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作家的抒情意识与审美追求

不止一次听到质疑：既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早已获得公认，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提出民国文学史？

尽管存在着质疑，而且对民国文学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这个概念总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扩大了探讨的空间。

民国文学史的概念，1994年见之于一套“中国全史”时，只是参照历代文学史的分法，标志着一个时段，并没有涉及多少民国赋予文学的意义。现在，仍有学者持同样的理解。2006年，秦弓提出“从民国史视角看现代文学”，意在把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史的历史语境中去重新审视。2009年，李怡阐述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将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几年来，民国文学乃至民国文学史的概念逐渐凸显出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等举办的学术会议都曾就民国文学问题展开过讨论，《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文艺争鸣》《广东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金陵科技学院学报》《兰州学刊》《当代文坛》《江汉学术》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从讨论来看，民国文学史确有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所不能表征的独特而丰富的意涵，既然如此，“民国文学史”的梳理、叙述与阐释又有何不可？

在相当长的时期，民国是一个禁忌。人们每每把民国简化为一个败亡的政府，如果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表述的话，通常是“解放前”“旧社会”。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政府如果不腐败，怎么会被推翻？旧社会如果不黑暗，怎么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探讨民国问题呢？

然而，问题在于：民国在推翻了清朝政权、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建成，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非历史的耻辱；民国作为亚洲个共和国，曾经寄托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民国是一个国家实体，而国家从来就不等同于政府，民国有多种势力对峙、冲突、交错、并存的政治，有虽然地区之间并不平衡，但毕竟曾经几度繁荣的经济，有由弱到强的外交，有终于赶走侵略者的抗日战争胜利，有大踏步发展的新式教育，有束缚与自由交织的新闻出版，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等等，怎么能够因为民国政府的后败亡而抹杀民国的一切？民国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诞生到成长再到衰败，怎么可以由其结局否定此前的所有历史？

即使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不能无视民国的存在。中国向来有后世修史的传统，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研究被列入其中，然而，1957年的“反右”使规划搁浅，在接下来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政治形势下，民国史研究没有人敢于问津。关于民国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口述史等资料经过整理面世一批，但没有一种以“民国”冠名。1971年9月13日三叉戟折戟温都尔汗之后，“文革”狂潮呈现衰势。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号召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开始启动研究与编写工作。但在“文革”后期，学术研究步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民国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参照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导论”，第2—5页。）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敏感问题的探索，均有可喜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4卷本）、李新担任总编的《中华民国史》（12卷本）[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等代表性成果先后问世，引领读者走近民国史的真实。

比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民国文学的历史还原方面要落伍很远。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思考问题，怯于拓展新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还有人担心研究民国文学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历史已经走到21世纪，多少惨痛的教训才换来了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可能固然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良知、人民的觉醒，如果有谁再敢倒行逆施，很难得逞。民国文学史研究的指归，小则是要呈现真实的民国文学史风貌，丰富人们的历史认知，大则是要普及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保障社会稳步前进。

以新民主主义观点、现代性或20世纪眼光来梳理与阐释文学史，自然各有所长，但是民国文学在民国的背景下诞生、成长，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表现了独特的民国风貌，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来看，从迄今出版的近600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来看，回避民国文学概念，便无法揭示文学的民国基因，因而，很难准确地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全图，无法解释文学发展的复杂动因，也无法理解民国文学的多元内涵与艺术个性。

民国政治自始至终是一种多元化的政治。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对峙自不必说，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客观上给新文学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发展空间。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期间不仅存在着尖锐的国共冲突，而且两党之外还有活跃的自由主义阵营、根基深广的民主主义力量，国民党内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派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但又各自保留着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有陕甘宁边区、新辟的敌后根据地与广义的国统区之别，而且在国统区内部，也有桂、粤、滇、晋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区域。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是民国文学形成多样形态的重要原因。民国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陷，也存在着法律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巨大反差，但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还是有一定的法律保障。若不然，鲁迅怎么能够在对教育总长的诉讼中胜诉、恢复了被免去的*佥事职务？在他成为左翼作家之后，怎么能够躲得了牢狱之灾，继续他的著译事业？在“白色恐怖”之外，还有广阔的空间，于是，才会有色彩斑斓的民国文学。民国时期，尽管确有政治压迫与文化管制，但民国文学却能在错杂的空间得以发展，不仅内蕴丰盈复杂，而且审美风格也是千姿百态。

