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 司马法

前言（节选）

在我国先秦时期波谲云诡、变幻多姿的巨大历史天幕上，闪烁着两颗明丽耀眼的星斗，一颗是享有“百世谈兵之祖”称誉的孙武，另一颗就是我们本书的主人公：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吴起是当时政坛、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是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巨人。他以自己的丰功伟绩为当时的历史画卷添上了绚丽的色彩，并以不朽的兵书《吴子》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一、吴起的人生历程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40年，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开始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跋涉。

从有关史料记载看，吴起的家境还是相当殷实的，可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并没有扼杀吴起潜在的天才。从青少年时代起，吴起就怀有远大的抱负，渴望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吴起不惜花费千金，破家游历，奔走于列国之间，自荐于诸侯之前。然而，他的努力一开始就处处碰壁，不仅弄得家道中落，而且也受到邻里的讥笑嘲弄。血气方刚的吴起吞不下这口窝囊气，大怒之下，手刃了这帮说三道四、搬弄是非的家伙，然后从卫国出走，来到鲁国。临行之前，他与母亲诀别，发誓做不上卿、相一级的大官，就永远不再返回故乡。

到鲁国后，吴起先是投奔在儒家曾子的门下，攻读儒学的经典，探索治国平天下的要领。应该说，这段时间的学习，对吴起一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虽说他后来成为兼法家和兵家于一身的人物，但其理论体系和社会实践却多少渗透着儒学的某些色彩，如提倡“礼、义、仁、道”等，这与商鞅等“纯粹型”法家是有所不同的。然而，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吴起的人生选择，中断了他成为一代大儒的可能性。这就是“母死不归”事件。当时，吴起的母亲在卫国老家去世，按传统的礼仪规范，吴起应该回家奔丧，以尽孝道，但吴起却没有这么做。这一蔑视传统道德规范的惊世骇俗之举，表明了吴起为追求功名、舒展抱负而我行我素的鲜明个性。可是在他的老师眼里，这实属不可原谅的罪过，于是就把吴起逐出师门，与其断绝关系了。

吴起离开曾子后，转而研读兵书，深究韬略，希望在军事上出人头地，叱咤风云。鲁穆公对吴起的军事才干非常赏识，便对他委以重任。可是，当齐国军队大举来犯之时，鲁穆公却在是否任命吴起为大将、统军作战一事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了。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担心他在作战时回护放过齐军。吴起察知这一内情后，为了得到鲁穆公的信任，竟不惜杀死妻子以表明心迹，终于依靠这种残忍冷酷的举动赢得了自己在军事舞台上一显身手的机会，终他以弱胜强，大破齐军。

可是，这次作战的胜利，并未给吴起带来什么幸运，反而引起鲁国的贵族与士人对吴起的嫉妒和排斥。他们在鲁穆公面前屡进谗言，诬陷诽谤吴起，结果导致鲁穆公失去对吴起的信任。吴起深知自己在鲁国已难以立足，大约于公元前410年离开鲁国，另谋前程。

战国初年，魏国在七雄中率先崛起，魏文侯的改革，使魏国面貌一新，生机勃勃。吴起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便投奔魏国，立志在这块热土上施展自己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华。

魏国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吴起。魏文侯惜才爱将，听说吴起的军事才干要胜过当年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便不拘一格，任命吴起为大将。从此吴起就踏上了事业上的新的征程。他不负魏文侯的重托，率军伐秦，首战便告大捷，战胜实力强劲的秦军，攻克秦国五座城池，一举占领了战略要地西河地区（今黄河以西、洛水以东地带），使魏国在与秦国的角逐中占有了战略上的优势。

接着，吴起又随名将乐羊出征攻打中山国，在这场解除魏国后顾之忧的关键性战争中，吴起作为乐羊麾下的重要部将，处处身先士卒，英勇拼杀，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年后，魏国终于剪灭中山国，扫除了侧后的严重威胁，巩固了国家的安全。

