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 传记、史料与回忆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乡。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青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乡村里，由于拼命的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便设法买回了他的土地。
    这时，我家已有了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大约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升到“富”农的地位。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祖父，父亲，母亲，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每年仍有四十五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做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吃饱的。
    我八岁起，就在本乡的一个小学校里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时候。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作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一个山谷的里面。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了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次成功的“罢工”。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恨我的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粗砺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工人们吃鸡蛋和白米饭，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合。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的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吵闹时常。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工人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父亲辩论，我引据经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喜责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的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青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明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史诺。)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咒骂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恶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旁边，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膝一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死硬派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青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是害人的。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都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要我读经书的父亲十分生气，尤其是当他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门遮盖起来，所以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改革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器、电话、电报、轮船等，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读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助他打赢官司的如同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旧罗曼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以后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在宗教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但母亲则笃信神佛。她给与她的孩子们以宗教教育，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板起面孔讨论我的父亲对母亲欠缺礼貌的问题了。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他向我们进攻得太厉害了，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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