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代一百年

　　《回望：近代一百年》全书共分为三编，编为“回望百年”，回顾了晚清政治改革中改良与变革的互相博弈；第二编为“重建晚清历史细节”，重新分析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民国的建立等历史事件；第三编为“百年文化启蒙”，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得失经验。

　　《回望：近代一百年》全书共分为三编，编为“回望百年”，回顾了晚清政治改革中改良与变革的互相博弈；第二编为“重建晚清历史细节”，重新分析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民国的建立等历史事件；第三编为“百年文化启蒙”，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得失经验。

　　知名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严复传》《章太炎传》《梁漱溟传》《蒋梦麟传》，《激荡：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国文明通史》等。

　　编　回望百年

　　以改良反制革命 3

　　从维新到新政 4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5

　　改良确实一度反制了革命 8

　　清末官制改革的启示 10

　　皇权边界 10

　　以责任政府为皇权分忧 14

　　错失良机 18

　　帝制的终结 24

　　一个新生阶级 24

　　体制认同中的抱怨与哀鸣 26

　　别了，皇上 28

　　共和关键 31

　　战争的境界 32

　　共和成了出路 33

　　“黄袍加身” 36

　　中国革命的实现手段和主要途径 38

　　暗杀时代：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38

　　暴动：革命的主要方式 41

　　民变：革命的背景与铺垫 44

　　民初乱源 49

　　清廷积重难返 50

　　关键人物赵凤昌 52

　　谁的临时政府 55

　　法统之争 57

　　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 60

　　相互不信任缘起 60

　　老师与学生 62

　　日本的小计 64

　　近代东亚历史的转向 68

　　留给中国的精神遗产 68

　　日本胜利的理由 72

　　朝鲜因素 76

　　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 79

　　本末与体用 80

　　维新与变法 81

　　新政、宪政与君宪 83

　　第二编　重建晚清历史细节

　　从历史因果链条中分析甲午战争失与得 89

　　地缘政治的调整 89

　　走向战争 92

　　何以失败 97

　　结局与影响 100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义和团运动 101

　　“义和团起山东” 102

　　“不到三月遍地红” 105

　　所谓“宣战诏书” 108

　　历史性灾难 113

　　晚清新政为何走向反面 116

　　清廷的觉醒 117

　　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 118

　　两个致命失误 120

　　从君主立宪到共和 122

　　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 124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126

　　问题确实是从外部输入的 126

　　孙中山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131

　　革命是无法告别的 136

　　民国建立：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142

　　清廷为什么不妥协 143

　　民国是“谈出来”的 148

　　一个共赢的妥协方案 152

　　一战与中国：一个历史节点 157

　　蝴蝶效应：中日不同反应 157

　　重演十年前“局外中立”故事 160

　　《二十一条》提出 163

　　重建帝制的逻辑 166

　　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 171

　　发现东方 171

　　西方经验展示 177

　　开启现代中国 183

　　科举：一项被误解的制度 186

　　群众举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 187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190

　　时移世易：落后的原罪 195

　　第三编　百年文化启蒙

　　新文化运动的一条歧路：改造国民性 209

　　冲决网罗 209

　　新民与旧民 214

　　启蒙真谛 217

　　文化的根本在政治——关于新文化运动方向选择的反省 223

　　“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自卑”？ 228

　　梁启超对科学的期望与失望 232

　　对现代科学的期望 233

　　破除“科学”的迷思 235

　　对玄学的期待 238

　　对科学的失望 241

　　启蒙在路上 245

　　《回望：近代一百年》全书共分为三编，编为“回望百年”，回顾了晚清政治改革中改良与变革的互相博弈；第二编为“重建晚清历史细节”，重新分析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民国的建立等历史事件；第三编为“百年文化启蒙”，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得失经验。

　　知名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严复传》《章太炎传》《梁漱溟传》《蒋梦麟传》，《激荡：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国文明通史》等。

　　以改良反制革命

　　当满洲人入关定鼎中原时，确实遇到剧烈反抗，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单单这些历史名词就让人胆战心惊。不过，经过几十年强硬镇压和柔性安抚，满汉之间的冲突慢慢消解，除了一些具有浓厚种族意识的大知识分子外，汉人实际上已接受了满洲人统治中国的事实，种族之间的融合虽说没有全面开始，但在下层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不再那么激烈，即便到了鸦片战争，汉人也没有利用外部危机而发难。直至甲午战后，方才发生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种族革命。