公元前406年，吴起出任西河守这一要职，抗击劲敌秦国的进犯。由于他在西河守任上厉行法治，加强战备，故多次以劣势的兵力战胜强大的秦军，有力地巩固了魏国西线的边防。

吴起在魏国任职前后达二十七年，辅佐过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主。他治绩突出，战功卓著，曾统兵与秦国等诸侯列国大战七十六次，其中获得全胜的有六十四次，其余十二次与敌人不分胜负，为魏国向四面发展、扩充土地达千里之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铁马金戈的洗礼中，吴起作为威震中原的军事统帅闻名遐迩，声誉日隆。

吴起之所以能在魏国建立赫赫战功，首先在于他治军严整，驭众有方。他处处以“以治为胜”的思想方针指导自己的治军实践，做到号令严明，军纪森然，信赏必罚，任贤用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起步行，同甘共苦。他体恤关怀普通士卒的好恶疾苦，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为卒吮脓”一事。据《韩非子》等文献记载，当吴起随同乐羊统率魏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在巡营时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将这位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口吸吮出来，解除了他的痛苦。吴起这种爱兵如子的举动，极大地感染了全军官兵，有力地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吴起在魏国取得成功，其次也在于他平时十分注重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提倡“教戒为先”。其中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在魏国推行“武卒”制，通过严格的遴选和认真的训练，建立了一支有相当规模且富有战斗力的常备军。这在中国古代建军史上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创举。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随着吴起在魏国功勋日著，名望日盛，厄运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重臣王错等人对吴起的战功和地位十分嫉妒，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处心积虑陷害吴起，经常在魏武侯面前散布谗言，挑拨武侯与吴起的关系，使得魏武侯日益疏远吴起，终免去了吴起的西河守职务。吴起担忧遭到更大的政治迫害，只得怀着痛惜的心情，离开曾经为之倾注过无限心血的魏国，辗转来到南方的楚国。

当时的楚国统治者是楚悼王，他正准备推行全方位的改革，以改变楚国进入战国以来积贫积弱、军事受挫的局面。他早就知道吴起富有政治才干，又会带兵打仗，现在听说吴起来到楚国，不禁喜出望外，马上出宫迎接，并大摆宴席为吴起接风。随后，他任命吴起担任楚国北部战略要地的宛守，过了一年后，又起用吴起担任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

楚悼王的礼遇，使吴起十分感动，他决心不辜负悼王的信任，辅佐悼王在楚国进行全面的改革，使楚国走上强盛之路。为此他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改革。

在楚悼王的大力支持下，吴起制定了一系列变法的措施，并在实践中加以坚决的推行。首先是“明法审令”，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凡是分封贵族传了三代的，就一律收回他们的封爵，取消其俸禄，废除其公族的谱籍和各种世袭特权，并将一些旧贵族迁徙到边远地区，从而有力地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其次是精简国家机构，整顿财政，奖励耕战。这些举措撤并了一些多余的政府机构，裁减了许多冗官，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同时奖励耕战之士，使得楚国的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和发展。第三，主张“强兵”，建立起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吴起把取消旧贵族的俸禄和裁减官吏而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抚养将士，扩充军备，增强国防，从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为楚国从事兼并扩张战争服务。

吴起的变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它使得楚国的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一跃而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头等强国。吴起以雄厚的国力为基础，统率楚军南征北战，所向克捷，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重大成就，威震天下，为世人瞩目。

然而，吴起的变法改革，直接触动和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吴起恨之入骨，决意伺机置吴起于死地。公元前381年，坚定支持变法的楚悼王突然去世。不甘心失败的旧贵族乘机进行反扑，发动武装叛乱，用重兵包围王宫，对正在料理楚悼王后事的吴起实施突然袭击。吴起奋起反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为叛乱贵族的乱箭所射杀，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二、《吴子》的真伪与流传

