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通识课

前言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孔子家语》中记载：“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意思是说，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期求能赶上前人，这不是很迷惑吗？学习古圣先贤的言论和行事，以史为鉴，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追求，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
曾创下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从16 岁开始就从军打仗，无暇涉猎圣贤经典，对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然无知。太宗27 岁登基为帝，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于是命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社稷之臣，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汇集起来，编撰成《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阅读之后，赞叹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太宗认为，《群书治要》的内容广博而切要，经、史、子中所记载的治国之道，是他从未见过，甚至未曾听过的。这部书使他能够汲取古圣先贤的智慧，遇到事情不迷惑，并且认识到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以及治国理政应该从何处入手。因此，在魏徵过世时，太宗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
历史是一面镜子，记载着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的得失经验，明确揭示出社会国家运转的客观规律。学习历史，掌握国家盛衰的规律，可以达到学史明理的效果。《群书治要·政论》中讲：“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意思是说，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社会风气逐渐变坏也没有觉察，政治渐渐衰落也不知革新更改，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地生活而看不到这些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有的耳朵听不进劝告和教诲，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有的是在歧路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还有的君主所倚重的大臣为了保住禄位而不敢犯颜直谏；有的君主疏远有才能的臣子，废除弃用他们的谏言。所以国家的法纪放纵、松弛于上，有识之士郁伊、担忧于下。这真是可悲呀！
这段话指出了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执政者和在位者的道德风尚和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李商隐在《咏史》中所写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学习历史，总结对比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表现，可以更加鲜明地看到，在位者的政德修养与国家盛衰息息相关，正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因而在学史明理的基础上，就能够很自然地达到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效果。正如《周易》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中国自古以来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时，毛泽东同志称这是“赶考”，并以史为鉴，告诫周围的人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要学西楚霸王”。毛泽东同志非常喜欢读史书，一套《二十四史》，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对其中的很多章节反复阅读，并留下大量的批注、圈画和评语。
习近平同志也尤为注重历史，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并多次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历史，“历史是好的教科书，也是好的清醒剂”，并指出，具有历史文化素养，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他认为，学史不仅可以明理，按照规律办事，而且可以崇德，提升道德修养。他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学史是为了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2021 年7 月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以九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阐述了以史鉴今的重要性，强调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要“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效果，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走向未来、开创未来。
对于肩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古镜今鉴、古为今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提供有效的思想理论方法，为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刘余莉 2022 年7 月

《群书治要》概括了晋代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应该深入阅读的匡政经典。
本书从《群书治要》及其当代价值、《群书治要》的“为政以德”思想、《群书治要》的崇俭思想、《群书治要》的重农思想、《群书治要》选贤任能的智慧与实践、《群书治要》的谏议思想、《群书治要》的礼治思想、《群书治要》的乐治思想、《群书治要》法治思想的四个层面、《群书治要》的外交思想等方面深刻解读《群书治要》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与智慧精华，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群书治要》，学习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立身为政的经验和方法，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群书治要》概括了晋代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应该深入阅读的匡政经典。
本书从《群书治要》及其当代价值、《群书治要》的“为政以德”思想、《群书治要》的崇俭思想、《群书治要》的重农思想、《群书治要》选贤任能的智慧与实践、《群书治要》的谏议思想、《群书治要》的礼治思想、《群书治要》的乐治思想、《群书治要》法治思想的四个层面、《群书治要》的外交思想等方面深刻解读《群书治要》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与智慧精华，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群书治要》，学习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立身为政的经验和方法，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刘余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群书治要》的研究与弘扬，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其著述颇丰，多年来受邀在世界各地弘扬传统文化，曾三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台上宣讲《群书治要》，并受到广泛好评。
聂菲璘，剑桥大学博士、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讲　《群书治要》及其当代价值
一、《群书治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二、唐太宗为什么要编撰《群书治要》
三、唐太宗的治国成效
四、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群书治要》
五、《群书治要》与中国式管理
六、学习《群书治要》的方法
第二讲　从魏徵序言认识《群书治要》
一、总论典籍的作用
二、赞叹唐太宗
三、介绍《群书治要》
第三讲　三教视野中的《群书治要》
一、经、史、子三部的分类与形成
二、经教、史教和子教的内涵
三、贞观之际的尊经重教
四、三教视野中的《群书治要》
第四讲　《周易治要》中的修身思想
一、正本清源：三圣三贤，以文载道
二、核心理念：天人即一，修身为本
三、修身次第：吉凶动静，六位时成
四、历久弥新：传统文化，当代典范
第五讲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
一、传统道德规范与干部政德
二、孝悌忠信
三、礼义廉耻
四、修身守志，以德资政
第六讲　《群书治要》中的“为政以德”思想
一、“为政以德”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特质
二、“为政以德”是《群书治要》的中心思想
三、“以民为本”是“为政以德”的现实旨归
四、“为政以德”的当代价值
第七讲　从《群书治要》看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一、“其人存，则其政举”：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二、“不教而杀谓之虐”：圣贤教育可以导正人心
三、“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
四、“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借鉴圣贤教育的有益经验加强道德建设
第八讲　《群书治要》中的德福一致思想
一、德福一致的历史验证及当代传承
二、德福一致的作用原理
三、树立德福一致观的时代价值
第九讲　《群书治要》中的崇俭思想
一、修身：崇尚节俭是修身养性的基石
二、齐家：崇尚节俭是树立良好家风的重要内容
三、治国：崇尚节俭有助于夯实国家治理的根基
四、平天下：崇尚节俭有助于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十讲　从《群书治要》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一、“民本”之道
二、民贵君轻，政在养民
三、民本思想与当代中国
第十一讲　《群书治要》中的重农思想
一、对“三才”的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
二、对“农人”的重视
三、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居安思危的思想
四、对生态农业的重视：循环可续的思想
五、对农业教育的重视：知农爱农的思想
第十二讲　《群书治要》中选贤任能的智慧与实践
一、任贤的重要性
二、选贤的标准
三、选贤制度的历史沿革
四、任人唯贤及其中的“中国特色”
第十三讲　《群书治要》中的谏议思想
一、谏议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谏议思想在历代政治实践中的体现
三、谏议思想的几点启示
第十四讲　《群书治要》中的礼治思想
一、礼仪道德与治国理政
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三、法德两翼，情理兼通
四、好礼学礼，为国以礼
第十五讲　《群书治要》中的乐治思想
一、国乐的重要性及相关常识
二、音乐的产生、起源
三、音乐与政治相通
四、音乐与素质教育
第十六讲　《群书治要》法治思想的四个层面
一、效仿天道：法治的来源和基本属性
二、顺治人情：法治施行的心理基础
三、公正谨慎：法治施行的条件
四、先教后罚：刑期无刑的终旨归
第十七讲　《群书治要》中的慎战思想
一、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
二、仁者无敌，上战无与战
三、忘战必危，修武以备患
第十八讲　《群书治要》中的外交思想
一、仁者爱人，贵德贱兵
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三、和合共生，世界大同

