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文学史（全2册）

导言
       本书观察的对象是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作品，也包括文学发展中的种种迹象、掌故、趋势和规律。
这一段文学时期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189）起，到隋王朝灭亡（618）为止，前后约有四百三十年。这里的前一半，中枢政权经历了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刘宋四次更迭，除了西晋—东晋是同一王朝由掌握全局到偏安于一隅之外，其他三次更迭都是权臣取代皇帝，这样的夺权换代，当时都称为“禅让”。与曹魏政权并列的有蜀汉和孙吴，与东晋并列的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后一半则继续了南北对峙的大格局，而南北两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方政权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半壁河山的王朝；北方先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削平群雄，合为一个北方政权同南方的刘宋对峙，然后又经历了再次的分裂，形成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互相对立，并继续与南方政权并存。这是一轮新的“三国演义”。后在隋文帝杨坚手上才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又把政权给弄丢了，接下来的乃是光芒万丈的大唐王朝。
      中古时代这四百多年政局之纷纭复杂可以说是的，这样的局面自然不能不对文学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就其中枢而言，通过“禅让”新上台的皇帝必然是在前朝之末已经逐步掌握了很大的权力特别是兵权的政要，但他仍有必要作出若干复杂的准备，然后才能实现改朝换代。在新旧交替之前总有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存在两个中心——以旧王朝后一两个皇帝为象征的旧中心和行将取代旧朝、自己上台之权臣为首的新中心——的并列，于是士大夫和文人就存在着一个如何站边或持何种倾向的问题，他们必须深刻地思考怎样对待各种变化，煞费苦心地处理公和私的种种关系。其中态度始终明朗、行动相当得力的文人固然多有，而在另外一些文人那里，矛盾、彷徨、痛苦乃至人头落地的情形亦是不可避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死于非命的颇不少见，其比例之高令人惊心动魄。
      长期的苦难和挣扎孕育出这一段大放异彩的文学。文学的创造力历来多产生于艰难困苦之中，痛苦使人思虑转深，情绪激动，唯有长歌可以当哭，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诗穷而后工”了。

《中国中古文学史》一书为扬州大学文学院顾农教授所著。本书所述内容是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史，前后跨度凡400余年。本书纵向上以时代分期为据，叙 述了中古文学在各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创新：建安之慷慨、正始之玄远、西晋之绮靡、东晋之风流、南朝之新变、北朝之贞刚……；横向上，南北地域间文学的碰撞与交融、民间口头文 学与精英文学的互动等情况，也在本书中得到了呈现。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引入了政治史视角，将文学家及其创作置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历史背景下进行叙述、分析，突破了一般文学史 著作的狭隘视野，颇有新意。

顾农，男，1944年4月生于江苏泰州，1966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多年来著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的文学史及鲁迅研究。撰有《从孔融 到陶渊明 :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己亥随笔》《四望亭文史随笔》《诗人鲁迅》等专著。

目录

导言

章建安慷慨
一孔融及祢衡
二曹操
三蔡琰
四邺下文人集团
五曹丕
六曹植
七其他建安作家

第二章正始玄远
八何晏与钟会
九“七贤”林下之游
十嵇康
十一阮籍
十二向秀及其他

第三章西晋绮靡
十三傅玄与张华
十四陆机
十五石崇与潘岳
十六左思
十七“三张”
十八刘琨以及十六国作家

第四章东晋风流
十九郭璞
二十葛洪
二十一晋代小说家
二十二袁宏、孙绰及许询
二十三王羲之与兰亭集
二十四陶渊明
二十五谢混与“乌衣之游”

第五章南朝新变
二十六谢灵运及颜延之
二十七鲍照
二十八刘义庆
二十九江淹
三十沈约、谢朓及“竟陵八友”中其他成员
三十一刘勰
三十二钟嵘
三十三萧氏父子
三十四南朝十家
三十五徐陵
三十六陈叔宝和他身边的文人

第六章北朝贞刚
三十七北地“三才”
三十八庾信
三十九郦道元
四十杨衒之
四十一颜之推
四十二杨广
四十三薛道衡

第七章中古口头创作与批评
四十四谣谚与民歌
四十五口头文学批评

余论

附录
一中古文学大事记 
二中古文学书目

后记

《中国中古文学史》一书为扬州大学文学院顾农教授所著。本书所述内容是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史，前后跨度凡400余年。本书纵向上以时代分期为据，叙 述了中古文学在各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创新：建安之慷慨、正始之玄远、西晋之绮靡、东晋之风流、南朝之新变、北朝之贞刚……；横向上，南北地域间文学的碰撞与交融、民间口头文 学与精英文学的互动等情况，也在本书中得到了呈现。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引入了政治史视角，将文学家及其创作置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历史背景下进行叙述、分析，突破了一般文学史 著作的狭隘视野，颇有新意。