吴起为变法而抛洒鲜血、英勇捐躯，这无疑是一出巨大的历史悲剧。然而在历史天幕上，他永远是一颗光彩夺目、从不陨落的星斗。他的伟大既缘于他一生中经国治军的卓越成就，也因为他和“兵圣”孙武一样，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价值不朽的军事理论名著——《吴子》。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四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集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一书是吴起兵学流派的集体性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兵学思想。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吴子》一书的真伪和作者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吴子》系吴起本人自著，有人认为其书出于吴起门人的笔录。我们认为，这些分歧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仅仅牵涉到吴起与此书的关系是“作”或“述”的问题，并未否定此书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吴子》的成书当是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即既不乏吴起本人的手笔，也多少带有其门人、幕僚增补润饰的内容。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乏，我们今天已很难将其一一区分清楚，故可以略而不论。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吴子》一书予以全盘否定，简单认为《吴子》系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从而断定其为“伪书”。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代和近现代。姚际恒云：“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姚鼐则云：“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现代学者郭沫若、黄云眉、张心澂、金德建等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中尤以郭沫若的疑伪观点为系统，其主要论点有三点：，“现存的《吴子》……辞义浅屑”；第二，《吴子》多袭用《孙子兵法》《礼记·曲礼》《淮南子·兵略训》等书的语句；第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配以方色，时间在战国末年以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他后的结论是“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

我们认为，这些“伪书”论调，乃是疑古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多出于主观臆断，难以成立。首先，判断古书的真伪，不能以其书行文是否典雅优美为依据。仅以“辞意浅薄”“辞义浅屑”而将其书打入伪书行列，未免过于武断轻率，不足为凭。当代人为文，尚有雅俗畅涩之别，我们怎么能要求古人为文都达到同一境界呢？其次，吴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在个人事业上固然要胜过孙子，但撰写兵书与实际经国治军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吴子》的理论水平一定高于《孙子》，否则白起、韩信等人若留传兵法著作，就应该是上乘的。更何况《吴子》与《孙子》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判别高低。再次，《吴子》书中提到的“笳笛”“四兽”等同题，随着论者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进展，已不能作为否定其书真实性的根据。如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考古发掘时，其中“发现的一具漆衣箱，盖上以黑漆为地，朱绘青龙、白虎，中央有象征北斗的大‘斗’字，环以古文的二十八宿名称，是非常珍贵的天文学史资料……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长期以来被指为汉代较晚才产生的。擂鼓墩这具二十八宿图漆箱的发现，足以纠正流传的错误观念”（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曾侯乙墓的年代要略早于吴起的活动年间，故《吴子》书中提及青龙等“四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笳笛”，也见于《六韬·虎韬·军略》的记载。《六韬》一书已随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六韬》竹简残本的出土，而被证实是战国兵书。由此可知，《吴子》中提到“笳笛”云云并不足为怪。况且，古书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免不了有后人所增添附益的内容，我们要判定某本古书的真伪，只能依据其书的主体思想立论，而不宜以个别名词或提法作为取舍的标准。所以，即使退一步说，《吴子》中有“笳笛”“四兽”等文字内容，也完全不足以动摇其书的真实性，更不能以此而否定吴起及其后学的著作权。

从各种情况来看，《吴子》一书系吴起及其门人共同撰写，是可以成立的。

，《吴子》一书在历史上见于多种史籍的著录，这是对其书真伪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韩非子·五蠹》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表明吴起曾著有兵书，其书与《孙子》一样，早在战国晚期就风行于世，为人所重。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提到“《吴起兵法》世多有”，这说明在西汉初年，《吴子》的流传也很广泛。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这显示当时统治者对吴起的兵书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东汉以来，史籍对《吴子》的著录仍延续不断。《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吴起兵法》不仅依然流传，而且篇数众多，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吴子》还和《孙子》一样，受到军事家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如《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中提到东汉大将军鲍永“观孙、吴之策”；又如《三国志》注引《魏书》云“其（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再如《晋书》亦记载，“李玄盛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这都是明显的事例。

当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吴子》一书有不少内容佚失了，到了唐初，《吴子》只存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即系这方面的标志。然而残本《吴子》与古本《吴子》之间仍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隋书·经籍志》说得很清楚，当时一卷本《吴起兵法》的注疏者是三国时人贾诩，所以并不存在魏晋南北朝人“伪托”的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起的兵书为“《吴起兵法》一卷”，当与《隋书·经籍志》所指是同一部书。《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均著录吴起兵书为“《吴子》三卷”。此后各代公私目录对《吴子》均有记载，唯卷数上有一卷、二卷、三卷的区别。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吴子》三卷，右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动》《励士》，凡六篇云。”这里面的篇数与今存本相同，篇名除《说国》为《图国》，《变动》为《应变》外，其余亦相同。由此可见，传世本《吴子》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更是广为流传，不再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历代对《吴子》的著录史不绝书。其间虽有篇数、内容佚失的情况存在，但是《吴子》一书的部分内容却自战国以来一直流传下来，今本《吴子》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第二，今本《吴子》中的不少内容，与史书有关吴起的史实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以及吴起军事思想的要义相一致。