　　从维新到新政

　　甲午战争的真相，国内民众根本不知情，即便是读书人也没有多少人明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及其在近代中国的意义。只有从国内前往檀香山的孙中山在那里看到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并在外国舆论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能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军队本身，而在体制，在清廷的腐朽统治。这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孙中山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他是这样认识的，就要这样行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三个月后，孙中山就在香港数度游说日本总领事，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武装反清。那时中日战争还在进行，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日本人一定会和他合作共同推翻清廷。然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他们的目标除了领土、赔款，重要的就是开放中国市场，准许日本资金自由进出。日本政府不可能支持孙中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孙中山的次广州起义还未发动就失败了。

　　这场未遂的广州起义究竟对清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去证明。可以肯定的是，清廷在此前后开始的维新运动，多少具有防范革命发生的背景。维新运动就是要解决体用两分、本末倒置的问题，就是要像日本那样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某些改革。这无疑是对甲午战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种曲折迂回的回应。

　　维新运动顺利进行了三四年，不料到了1898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胶州湾危机促使原本平和的政治变革加速进行，在稍后的一百天里，年轻的光绪帝发布了数不清的御旨，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中国引领至日本明治维新的轨道。

　　激进的政治变革无疑超过了社会的一般承受力，引起了反弹，引发了1898年秋天那场政治大逆转，维新终结，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那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一个，即怎样引领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国家，就是要克服先前几十年盲目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中体西用。然而我们看到，当维新运动终结之后，所谓政治上的大逆转，恰恰与近代中国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清廷不是引领中国迈向世界，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与世界隔绝。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可能有许多原因和背景，只是统治者在面对这场运动时，确实没有光明磊落，确实有利用其排外情绪以化解政治困境的企图。

　　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悲剧，当这场运动烟消云散，中国重新踏上新政路途。清廷在1901年的新政宣示，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主行为，其内里则是1901年《辛丑条约》所表达的“辛丑共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观念上的差距。这就是“辛丑共识”的意义。中国从此又迈上了一条顺应潮流的道路。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辛丑共识主要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民族危机。这个危机除了民族主义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势力日趋壮大，反清反体制已经不是几年前那样小敲小打的零星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行为。1900年8月，当中国的政治危机随着八同联军进北京，中国知识界中的一批精英不是想着救朝廷，而是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大有趁此机会重建中国的味道，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激进的章炳麟。章炳麟在会议期间愤然剪掉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发辫，脱去了清国标志的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反满革命思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力量。

　　为了消弭反满革命思想，清廷化危为机，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重回几年前维新变法轨道。应该承认，清廷这次是动真格的，毕竟只有几年时间，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地方自治、教育改革、司法独立、近代城市的发展与管理等，都有许多新气象。随着地方自治的推广，绅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发展了；随着教育改革，特别是新教育发展，先前争论激烈的科举制度竟然波澜不惊地被废除了；至于司法，两千年帝制时代不存在什么独立不独立的选择，所有官吏其实都是司法官，现在不一样了，司法从行政体制中抽离出来，司法本身的分权制衡也在那时建构起来了。这都是新政时期的重大进步。

　　新政的政治进步是明显且巨大的，只是新政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方向性选择，没有为中国建构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机制。也就是说，这几年的进步和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高速成长一样，都是行政独大行政主导的产物，从政治架构上说就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以君主的名义配置一切资源，无疑是高效且迅速的。只是这种体制的弊病随着日俄战争结束而凸显，中国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建构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模式，中国还有可能重蹈俄国人的覆辙。

　　日本的胜利不仅使清廷统治者惊醒，更重要的就像列宁所说，这是亚洲的觉醒。1905年的夏天，先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在日本胜利的激励下聚集东京，他们像朝圣一样欢呼日本的胜利，期望利用这样的胜利加快推翻清廷的进程。这些来自不同山头不同派系的革命者求同存异，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建构了类似影子内阁的组织系统，反满革命的势头从来没有如此高涨过。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高潮，其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清廷的预备立宪。清廷在1905年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直接目标，就包含着以改革去化解革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人吴樾跑到前门火车站舍身炸五大臣，就是要用革命的恐怖阻止清廷走上立宪道路。只是革命党人这一次有点失算了，革命的恐怖不仅没有吓倒这些考察大臣，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出路，因为革命党怕立宪。

　　1906年秋，考察大臣海外归来，他们向朝廷汇报考察心得，突出强调君主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不坏的制度。他们不仅从政体上以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消弭内乱这样“三个有利于”奏闻朝廷，而且还具体分析东西洋各主要立宪国家的权力构成及权力中心，以为美国是以工商立国的国家，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与中国国情相似且其体制易于采择的只有日本。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中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中国近。

　　从大历史去定位近代百年史，我们很容易看到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从周初建构的农耕文明中走出，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历史巨变已经起步，已经跑了一段路，但距离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还有待于继续。所以，我的意思是，回望百年，进步多多，成就巨大，但从大历史看，中国仍在突围中，仍赖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继续奋斗。——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