顾农，男，1944年4月生于江苏泰州，1966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多年来著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的文学史及鲁迅研究。撰有《从孔融 到陶渊明 :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己亥随笔》《四望亭文史随笔》《诗人鲁迅》等专著。

章建安慷慨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短歌行》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章建安慷慨
·孔融及祢衡

一孔融及祢衡
一
孔融（字文举，153～208）是建安时代年辈的作家之一，成名又非常之早，所以常常流露出倚老卖老的意思。汉建安九年（204）他写信给曹操（155～220），希望曹公采取行动援救江南著名人士盛宪（字孝章），开头便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唯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有求于人而措辞竟然如此老气横秋，很能反映孔融的性格和风格。
建安时代许多作家都是依附于曹操的，所谓“建安七子”中有六位全是曹操的幕僚或者说直接的部下；而孔融不是，他虽然是由曹操请到许都来的，但一直是朝廷的命官，同曹操可以说是同僚，而且后被曹操杀了。可是曹丕却将他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后来有不少人反对曹丕这一提法，主张将孔融逐出“七子”，换上别人：明朝人杨德周辑印《汇刻建安七子集》时，即剔出孔融，另加曹植以凑足七人之数；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周汉》）则主张去掉孔融和阮瑀，加入曹丕和曹植。“七子”的提法早已约定俗成，多年后提出换人，很难生效。可行的办法是指出孔融在“七子”中的特殊性以引起注意，例如鲁迅先生曾说过，“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
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早年因为会见河南尹李膺（一说太尉李固）时应对从容机敏而得到名流的赏识，稍后又因救助遭到宦官追杀的著名的党人张俭而声名鹊起。后辟司徒杨赐府，又因为指斥宦官亲族获得了更大的名声，一举成为“天下莫不属目”的“英雄特杰”（《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融家传》）。他一贯依靠聪明而大胆的议论来干预政治，博取名声，大抵属于明星派书生从政的那种类型。初平元年（190）孔融出任北海相，走上了镇压黄巾起义的线，“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可是一开始就大败亏输，“收散兵保朱虚县”（《后汉书》本传）。稍稍站稳以后，立刻忙于办学校，显儒术，“举贤贡士，表显耆儒，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王修为孝廉。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乡，名曰‘郑公乡’。又国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皆为棺木而殡葬之。使甄子然、临孝存配食县社，其礼贤如此”（袁宏《后汉纪》卷三十）。凡此种种，都典型地表现出他的风格。
作为作家，孔融以散文见长。在北海相任上他写过几份文告，婉约朴茂，是很好的小品文，在散文史上有打破陈规的革新意义；但是如果从务实的角度看，在那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弄这等偃武修文的小玩意，其实颇近于可笑。试看他的《告昌安县教》：“邑人高幼自言辟得井中鼎。夫鼎久潜于井，德之休明，虽小重也，黄耳金铉，利贞之象。国遭凶荒，彝器出，或者明以饷人。”说祥瑞，谈《易》象，“谓鼎之出，或上帝明示人以养圣贤之意耶”，言外不无自我标榜之意。孔融是孔子的后裔，其潜意识中似乎始终以圣贤自居。他的另外一些教令也隐隐然有这样的意思，那就不仅仅是书生气了。
孔融也颇有些政客作风。他的某些言行，大约是装出来给人看的，即如对于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他一方面多次下令表示尊重礼遇，另一方面却在私人通信中指责郑氏的经典注释“多臆说”（《与诸卿书》）。解释儒家经典他大约以为自己才是权威，但他在这一领域并不大写什么东西。孔融是以礼贤爱才著称的，但有一次却要把他表彰提拔过的“贤人”杀掉，并没有提出什么正当的理由；结果遭到邴原的严肃批评，弄得非常狼狈。孔融杀人往往比较随便，司马彪说过：“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但能张磔网罗，其自理甚疏。租税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九州春秋》）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孔融“不达治务，所在败绩”（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清鉴》），他缺少实际的才干，一向未能有所树立，对于匡复汉室更没有涓埃之助。