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又如《吴子》主张“以治为胜”，强调明法令，重刑赏等，这与《史记》本传记载的“明法审令”立场完全一致。再如《吴子》要求在对待士卒问题上做到“与之安，与之危”，造就“父子之兵”，这和《史记》本传中记载的“起之为将，与士卒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做法一脉相承。

另外，像《吴子》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方略，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国重视内政建设，扩充军事实力，以求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历史趋势；《吴子》高度重视选将任将，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的为将标准，体现了当时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现实背景；《吴子》主张“简募良材”，建设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乃是当时募兵制初步兴起的具体写照；《吴子》强调“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以攻击敌人，夺取战争胜利，这正是当时兵种建设上车、步、骑并重，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现实在兵学理论著作中的反映。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强加在它头上的“伪书”说理应推倒。

第三，今本《吴子》中的一些内容，亦见于先秦其他兵书的记载，这样就从相互比勘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如《孙膑兵法·威王问》云：“‘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陈，以触其厕（侧），是胃（谓）大得。’”其问对的内容与文字表达方式均与《吴子·论将》篇中的有关记载大体一致，而《孙膑兵法》东汉以后即已佚失，银雀山竹简出土后方重见天日，故《吴子》不可能抄袭《孙膑兵法》，应该是《孙膑兵法》继承了《吴子》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再如《吴子·治兵》言军事训练的要领为：“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尉缭子·勒卒令》和《六韬·犬韬·教战》。又如《吴子·治兵》言：“用兵之害，犹豫；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六韬·龙韬·军势》则作：“用兵之害，犹豫；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两者除个别文字外，也基本一致。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尉缭子》与《六韬》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期间这一问题已获基本解决，所以《吴子》同样应为战国时成书的兵学著作，而且从文字、体例等情况来看，它的成书年代当在《六韬》与《尉缭子》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再怀疑《吴子》的真实性，无疑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总之，今本《吴子》二卷六篇应为《史记》《汉书》等史籍所著录的《吴起兵法》（或称《吴起》）的部分内容，它的作者是吴起和他的门人。虽有少量后人附益的内容，但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

《吴子》自宋神宗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之后，一直为武学的基本教材，是历代将校的之书，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情况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诏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又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

《吴子》一书版本众多，较为重要的有黄氏刊本、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校本、明吴氏二十子本、宋刻《武经七书》本、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本、明沈尤刊本、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兵垣四编》本、《四库全书》抄本、王士祺刊本、长恩书堂本、《诸子萃览》本、《四部丛刊》本等。其中尤以宋刻《武经七书》本、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校本、《四库全书》抄本，以及施子美、刘寅、朱墉等人注解本为佳。

《吴子》一书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实战经验，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辟、价值巨大的兵学名著，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选将任将等问题，此书均有深入阐述，其中不少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司马法》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兵书，是中国兵学文化的总源头，也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座巍峨的丰碑，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

黄朴民，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研究，是国内极有影响的军事史专家。著有《中国军事通史·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等，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吴子

序言 003

图国 019

料敌第二 038

治兵第三 054

论将第四 069

应变第五 082

励士第六 098

附录一 吴起传略 107

附录二 吴起与《吴子》资料辑录 114

司马法

序言 129

仁本 171

天子之义第二 185

定爵第三 203

严位第四 225

用众第五 243

附录一 《司马法》逸文 253

附录二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281

《吴子》一书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实战经验，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辟、价值巨大的兵学名著，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选将任将等问题，此书均有深入阐述，其中不少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司马法》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兵书，是中国兵学文化的总源头，也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座巍峨的丰碑，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

黄朴民，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研究，是国内极有影响的军事史专家。著有《中国军事通史·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等，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