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的本质 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我希望《决策的本质》中文版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分析国家间关系和外交决策会有所帮助。古巴导弹危机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危险的事件之一，已经成为当代被为广泛研究的历史事件。而随着记录有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政府领导者决策言行的录音带的公布，古巴导弹事件也成为了历史学家可以获得详尽史料的危机事件。不仅国际关系的研究者，而且政治家们也在分析此次事件，以探求在核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一个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上千万人灰飞烟灭的时代的治国之道。危机管理方面的学者会发现，古巴导弹危机的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等应对当今所面对的挑战，也是适用的。事实表明，本书的理论框架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政府以及如公司等其他类型的组织的行动。
　　中国与古巴导弹危机
　　虽然中国并不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直接参与方，但美苏在古巴的对抗影响了中国冷战期间的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的时候，中印之间在边界问题上发生争端；中国宣称对阿克赛钦和印度所称的东北边境特区拥有主权。在印度增派大批军队进入这些边境地区后，1962年10月20日，中国开始进攻这些争议地区，并迅速击败了驻扎在那里的印军；而此事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时。在成功击败、羞辱印度后，中国在1962年11月20日又迅速从被占领地区撤出，恢复战争前的控制状况。对此，中国总理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决定“展现善意”以促进与已遭到惩罚的印度进行谈判。
　　曾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利用了美苏在古巴的冲突来实现它对印度的进攻。尽管事件发生的时机似乎也显示是这样，但事实上，在事件发生前的数年中，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一直在不断激化。而且，在美国总统公开宣布发现苏联在古巴的那些导弹的两天前，中国的军事行动就开始了。这个事实也削弱了这种观点的信服力。
　　但美国则把此次中印战争视为中国会用常规军事手段扩张其共产主义的又一个证据。而中国对古巴导弹危机解决做出的反应，又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政府的怀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28日宣布其打算从古巴撤出核导弹，对此，中国政府批判苏联在向美国投降。中国的民众也上街游行示威以表示对古巴卡斯特罗政府的支持。中国还象征性地举行了为古巴献血的活动。
　　针对中国的这种批评，莫斯科则谴责中国对印度这个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的入侵。在古巴导弹危机末期对哈瓦那的一次访问期间，苏联外交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告诉古巴的领导层，中国对印度的入侵损害了共产主义事业。米高扬认为，中国本可以利用此次危机去攻占东亚方面的领土，如国民党政府占据的金门、马祖，或者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以分散美国及其盟国的精力。他还批评中国没有真心实意地帮助古巴的革命斗争，说如果美国入侵古巴，“（苏联士兵）将会牺牲他们的生命，而不仅仅是到医院献些血。”
　　同时，在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危险对峙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决定：这样的危机永不应该再发生。他们的这种信念推动双方采取一系列的外交行动，以调整这两个核超级大国关系中“维持危险现状的规则”。这些外交行动如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磋商与谈判；这些努力的结果包括设立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紧急热线、1963年签署的禁止在地上进行核爆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而在中国看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在企图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因此，中国对该条约嗤之以鼻，宣称美国和苏联是在企图“巩固它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捆住所有受到核威胁的爱好和平国家的手”。随后，1964年10月，中国在新疆境内的罗布泊附近进行了次核武器爆炸试验。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公共管理名著译丛）》在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和决策等诸多领域都是一本的经典著作。即使对于一般公众来说，这也是一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与国家行动的有深度而又有趣的读物。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公共管理名著译丛）》利用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新解密的美国与苏联档案，分析和解释了美国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其中，作者提炼的三种决策模式与古巴导弹危机案例紧密结合在一起：理论的简洁、抽象与解释力和历史的细节、特殊性与真实性在书中完美地融合在一体。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公共管理名著译丛）》在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和决策等诸多领域都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即使对于一般公众来说，这也是一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与国家行动的有深度而又有趣的读物。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公共管理名著译丛）》利用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新解密的美国与苏联档案，分析和解释了美国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其中，作者提炼的三种决策模式与古巴导弹危机案例紧密结合在一起：理论的简洁、抽象与解释力和历史的细节、特殊性与真实性在书中完美地融合在一体。

格雷厄姆·艾利森，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被誉为肯尼迪学院的建院院长。艾利森博士著有《决策的本质》、《去问李光耀》、《核恐怖》等经典之作；这些著作长期居于畅销书之列，对学术界、政界和大众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艾利森博士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先后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助理国防部长、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等职务，并被两次授予国防部“杰出公共服务奖章”。
　　
菲利普·泽利科，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现代世界、20世纪美国史和美国外交等。他不但取得了学术成就，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曾任“9·11”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务院顾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顾问、奥巴马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著作包括：《德国统一与欧洲转型》（合著）、《肯尼迪录音带》（合编）和《决策的本质》等。