曹操平定了北方，将汉献帝在许都安顿下来之后，征孔融为将作大匠，不久迁少府，他才从奔走逃亡的厄运中解脱出来，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开始时他对曹操相当感激，写过几首六言诗歌颂曹操；但不久就显示出反对派的色彩，曹操的许多政治措施在他看来都完全要不得。孔融曾经为朝廷推荐过不少人才，如郗虑、祢衡、谢该、赵岐、盛宪等等，大抵是儒家政客学者，其中的祢衡更是著名的反曹狂士。孔融时时幻想偃武修文，完全与时宜不合。孔融关于朝政的种种意见，例如建安二年（197）关于是否给马日加礼问题的议论，建安四年（199）关于是否恢复肉刑的议论，建安五年（200）写的《南阳王冯、东海王祗祭礼对》等等，都是从儒家政治伦理出发的庸常之论，虽然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但对于解决当时的实际政治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至于建安二年他坚决反对曹操打击太尉杨彪，建安四年反对攻打袁绍，更是直接同曹操之政令对着干的。
对此曹操非常恼火，但为了稳住大局，为了争取豪族士大夫的支持，一直隐忍未发。早就有人建议杀孔融，曹操回答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这里表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精明的计算，而同时也潜伏着可怕的杀机。
建安九年（204）以后曹操取得对于袁氏家族的彻底胜利，自领冀州牧；孔融的反曹斗争迅速升级，他不仅嘲笑曹氏家族的绯闻，而且非常及时地提出了《请准古王畿制》，要求限制曹操势力的膨胀；“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后汉书·孔融传》）。建安十二年（207）孔融反对曹操征乌桓；建安十三年（208）他又反对曹操对南方用兵——曹操凡有所动作，孔融几乎无不反对。
孔融此时的政论大抵奇正杂出，表现出大名士的高傲。为了抵制曹操扩大直接统治地盘的企图，他大谈《周礼》，强调“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的古老传统；而反对禁酒的文章则完全以玩笑出之，虽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很有可读性，但就当时的实际国情而言，他的言论实在一无可取，不过是些风凉话。鲁迅先生说：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旁观的人不能体谅办事的人，说些风凉话，还要一说再说，而且说得那么尖锐，那么深刻，这很容易让古代习惯于专权的政治家受不了，于是便大开杀戒。曹操上表要求禁酒，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年饥兵兴”（《后汉书·孔融传》），收成不好，而战争不断，首先要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至于公开宣布禁令时讲些酒能亡国之类的大道理，不过是政治家常用的权术或曰策略，无足深责。
孔融被曹操杀掉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事件。作家的作品和言论从来不可能对某一政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杀害作家总归不得人心，所以历来的同情都在孔融一边；现在看去也确实值得同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曹操之杀孔融乃是消灭某一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大关系。曹操在公布孔融的罪证时，用了一些其他的借口，完全不提其人乃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异见分子，更不提杀此一人可以收到震慑一批反对派、稳定北方政局的意义，这就让人不容易看清楚了。
孔融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名流，曹操要杀他很费了些心机，这时替他起草有关文件的是著名的刀笔吏路粹（？～215）。此人也是当时知名的作家之一，《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这实际上是一篇汉末三国时代的文苑传）在叙述过著名的“建安七子”以后，又道：“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当时他担任曹操手下的军谋祭酒，做文字秘书的工作。路粹的刀笔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两篇，一是载于《后汉书·孔融传》中的《枉状奏孔融》；另一篇是同传中所录之曹操致孔融的一封信，此信写于建安十二年（207）郗虑希旨打击孔融之时，其主要内容是乘势给孔融一个严厉的警告，行文非常讲究策略。其中大段的内容都是劝孔融与郗虑和好，学习古人“克让”之风，而不必“睚眦之怨必仇”；以下更有一段表面看去姿态甚高而骨里深含杀机的警句：“孤与文举（孔融）既非旧好，又于鸿豫（郗虑）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里的文字大约已经过某种删节（例如《文选》李善注所引之“邀一言之誉者”即被删去，似可补于“破浮华交会之徒”一句之后），大体仍可理解，并且可以感到其中潜台词非常丰富。信中称自己与对方并无深交，无非是告诫孔融不要因为是老相识而肆无忌惮；又特别提到自己与郗虑“亦无恩纪”，则是表明郗虑奏免孔融之官一事与自己无关。这样的措辞让曹操显得高高在上，干干净净。以下的几句更进一步表达出息事宁人的一片好心。讲郗、孔的纷争乃是为群小所构，自己也有责任的几句妙，表面上似乎是要承担所谓领导责任（“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而其实乃是为了进一步表明孔融之免官与己完全无干，并且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只要孔融不再捣乱，可以既往不咎，到此为止。厉害的是后一句：“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所谓“浮华”本指虚浮不实，王充《论衡·自纪篇》即以“浮华”与“虚伪”并提；到汉魏之际，“浮华”或“浮伪”成了一个专门术语，专指浮而不实、欺世盗名、伤风败俗的种种言行；“交会”则指拉帮结党。“浮华”与“交会”加在一起，用以指称反对现行体制而又声气相通的团伙。
