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一部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
　　李斯特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历史学派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居统治地位的学派，它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一方面又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斗争。19世纪下半期又兴起了新历史学派，它成为当时庸俗经济学的主流之一，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反对马克思主义，它的学说也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历史学派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制度学派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
　　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于1841年。当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地主贵族掌握着政权，国内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的邦数已由三百个减少到三十八个，但是各邦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各邦内部各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税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一些小邦，其他各邦都参加了。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条铁路。可是国内政治上的统一还没有完成，工业的发展还远远地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怎样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李斯特的这部著作就是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需要而出版的。
　　英法资产阶级的主张是以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针对英法资产阶级的主张，李斯特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并且创立了国家经济学来同古典学派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相对立。
　　李斯特理论体系的中心是对于生产力的研究。他的生产力概念中，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即人类知识积累所创造的生产力。他认为，不仅体力劳动是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管理、组织都应包括在生产力之内。他认为古典学派的理论是狭隘的，因为它只讨论“价值”，不注意生产力。李斯特的这些观点，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生产力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他对价值理论的不应有的轻视，因为如果没有科学的价值理论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
　　斯密、李嘉图从他们的价值理论出发，认为在别的国家中生产费用较低的商品，毋庸在本国生产，因为花钱向别的国家购买更为合算和有利。李斯特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向别的国家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德国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德国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而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跌落下来，商品价格甚至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下。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会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我们知道，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落后国家的手段，斯密、李嘉图的说法显然掩盖了这种性质。
　　李斯特的保护关税主张是同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政策针锋相对的。但保护关税并不等于李斯特的全部政策主张。李斯特从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了包括实行保护关税在内的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建议。例如，他主张实行专利政策，保护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他主张从国外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学习经营管理的方法；他认为有必要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主张制定各种经济立法，等等。尽管他错误地把宗教、政权、司法都包括在生产力概念之内，认为法官和行政官员也是生产力，但他的有关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建议却有利于德国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工业落后的德国赶上工业发展早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加速发展本国的生产力，李斯特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又与古典学派的学说截然不同。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包括四个部分——历史、理论、学派和国家经济政策。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一些都是在1844年以前写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说的一些政治情况与商业政策，大部分现已不复存在。当时英国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条例及一般保护税制还没有取消，德国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德国各联邦的关税也比较轻微，英国仍然能够供应它们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1841年，李斯特曾被委任为《莱茵报》主编，由于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不久后马克思担任了这一职务）。其主要著作有《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英译者序
著者自序节录
编 历史
章 意大利人
第二章 汉撒商人
第三章 荷兰人
第四章 英国人
第五章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第六章 法国人
第七章 德国人
第八章 俄国人
第九章 美国人
第十章 历史的教训

第二编 理论
第十一章 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
第十二章 生产力理论与价值理论
第十三章 国家商业动作的划分与国家生产力的联合
第十四章 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
第十五章 民族精神与国家经济
第十六章 人民经济与国家财政经济，政治经济与国家经济
第十七章 工业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及政治生产力
第十八章 工业与国家的自然生产力
第十九章 工业与国家的工具力（物质资本）
第二十章 工业与农业利益
第二十一章 工业与商业
第二十二章 工业与海运事业、海军力及殖民地开拓
第二十三章 工业与流通工具
第二十四章 工业与事业的稳定及存续原则
第二十五章 工业与生产及消费诱因
第二十六章 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第二十七章 关税制度与流行学派

第三编 学派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
第二十九章 工业主义（流行学派误称“重商主义”）
第三十章 重农主义或农业主义
第三十一章 交换价值理论（流行学派误称“工业主义”）——亚当·斯密
第三十二章 交换价值理论（续）——萨伊和他的学派

第四编 政策
第三十三章 英国优势地位与大陆国家——法国和美国
第三十四章 英国优势地位与德国商业同盟
第三十五章 欧洲大陆的商业政策
第三十六章 德国关税同盟的商业政策

英译本附录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译名对照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包括四个部分——历史、理论、学派和国家经济政策。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一些都是在1844年以前写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说的一些政治情况与商业政策，大部分现已不复存在。当时英国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条例及一般保护税制还没有取消，德国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德国各联邦的关税也比较轻微，英国仍然能够供应它们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1841年，李斯特曾被委任为《莱茵报》主编，由于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不久后马克思担任了这一职务）。其主要著作有《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这些都是以无可否认的证据为依据、经历史证实了的结果。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结果，亚当·斯密对于航海条例竟会作出那样歪曲的评价，这只能是由于那个原则，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在另一章里谈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商业限制所作出的错误结论时将有所分析。无限制自由贸易是这位先生得意的见解，而这些事实却是与他的论点相凿枘的。因此他必须设法排除可能由航海条例效果中引证来的那些对于他的原则的异议，他排除异议的方法是把这些效果划分为政治的与经济的两种目的。他说航海条例在政治上虽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不利的、有害的。不论就事理或就实际经验来说，作出这样的区别其根据都是十分缺乏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予以充分揭露。
　　萨伊对于美国的经历或者了解得多一些，但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凡是遇到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原则上互有抵触时，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他的前辈还更进一步。他计算了一下法国政府在渔业津贴上对于一个海员的负担，从而说明这类津贴是如何地虚糜无益。
　　航海限制这个问题，对拥护无限制自由贸易主张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也是海口城市商业社会中的成员时，就只想悄悄地绕过这个绊脚石。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对航海的限制与对其他任何种事业的限制无异，是在同一个规律支配之下的。任何国家当处于初期文化阶段，它的农业与工业还没有获得发展时，对于外人经营的航海业与运输业的自由总是觉得有用的和值得欢迎的。这些国家，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海员人材，情愿把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让别的国家来经营。但是过了些时，它们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已经学会了造船与航海技术，那时它们就要想从事于发展自己的国外贸易，用自己的船来运货，使自己成为一个海军强国。它们自己的商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会感到已经能够逐去外人，大可以用自己的船向辽远的地区经营商业。于是时机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借助于航海条例，就可以把那些在财力上、经验上、力量上都胜过一筹的外国人顺利地排挤出去，不让他们分享在那类业务上的利润。然后再进一步，当海运业务与制海权达到了度发展时，毫无疑问，一个新时代将开始。普里斯特利博士说：“这样的时候也许会到来，那时取消这个条例，与当初制订这个条例，可能是同样合机宜的。”①当他说这句话时，在他心目中的就是上述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借助于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航海条约，可以获得确定的有利条件以对付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使它不能专为它自己利益着想采行航海限制政策；另一方面，由此可以防止它自己的航业人员趋于懈怠，鼓励他们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与别的国家齐步前进。威尼斯在争取霸权时，固然大大地倚仗了它的航海限制政策；但是等到已经在工商业上、海运事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仍然抓着这个政策不放，这就是一个失策。因为这样就使它在造船、航海以及海员技能各方面，在竞赛中落在别的滨海国家与商业国家的后面，而那些国家却在步着它的后尘不断前进。英国就不蹈这个覆辙，英国的政策使它的海军力量有了增进，然后靠了海军力量使它的工商业力量有了扩大，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助成了它海军势力的继续增长，殖民地的继续开拓。亚当·斯密当他认为航海条例对英国商业并不有利时，却承认这个条例无论如何是增进了英国的力量的。而力量比财富是更加重要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规律视若无睹，却敢贸然断言，从商业观点来看，麦修恩条约与航海条例对英国并无好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已经说明英国如何利用它所执行的政策获得了力量，如何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又如何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这个政策如何使它力量之上更添上了力量，生产力之上更添上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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