民国文学应是民国时期文学的总称，就文体而言，不仅有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也有传统形式的旧体诗词、戏曲、文言小说、文言散文，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改良体；就政治倾向而言，不仅有官方属意甚深而命途蹇涩的三民主义文学，官方倡导且得到广泛呼应的民族主义文学，也有左翼倡导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还有“五四”以来脉息不绝的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就创作方法而言，不仅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方法的杂糅重构；就审美格调而言，有《凤凰涅槃》式的豪迈弘放，也有《义勇军进行曲》式的慷慨悲壮，还有《再别康桥》式的缠绵悱恻；从喜剧风格来看，有鲁迅浙东式的冷隽幽默，也有李劼人式的麻辣川味，有老舍杂糅着京味儿与英国风的月色幽默，还有张天翼式的湖南辛辣讽刺；就城乡文明倾向来看，有新感觉派式的斑驳陆离的都市色彩，也有沈从文式粗犷与清新交织的湘西风光，还有赵树理为典型、叙事偏于传统的乡土通俗，等等。气象万千的文学风景，无论是其内蕴，还是其形式，都在民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都与民国的机制息息相关，因而民国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外部研究，而且含有审美机理的内部研究。

民国文学史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要做的工作有许多。我与李怡教授曾经交流过，我们都认为，一部成熟的文学史著作应该有扎实的研究作基础，与其现在匆匆忙忙地“凑”一部民国文学史，毋宁脚踏实地地考察民国文学与民国政治、经济、法律、战争、外交、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自然环境及灾变诸多方面的关联，考察文学所表现的民国风貌，考察民国文化生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或曰民国文学审美建构不同于前后时代的特色），然后再进行民国文学史的整合性的叙述与分析。我们不去奢望将来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叙述仅由民国文学史来承担，那样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大一统式的构想本来就是与学术自由相背离的。但我们相信，民国文学史的叙述必定会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我们的构想与努力有幸得到花城出版社乃至上级管理部门的认同与支持，“民国文学史论”辑6卷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于2014年出版，并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5年绩效考评中获得“优秀项目”。丛书问世以来，有学者在海内外发表评论，予以积极的肯定。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民国文学话题也遇到一些质疑，但探索并未中止，视野与深度反而不断拓展，曾经一度持有尖锐意见的学者也加入了推进民国文学研究的队伍，这正是我们所希冀的良性学术生态。花城出版社张瑛副编审在成功策划了“民国文学史论”丛书辑之后，又积极策划第二辑、第三辑。如果说辑主要是在观念与宏观方面打下基础的话，那么，第二辑则较多在语言、审美品格、文学教育、经典作家、形象和刊物等典型个案等方面做出新的拓展，第二辑的问世将会进一步丰富读者对民国文学的认识。第二辑11卷同样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感激自在不言之中！这无疑也增强了我们将民国文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信心。

2018年8月19日修订于上海

  “民国文学史论”是一套研究民国文学的大型学术著作。《民国作家的抒情意识与审美追求》是“民国文学史（第二辑）”其中一本。

  本论著以创作主体“作家”为主要的书写对象，试图探掘民国作家抒情审美意识的形成与表现。研究的对象包括20世纪初的王国维、鲁迅、周作人，1920年代、1930年代的徐志摩、冰心、沈从文、何其芳及湖畔诗人，1940年代的张爱玲、无名氏、鹿桥及东吴女作家等。本书专论了近30位民国作家，以文本、史料为基础，以作家心态与艺术追求为主轴，解读他们不受集体、政治、意识形态制约的个人化书写。这是一种言志、诗意的追求，是自觉的、大写的“我”，是自由的、向内转的美的写作，以发出个人的声音为鹄的，并且只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负责。

  论著以“抒情审美”为切入点，正是希望透过与时代主潮文学的交汇、碰撞、对立与激荡，描摹出他们跋涉的姿态及痛苦的心态。明知纯美的彼岸世界难以企及，明知坚持艺术审美追求的孤独与寂寞，明知保持作家独立人格与个性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明知强调文学文体的纯粹与超越政治现实将会招致误解与孤立，但这些相对少数的作家，还是以其实际作为与创作实绩，清楚地传达出“本我”的写作心态与姿态。这样的写作心态与姿态，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与复杂性，但也可看出这些作家们试图在困境中突围而出的决心与勇气。