中文版前言
前言
导论

章 模式Ⅰ：理性行为体模式
严谨的理性行动模式
理性行为体范式
经典模式（理性行为体模式）的示例
古典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
国际制度主义
自由主义
战略、战争和理性选择
经典模式的变种和应用

第二章 古巴导弹危机：层截面
为什么苏联要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
假说1：古巴防御说
假说2：冷战政治说
假说3：导弹力量说
假说4：柏林问题说——胜利、交易或圈套
为什么美国以封锁应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署？
方案1：不做任何反应
方案2：外交施压
方案3：与卡斯特罗秘密接触
方案4：入侵古巴
方案5：空中打击
方案6：封锁
苏联为什么撤走导弹？

第三章 模式Ⅱ：组织行为模式
组织逻辑和效率
组织逻辑和组织文化
互动的复杂性
美国宇航局：英雄和替罪羊
组织行为范式

第四章 古巴导弹危机：第二层截面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苏联在古巴增加兵力的详细情况
组织的执行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组织的情报活动
组织选项
组织的实施
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第五章 模式Ⅲ：政府政治模式
政府政治模式说明
1．不同机构共享权力
2．劝服的权力
3．讨价还价依一定过程进行
4．权力等于对结果的影响
5．国际和国内关系
集体过程及其对选择和行动的影响
1．如何实现更好决策
2．“代理”问题：委托人、代理人和博弈者
——竞争性目标与不对称信息
3．参与者：谁参与了博弈？
4．决策规则
5．提出问题和设置议程
6．集体迷思
7．联合行动的复杂性
决策的政府政治范式

第六章 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层截面
美国的封锁
发现导弹的政治
抉择的政治
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
苏联人击毙一名美国U-2飞行员
总统与主席
解决土耳其问题的“交易”
解决古巴问题的“交易”

第七章 结论
总结：不同解释的差异
总结：答案不同还是问题不同？
书中观点意味着什么？
译后记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公共管理名著译丛）》在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和决策等诸多领域都是一本的经典著作。即使对于一般公众来说，这也是一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与国家行动的有深度而又有趣的读物。
《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公共管理名著译丛）》利用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新解密的美国与苏联档案，分析和解释了美国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其中，作者提炼的三种决策模式与古巴导弹危机案例紧密结合在一起：理论的简洁、抽象与解释力和历史的细节、特殊性与真实性在书中完美地融合在一体。

格雷厄姆·艾利森，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被誉为肯尼迪学院的建院院长。艾利森博士著有《决策的本质》、《去问李光耀》、《核恐怖》等经典之作；这些著作长期居于畅销书之列，对学术界、政界和大众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艾利森博士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先后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助理国防部长、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等职务，并被两次授予国防部“杰出公共服务奖章”。
　　
菲利普·泽利科，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现代世界、20世纪美国史和美国外交等。他不但取得了学术成就，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曾任“9·11”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务院顾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顾问、奥巴马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著作包括：《德国统一与欧洲转型》（合著）、《肯尼迪录音带》（合编）和《决策的本质》等。