东汉末年,“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当时党人们互通声气，致力于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由于他们当时斗争的矛头指向腐朽的宦官，所以很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汉末的党人在遭到朝廷镇压时往往“名愈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孔融青年时代深受此种风气的影响，曹操本人也与这一派有很深的联系。但是到了建安初年，形势完全不同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当务之急是要把北方的政局稳定下来，他就不能允许“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继续存在。过去的“浮华交会”矛头指向业已腐朽的东汉朝廷，而现在的“浮华交会”则是指向曹操本人了。鲁迅先生说过，“政治家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有一帮人“浮华交会”，干扰他的令行禁止，一呼百应。所以，当曹操平定了冀州以后，就于建安十年下令“整齐风俗”，破除朋党，加强对言论和结社的控制。而孔融却反其道而行之，仍然保持先前的“党人”作风，经常讽刺曹操，他被免去少府一职以后，仍然“宾客日满其门”，像个反对党领袖似的。在曹操眼里，孔融乃是一个典型的“浮华交会之徒”，也是曹氏专政的大敌，非要“破”掉他不可。路粹执笔的这封信把曹操的意图表达得十分准确、含蓄、到位，分寸感极好，不愧是一位高级的刀笔吏。
孔融问题的要害是他在政治上多次抵制曹操，反对禁酒之类乃是小事，他遭嫉恨的是当曹操打算恢复古代九州建制的时候，孔融提出“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后汉书》本传）——曹操当时为冀州牧，如果恢复古代的九州，冀州的地盘就可以大为扩大，而这一图谋被孔融顶住了；当时曹操手下的得力谋士荀彧也不赞成恢复古九州，曹操只好“寝九州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而内心极为不快，他后来逼死荀彧与此当不无关系，要杀孔融大约也已在酝酿之中，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而已。
袁宏《后汉纪》卷三十载：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征刘表……时中州略平，惟有吴、蜀，（孔）融曰：“文德以来之。”操闻之怒，以为怨诽浮华，乃令军谋祭酒路粹傅致其罪。
可知孔融问题进一步升级的关键在于他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反对曹操南下攻荆州的重大决策，于是曹操下决心除掉他这个老牌反对派。路粹的《枉状奏孔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份奏章乃是正式的公文，所以写法与私人书信不同，讲究的是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措辞得体，且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份奏章中列举孔融五方面的罪状：反对皇室，欲规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非孝言论；与祢衡互相吹捧，拟于不伦。这五条的每一条分量都很重，但曹操非杀孔融不可的真正原因，其实并没有提及。就专制时代的政治谋略而言，这是很微妙、很得体的。
这里前三条都是指出孔融已开罪于皇家，既然奏章是写给汉献帝看的，这三条在政治上就显得很正确。有非孝言论属于思想上违背了儒家的伦理准则，亦有死罪。路粹严正地指出：
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这里所揭发的孔融的奇谈怪论，大约并非捏造，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后期确有一股反传统的思潮，王充在《论衡》的《物势》《自然》等篇中已有生殖出于自然一类的议论，为孔氏导夫先路。孔融大胆的议论很多，有一点非孝的言论不足为奇。其实曹操本人也并不重视儒家的道德标准，他在后来的求贤令中就说过，关键在于要有真本领，孝不孝无所谓，例如建安二十二年（217）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种反传统伦理道德的令文，影响比孔融私下的言论不知道要大多少倍。顾炎武曾经说过，“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不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似此，则孔融有一点非孝的言论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