国读博时，做的就是语言识别，也曾开发出第一个不依赖于说话者的语言识别系统。

      然而，刘庆峰并不接受中国人只有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才能更有效地处理自己的语言的说法。“要不然，美国人就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刘庆峰夸张地描绘了中国的弱势。因此，他要自己来。来自深圳的华为对他很有信心。从华为那里，刘庆峰得到了第一笔订单，也将他的一部分研发部门搬到了深圳和广州。2004年，他就实现了收支平衡。到了奥运之年——2008 年，科大讯飞就在深交所上市了。

      彼时的西方世界根本无法设想这家公司的潜力，但中国政府却可以。政府为刘庆峰提供资金。他*大的投资人是国企中国移动，这也是全球用户数量*多的移动通信公司，投资额占到了15%。这本来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国际上大多是对刘庆峰的公司付之一笑，更多的时候干脆忽略。不过，科大讯飞的软件已经相当完善：“人们可以口述文本，无论是写邮件，用搜索引擎，还是聊微信。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磕磕绊绊，”语音识别组研究主管杜俊回忆说，“但用的人越多，软件就越好。”

      刘庆峰的软件很快就能够识别20种重要的中国方言，这是一个里程碑。人们得知道，中国人虽然有统一的书写文字，却说着各式方言，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别就类似德语和英语的差别。我们说的不是什么偏僻的农村地区，而是说沪语的创新之港上海，以及说粤语的深圳和其所在的大湾区。两种方言几乎是两门独立的语言，而说普通话的人几乎听不懂粤语。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庆峰的软件还学会了4门外语。2006年，这款软件就赢下了一年一度的国际语音合成大赛（Blizzard Challenge）机器翻译项目的冠军。

      当然，美国的竞争者们也没有打盹开小差。苹果的Siri（2011年）、微软的Cortana（2014年）、亚马逊的Alexa（2015年）和谷歌助手（2017年）竞相问世。但科大讯飞于2012年推出的新产品“讯飞语点”，标志着中国人已经转变了研究方向，更多地关注国内的需求：将不同汉语方言实时从语音转写为文字。

      2017年，科技部就已经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科大讯飞集结起来，作为研究下一代人工智能科技的第一支国家队。来自北京的百度负责研发自动驾驶汽车，来自杭州的阿里巴巴负责为“城市大脑”研发云技术，来自深圳的腾讯负责医疗应用，而知名度*低的科大讯飞则是负责语言智能。国家支持这些企业，不过却要求它们提供开放平台，允许其他企业与创业公司共同使用。

      至少在中国，刘庆峰成功了。他的公司现在会和腾讯与阿里巴巴一起被人提及。而他的下一个高光时刻：2018年，刘庆峰和麻省理工的计算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签订了5年的合作协议。这可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圣地”。西方世界终于注意到了他。

      一年之后，刘庆峰在新一轮的融资中获得了国有投资人超过4亿美元的投资。2020年初，已经有超过一百万开发者使用科大讯飞的开源平台，设计了约75万个应用，其终端用户数达到 27亿。科大讯飞还为视障和听障人士开发了软件。仅仅是科大讯飞的翻译软件，就在200个国家拥有近5亿用户。在中国、新加坡和日本，有超过3.5万所学校使用其智慧教育软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的过程又给了这些产品巨大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