而当伊拉克1990年夏在靠近科威特的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军队时，西方领导人需要考虑的是另一个独裁者的目的或计划。美国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判断“伊拉克希望获得什么以及这种行动可能会向何处发展。”他们从一个具体的国家——伊拉克——开始，考虑其近的历史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伊拉克近刚刚结束与伊朗之间持续了近十年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大量的军费开支与巨额的国内花销，使伊拉克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伊拉克失去了阿拉伯河（Shatt-al-Arab），因此它迫切需要新的港口设施，而如果能吞并科威特的一小块海岸地区，这个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而且中立的旁观者会发现，伊拉克在与科威特的边境争端中所提出的要求是有些道理的，特别是对那些从边界两边都可以开采的地下油田的要求。因此，布什总统能理解伊拉克向更富却更弱小的邻国科威特提出的金钱上的要求，甚至是伊拉克的一小块领土要求。
　　而当把注意的焦点进一步集中到人格化的伊拉克，特别是集中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独特性格特征时，西方领导人认为萨达姆的行为与他们对这个伊拉克残暴的独裁者的一贯认识是一致的。对伊拉克与萨达姆有更好了解的邻国也持同样的看法。科威特认为向伊拉克做一些让步可能是必要的，除非伊拉克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其欲望的开始。对萨达姆的目的，埃及的判断与科威特相同。而在布什总统与约旦国王侯赛因交换看法，表示希望“形势的发展不会超出理性的界线”时，这位国王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形势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因为苏联长期是伊拉克的援助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就向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核实情况。根据贝克的说法，谢瓦尔德纳泽私下向他说，“这个人或许是强盗恶棍之类货色的人，但他并非是不理性的，而这将是一个不理性的行动，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这样，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军事行动将只局限于占领科威特与伊拉克边境上的那些有争议的油田。但是，当伊拉克在8月2日发起进攻，其行动却不是有限的；伊拉克的坦克占领了科威特的全境。而这如果得不到遏制，也将对沙特阿拉伯构成威胁。
　　在希特勒和萨达姆这两个案例中，西方领导人试图通过一种理性行为体模式来解释和预测错综复杂的国家行为。他们首先从抽象的理性行为体核心模式与国家基本的目标开始；然后，为了使分析进一步深入、细化，他们关注具有特定价值观与认知的领导人。由于把这两个人只简单地视为民族主义者，西方领导人并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两人更具有个人独特特性的价值观、思维及其他因素等；而要了解这些，他们就需要掌握更多的相关细节。在这两个案例中，这种反映了个人独特特性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对其人格与认知进行详细分析后才能理解。就希特勒而言，这种个人独特特性就是其独一无二的世界观与个人使命感；而就萨达姆而言，则是萨达姆对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历史宿命的幻想，以及其特有的、部分因七八十年代中东所发生的事件而产生的对美国的不屑态度。
　　当研究的焦点转向了领导人，分析就需要掌握有关领导人在三个主要方面所做的判断的信息。如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所言，关键的问题是：行为体如何“挑选、利用、呈现其有关‘系统状态’的信息？它如何确立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的标准？它如何选择与采取反应？”我们可以认为行为体在这三个方面——价值、现实和工具（value，reality，and instrumental） -的判断构成了行为体的信念体系的基础。125尽管是相互独立的，但这三种判断在理性行为体范式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体的价值判断（国家关心的内容）影响着国家的目标与目的；同时还影响着国家将关注于现实的哪些方面。价值与现实方面的判断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因为“事实只有与一些价值判断存在关联，这些事实才会变得相关而重要；而只有与一些事实相联系，价值判断才会有意义。”而价值判断反过来还会受到工具方面考虑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的目的经常会受到它认为自己拥有的实现其目的的能力的影响。对维克斯而言，这些相互交错的判断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主体对某种情境的“评判”。“这样一些评判”，他进一步说道，“反映出了我们好将之称为倾向性的东西；这种倾向性使行为体关注于情境的一些方面，而非其他方面，并使行为体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评价这些方面。”这些倾向性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评判体系。
　　深入分析行为体复杂的信念体系的作用，在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有关英国如何评估与应对其帝国力量衰落的研究中得到了展示。弗里德伯格欣赏现实主义在解释国家行动时对权力与地缘政治因素的强调。弗里德伯格向我们描述的一幅有更多细节的图景则显示只有一群不断变动的官员，他们根本没有连贯的国家战略；这些人中，如果不是没有一个的话，那么也只有其中一部分人才会关注帝国权力的衰落。和“国家和政府内部权力都集中”的国家相比，英国“杂乱无章的民主制”，是决定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弗里德伯格的结论是，“在英国，改变是渐进而分散的观念变迁的结果；时而发生的危机则会使这种变迁得到巩固与加速。”这种深入细致的分析，不仅利用了本章前面概括的那些范畴中所包含的不同理论洞见，而且把这些不同洞见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
　　……

本书不仅仅是一个修订版，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著作，其中包含了*新的历史资料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现在看起来初版似乎就如同一个草稿，而这版才是值得期待的。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本书在理论和历史方面都做了非常大的更新，成就卓然。

——斯科特·萨根(Rcott Sagan)

对经典之作做了及时的更新，且在许多方面胜于原版。

——理查德·贝茨(Richard K. Betts)

本书有关组织行为的分析，无论是理论章节还是案例研究章节，都非常精彩，让人手难释卷。书中引用的相关文献综述全面、有深度而且内容新颖。

——迪亚娜·沃恩(Diane Vaughan)

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扩展和提炼了本书中的理性行为体模式。本书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

——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