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经济学

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阿马蒂亚•森教授清晰、通俗、活泼和富有激情的写作远远超出了那些对伦理学与经济学文献的简单综合。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做出的贡献，以及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并且指出，对自利行为假设（assumption of self-interested behaviour）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
　　阿马蒂亚•森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由于伦理考虑（ethicalconsideration）影响了人类的实际行为，而影响人类行为正是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因而福利经济考虑（welfare-economic consideration）也就必然影响人类的实际行为，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与现代逻辑经济学（modernlogistic economics）是有联系的。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逻辑经济学已经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福利经济学却没有对逻辑经济学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阿马蒂亚•森说明了经济学伦理根源和逻辑根源各自的合理之处，并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往往是非常有效率的，正是由于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方法，现代经济学才较好地解释了社会相互依赖性的本质，并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一些实际问题。“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演变就是一个例子，阿马蒂亚•森说明了它在研究饥饿和饥荒这类重要问题中的实际应用。
　　阿马蒂亚•森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通过简洁的阐述，他分析了可能造成偏离经济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standard behavioural assumptions）的几种性质不同的伦理考虑。这些考虑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内在价值评价（intrinsic evaluation）与工具价值评价（instrumental evaluation），这些评价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阿马蒂亚•森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造成这些偏离的不同原因，即这些使当代社会行为的工具作用变得可信赖的原因。这类行为有可能明显地违背个人的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因为即使人们没有知识方面的任何缺陷，特定类型的团体一理性条件（group-rationality conditions）也常常会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

本书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的代表作之一，是阿马蒂亚•森根据他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做的洛尔讲座的讲稿编写而成的。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人的本能与理性的分析，用伦理学说明了人类的经济行为；用经济学阐释了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而揭示了伦理学、经济学及其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前言

自序

1 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

两个根源

成就与缺陷

经济行为与理性

作为一致性的理性

自利与理性行为

亚当•斯密与自利

2 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

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

帕累托与经济效率

效用、帕累托与福利主义

福利与主观能动

评价与价值标准

主观能动和福利：区别与相互依赖

效用与福利

成就、自由与权利

自利与福利经济学

权力与自由

3 自由与结果

福利、主观能动和自由

多元性与评价

不完备性与过度完备性

冲突和僵局

权利与结果

结果评价与义务

伦理学与经济学

福利、目标与选择

行为、伦理学与经济学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名词索引

本书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的代表作之一，是阿马蒂亚•森根据他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做的洛尔讲座的讲稿编写而成的。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人的本能与理性的分析，用伦理学说明了人类的经济行为；用经济学阐释了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而揭示了伦理学、经济学及其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伦理学与经济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预测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回避伦理学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即至少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被近似地看作自利化。在章中，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说明这一假设。现在到了把关于对人类实际行为的讨论（以及作为媒介使用的潜在理性概念）与目前关于对福利经济学的伦理基础的讨论联系起来的时候了。不难看出，如果福利经济学思想确实能够影响人类的实际行为的话，那么，福利经济学对于经济现象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就必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的确，如果经济效率（从帕累托意义上讲）是经济判断的准则，如果“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基本条件（比如，没有外部性影响）都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追求自利化，这一结论具有一般性的意义，而非仅仅是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这一行为的一部分确会产生帕累托；但从这一行为的另一部分讲，任何人企图对自利化的偏离，如果它能有什么影响的话，只是地威胁到“经济效率”的实现，即帕累托状态的实现。因此，如果福利经济学真的被囹圄于这个非常狭窄的盒子里，如果这一基本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包括市场之外相互依赖性的消除），那么，福利经济学确实没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利行为。按照这一基本假设，只要福利经济学继续被限制在赞成帕累托准则充分性这一狭窄的范围内，情况就会像我们在主流经济学传统中所看到的那样，预测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之间的单向联系就必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一旦冲破这一限制，引入更加广阔的伦理学思考，这种单向联系也必将消失。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使用更加严格的福利主义准则，如功利主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可以肯定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自利行为的性将会遭到拒绝。的确，埃奇沃思（1881）就曾把个人行为确定中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当然，我们可以说，功利主义者的准则必定是帕累托准则，也可以说，在“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基本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自利行为的任何偏离都将会对帕累托状态的实现形成严重威胁。但是，由此断言，从一个帕累托状态移动到一个非帕累托状态一定会导致总效用减少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也的确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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