 “民国文学史论”是一套研究民国文学的大型学术著作。《民国作家的抒情意识与审美追求》是“民国文学史（第二辑）”其中一本。

 本论著以创作主体“作家”为主要的书写对象，试图探掘民国作家抒情审美意识的形成与表现。研究的对象包括20世纪初的王国维、鲁迅、周作人，1920年代、1930年代的徐志摩、冰心、沈从文、何其芳及湖畔诗人，1940年代的张爱玲、无名氏、鹿桥及东吴女作家等。本书专论了近30位民国作家，以文本、史料为基础，以作家心态与艺术追求为主轴，解读他们不受集体、政治、意识形态制约的个人化书写。这是一种言志、诗意的追求，是自觉的、大写的“我”，是自由的、向内转的美的写作，以发出个人的声音为鹄的，并且只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负责。

 论著以“抒情审美”为切入点，正是希望透过与时代主潮文学的交汇、碰撞、对立与激荡，描摹出他们跋涉的姿态及痛苦的心态。明知纯美的彼岸世界难以企及，明知坚持艺术审美追求的孤独与寂寞，明知保持作家独立人格与个性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明知强调文学文体的纯粹与超越政治现实将会招致误解与孤立，但这些相对少数的作家，还是以其实际作为与创作实绩，清楚地传达出“本我”的写作心态与姿态。这样的写作心态与姿态，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与复杂性，但也可看出这些作家们试图在困境中突围而出的决心与勇气。

张堂锜

  1962年6月生于台湾新竹。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所硕士班毕业，1999年获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华语文教学学位学程主任、《政大中文学报》主编。现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集刊》主编。曾获台湾的“中国文艺奖章”“中兴文艺奖章”文学评论奖等。学术研究领域以中国现代文学、澳门文学为主，著有《白马湖作家群论稿》《现代文学百年回望》《黄遵宪的诗歌世界》《民国文学中的边缘作家群体》《边缘的丰饶：澳门现代文学的历史嬗变与审美建构》等十余种；编著有《现代小说概论》《中国现代文学概论》《大陆当代文学概论》等书；主编《现代文学名家传记丛书》《台港地区澳门文学评论选》等丛书。

导论  纯美的凝望：中国现代作家精神探索的一个面向 / 

一、前言 /

二、作家意识与时代任务的复杂构成 /

三、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潮更迭：新民、启蒙、革命与救亡 /

四、主潮更迭下的边缘存在：抒情审美 /

五、凝望纯美：中国现代作家艰难曲折的精神探索 /

六、结语 /

章  独立之价值，纯粹的美术

——王国维—蔡元培 /

一、生命多艰的纯粹学者 /

二、文学审美的超功利性与独立价值 /

三、从红楼到人间：文学审美意识的批评实践 /

四、从王国维到蔡元培：美育理论的提出与开拓 /

五、美的功利性与纯粹性：梁启超、王国维的选择与命运 /

第二章  召唤力之美、恶之声的孤独者

——鲁迅 /

一、孤独而巨大的文化图腾 /

二、从主美向主用倾斜的文学功能观 /

三、力之美的热烈召唤 /

四、在矛盾对立的炼狱边缘开出的小花 /

五、战士的孤独：在往事重提中自言自语 /

第三章  自己的性情，个人的文学

——周作人—俞平伯—废名—钟敬文 /

一、苦雨里寂寞的乌篷船 /

二、在载道与言志、文学有用论与无用论间摆荡 /

三、艺术的生活，趣味的文学 /

四、冲淡平和的名士风度：俞平伯、废名、钟敬文 /

第四章  诗意的追求，美文的典范

——朱自清—冰心 /

一、人、文俱美的精神品格 /

二、时代困惑下“哪里走”的彷徨 /

三、“意在表现自己”的美学追求 /

四、以“爱的哲学”为核心的“冰心体” /

五、后的精神家园：爱、美与真 /

第五章  湖畔的辉光，放情的歌唱

——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 /

一、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 /

二、让爱自由，让美做主 /

三、放情的唱，把自我融化在诗里 /

四、天真诗国与少年中国 /

五、从“五四”、“五卅”到“五七” /

第六章  爱、自由与美的单纯信仰

——徐志摩—林徽因—闻一多 /

一、孕育自康桥纯美精神的浪漫诗人 /

二、唯美的体现，神秘的绝唱 /

三、诗化的散文，云游的旅人 /

四、一个纯美主义者的激情：林徽因 /

五、燃烧的红烛，壮美的诗魂 /

六、戴着脚镣跳舞，开启一代诗风 /

第二编  民国文学中抒情审美意识的发展与转折

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