后 记

《群书治要》概括了晋代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应该深入阅读的匡政经典。
本书从《群书治要》及其当代价值、《群书治要》的“为政以德”思想、《群书治要》的崇俭思想、《群书治要》的重农思想、《群书治要》选贤任能的智慧与实践、《群书治要》的谏议思想、《群书治要》的礼治思想、《群书治要》的乐治思想、《群书治要》法治思想的四个层面、《群书治要》的外交思想等方面深刻解读《群书治要》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与智慧精华，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群书治要》，学习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立身为政的经验和方法，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刘余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群书治要》的研究与弘扬，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其著述颇丰，多年来受邀在世界各地弘扬传统文化，曾三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台上宣讲《群书治要》，并受到广泛好评。
聂菲璘，剑桥大学博士、博士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唐太宗为什么要编撰《群书治要》

唐太宗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出生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两条龙戏于门外，三天才离开。太宗4 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来拜见高祖，并且对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看到太宗之后，称赞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意思是说，他以后是真龙天子，可以当皇帝的。高祖就采用“济世安民”之意作为太宗的名，取名为李世民。
太宗皇帝16 岁就带兵打仗，起义平定动乱的国家，27 岁就登基做了皇帝，对于怎么样用圣贤教诲来治理国家，他的积累显然不够。对此他也有自知之明，非常愿意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道理。据《贞观政要·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于是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结果没想到，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良弓。我于是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得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这一生中所用过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好坏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太宗都赐座给他们，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可见，正是唐太宗好学、谦虚、礼敬贤者的态度使他受益匪浅。
在贞观二年（628）时，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听了，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的，都得到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这一点非常难得，一般的君王会因为看到严刑峻法立竿见影而忽视道德教育。但是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也是使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法律只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以事后的补救、惩罚，难以防患于未然。法律制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很难触及一个人的内心，培养不出一个人的羞耻之心。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们只会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聪明智慧的结果，不觉得自己做错事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所以在重视法律惩罚的同时，必须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把做坏事看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这才在人们的心灵上筑起了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因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撰《群书治要》，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得不够，希望不仅仅和这些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和经验。 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汇编成书。
到了贞观五年（631），也就是历经五年时间，这本书才编撰完成。《群书治要》编撰完成之后，魏徵在序文中说了一句称赞《群书治要》历史价值的话：“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魏徵说，这一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使人借鉴古人的经验智慧，尤其是对于从政的领导者而言，可以使他们少走很多的弯路。而且传到后世，可以恩泽子孙后代，也就是使后代子孙能够更好地谋划他们的人生，使得人生幸福。可见，《群书治要》确实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这部书编撰完成之后，太宗皇帝非常欢喜，因为这部书涵盖的内容很广博，取材很广泛，而且挑选出来的又是非常精辟的、切要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废话，你看一句就有一句的启示。太宗皇帝日日手不释卷、不辞辛苦地学习，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动力，那就是爱护人民，希望能够把国家治理安定。不仅如此，他还胸怀天下，希望为世界各国作出一个“善治”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