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是关于西域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历史著作，作者是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

全书十二卷，按照玄奘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所闻的城邦、地区、国家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作了详细叙述，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故事传说，也作了详细记载，内容非常丰富，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 是不可多得的著述。本书也是研究印度古代史、印度佛教史的珍贵史料，是中亚和南亚考古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周国林，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近年来致力于历史文献学、经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著述十多部。

《大唐西域记》是关于西域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历史著作，作者是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

全书十二卷，按照玄奘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所闻的城邦、地区、国家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作了详细叙述，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故事传说，也作了详细记载，内容非常丰富，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 是不可多得的著述。本书也是研究印度古代史、印度佛教史的珍贵史料，是中亚和南亚考古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周国林，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近年来致力于历史文献学、经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著述十多部。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关于西域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作者是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十三岁时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武德元年（618）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后游历至荆州、吴会、相州等地，讲学问难。武德末年，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在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中，他广泛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发愿至佛教发源地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中印度僧人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穿越沙碛，历尽艰辛，至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巡礼佛教六大圣地。贞观四年（630）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随后，又遍访印度各地，于贞观十四年（640）重回那烂陀寺。他研习大小乘学说，成为当地学问的佛学家，曾在戒日王主持下，经过辩论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论敌，被称为“大乘天”。贞观十九年（645），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国。玄奘历时十多年的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

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着重传播古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的唯识法相学，主张唯识论，认为“识”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成为中国唯识法相宗的创始人。他还将印度的因明学 ( 即逻辑推理的方法 ) 介绍过来，引起中国学者对因明学的兴趣。

回国后，玄奘还遵照唐太宗的意旨，口述旅途所经各地情况，由协助译经的辩机笔录，在贞观二十年（646）完成《大唐西域记》的写作。全书十二卷，按照玄奘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的城邦、地区和国家，逐章描述，中间不时穿插沿途所得传闻，而用“行” 和“至” 二字，把目睹与耳闻区别开来。卷一所述是从阿耆尼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中亚抵达阿富汗；卷二为印度总述，并记载滥波国至健驮逻国之事，即从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剌拿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用敬播在序言中的话来概括，是“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连同附带述及的十二国，则共有一百五十国。自然 , 这里所谓“国”，有些是较大的国家，有的则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同附近一些领地而建立的城邦。如中亚境内窣利地区和睹货逻国故地的一些小国，基本上是依附突厥而无自主之权的。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各地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叙述。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 ,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著述。此前，古人关于西域的记载不是神话传说成分多，便是记载范围小。玄奘以其所见所闻，记载今日中国新疆、中亚以及印巴次大陆和邻近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就克服了以上双重缺陷，内容既丰富，又准确。近现代以来的若干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玄奘记载的真实性。

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记》愈来愈显示出巨大的史料价值。众所周知，印度民族在古代曾创造灿烂的文化，在哲学、自然科学方面造诣甚高。但这个民族却不大注重历史的记载，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难免出现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以至马克思有“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之叹。如欲认真研究印度古代史，就得借助于别国人的记载。这方面，《大唐西域记》处于受重视之列。比如书中关于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国王毗卢择迦王、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人和杰出的梵文文法学家波你尼的相关事迹，都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所述佛教史上几次著名的结集，大小乘部派的分布， 一些著名佛教学者的活动等，更是印度佛教史研究的难得资料。书中还谈到了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这对于印度历史年代的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部书还是中亚和南亚考古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经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像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根据这部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这一点， 许多印度的历史学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马宗达在其《古代印度》中说：“我们记述的有关曷利沙伐弹那的绝大部分事实都来自一个游方僧的惊人的记载，此外，这些记载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印度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图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中国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可以说，玄奘对印度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

至此，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在唐代的著录中，皆称《大唐西域记》为玄奘所撰。而自本书北宋本以下，各卷卷首题名就分作二行，称“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将辩机与玄奘并列。这当是因为辩机参与了全书的编录润色，书末又附有他的《记赞》所致。我们认为，辩机的作用实在不能同玄奘相提并论，“西域”之事，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将助手称作者，实在是太抬高他了。不过，这一切并非辩机本人所为，加之他对全书有过贡献，现在书中的署名仍循旧不改。

二

《大唐西域记》在流传过程中，古抄旧刻有很多种。前辈学者广事搜罗，精加校勘，成就卓著。就国内而言，高水准的校点本有章巽先生和季羡林等先生的两种。我们这次用作注译底本的，是季羨林等先生的校注本。而季先生等人所依据的，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印出版的高丽新藏本，高丽新藏本是个保存完好的古本（据题记推算原刻于公元 1244 年），刊刻之时曾“去短取长，成一精之本”。鉴于本书的普及性质，我们借用季先生等人校勘成果为多，只在极个别处参考其他版本，提出了校改意见。

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吸收了不少前辈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冯承钧、向达、季羡林、章巽、周连宽、杨廷福、芮传明等先生的著述，对本书的注释大有帮助。译文方面，季羡林等先生的《大唐西域记今译》、芮传明先生的《大唐西域记全译》，对本书的启发不小。对于他们的成果，在此表示敬意与谢意。

本书的注释，因篇幅较长而力求简明，不作烦琐的考证。译文以直译为主，基本上不用意译，尽可能紧贴原文。对原文中的夹注，为与当代的书写习惯统一，翻译之时，说明性的文字前后用括号标示，注音文字则略去。自然，由于水平有限，注译中的问题定然不少，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周国林 　

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