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号少荃，1823—1901）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在1861年清政府“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让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重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了解得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由普通幕僚成为显赫重臣，李鸿章的宦途通达，与大动荡时代的跌宕变幻紧密相关，也由于他本人通权达变，懂得审时度势。由于长期位高权重，参与大量政务和机要，李鸿章向朝廷呈上的奏折以及与同僚往来的信函之中，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外交的重要信息。历史的风雨飘摇与个人的浮沉荣辱，生动地反映在他的这些文字之中。

本书选取李鸿章政治生涯中重要的奏折和信函作为线索串联起历史脉络，以富有新意的体裁从“为官”“外交”和“洋务”等纬度梳理了他的从政之路，展现了其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同时融合新颖独到的细致解读，可使读者了解李鸿章的为官之策、为人之道以及功过得失，有助于全面认知这位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

在短短的奏折中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充分表达己意，是李鸿章的拿手本领。李鸿章的奏折有时锋芒毕露，有时绵里藏针，展现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独特的政坛生存技巧，也是了解他的行事逻辑及晚清动荡历史的独特渠道。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等。

目  录：

01 /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为官： 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李鸿章既敢于任事、开创
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
己的利益。因此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
不深倚的重臣。
004 /  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
——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012 /  做官须用自己人
——空降巡抚的用人之道
022 /  该抗旨时就抗旨
028 /  升任两江总督
——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
033 /  首次严重政治危机
043 /  该敷衍时且敷衍
——从吴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经
046 /  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命运
——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
053 /  总督
——妥处与“老首长”关系
056 /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
064 /  出国欧游
094 /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101 /  老臣厄运与再起

外交： 一生秋风糊裱匠
“懂外交”是李鸿章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
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
至今仍负重谤。
110 /  1861：朝廷的新国策
——从“仇夷”到“联夷制乱”
123 /  巡抚曾经心狠手辣
——杀降事件和戈登辞赏
131 /  “常胜军”的终结
138 /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
144 /  从理藩到外交
——外交对清政府的重大意义
152 /  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
——中日外交一
160 /  台湾事端初次交锋
——中日外交二
167 /  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
——保护秘鲁华工案
173 /  马嘉理案：中国边疆危机的大爆发
180 /  马嘉理案的“威八条”
——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187 /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
——中日外交三
195 /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
——中日外交四
202 /  中国边疆危机之新疆
——中俄外交
208 /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越南
——中法外交

洋务： 被打出来的近代化
形势从容时拒不改革，危机来临时已来不及改革。纵
观晚清历史，清廷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
终丧失了变革图存的机会。
232 /  亦开风气之先
——请设上海广方言馆
238 /  “发威马齐”：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242 /  “阿思本舰队”事件
——中国的近代海军梦
252 /  穷则变，变则通
——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
261 /  从求强到求富
——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二
269 /  开天辟地页
275 /  后发国家的困境
——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三
285 /  在洋商与华商之间
——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四
289 /  “戴红帽”企业的困境
303 /  电报与“忠”“孝”
307 /  “必由商办”殊不易
316 /  铁路贵姓
——晚清建造铁路的大争论
326 /  挨打之后的进步：海军建设
336 /  遇到红灯绕道走：近代铁路海军造

备忘： 晚清政局中的象征性事件
从地方派的崛起，到外交上的荒唐，再到王朝阶
层的腐败与私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种种阴暗，及
帝国崩溃前的征象，都闪烁在其中。
346 /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
360 /  的文化接轨
——跪拜礼仪之争
371 /  一桩官场丑闻：大工程里好赚钱
381 /  海防塞防战略大讨论
387 /  外交史上的荒唐一页
——郭嵩焘、刘锡鸿之争
403 /  太后嘴上的传统
408 /  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
414 /  风口浪尖，生死攸关
422 /  臣子都是替罪羊

由普通幕僚成为显赫重臣，李鸿章的宦途通达，与大动荡时代的跌宕变幻紧密相关，也由于他本人通权达变，懂得审时度势。由于长期位高权重，参与大量政务和机要，李鸿章向朝廷呈上的奏折以及与同僚往来的信函之中，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外交的重要信息。历史的风雨飘摇与个人的浮沉荣辱，生动地反映在他的这些文字之中。

本书选取李鸿章政治生涯中重要的奏折和信函作为线索串联起历史脉络，以富有新意的体裁从“为官”“外交”和“洋务”等纬度梳理了他的从政之路，展现了其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同时融合新颖独到的细致解读，可使读者了解李鸿章的为官之策、为人之道以及功过得失，有助于全面认知这位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

在短短的奏折中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充分表达己意，是李鸿章的拿手本领。李鸿章的奏折有时锋芒毕露，有时绵里藏针，展现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独特的政坛生存技巧，也是了解他的行事逻辑及晚清动荡历史的独特渠道。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等。

风口浪尖，生死攸关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而此时，义和团运动正迅速席卷华北大地，一场巨大的政治、社会动荡即将发生。这一切，都使他刚刚东山再起就不得不在狂风巨浪之中身处风口浪尖，成为种种矛盾的焦点。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的同时又想与李鸿章合作，策动由李为首宣布两广独立。孙中山之所以会有争取李鸿章的想法，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他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因此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试探性地对李鸿章表示，如李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让孙前来。对此敏感话题，李未开腔，仅略点头。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于1900年6月11日与助手杨衢云、郑士良及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从日本横滨出发，于6月17日到达香港海面。就在此时，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改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前往刘学询公馆会谈。会谈虽从晚10点多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点，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发现孙中山为防清政府搜捕，已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这期间，清廷于6月15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一职由广东巡抚兼署。接此命令后，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朝政被强硬的“主战派”掌握，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被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清政府中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即维新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但得到李鸿章坚决支持、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的“封疆大吏”们却拒绝执行清廷的“向各国宣战谕旨”，与列强达成了维持东南局面稳定的“东南互保”协议。“东南互保”由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一手导演，但盛认为“东南互保”毕竟只是“地方”性安定，此时迫切的是改变朝廷政策，实现“全局性”安定，而只有李鸿章重新担任“总督之首”和直接参与全局外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才有可能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策”。于是，盛宣怀为李鸿章“官复原职”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积极活动。随着战局的恶化，清廷内“主和”声音开始出现。7月8日，慈禧终于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未明言“议和”之事，但明显是态度有所变化的信号。虽然李鸿章在7月12日尚未得知自己的新职任命，但他觉察到朝政有开始向有利于“主和派”方向发展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7月16日，即启程北上前一天他才得知自己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生性谨慎的他仍决定只北上半步，先到上海观望局势再决定是否后北上。
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清廷不断催李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表示了要李北上的迫切心情，虽未明言，实有要他为“议和”做准备之意。直到7月初，一直对李抱有希望的孙中山又请人与港督卜力联系，希望他能力促自己与李鸿章合作，实现“两广独立”。卜力则从英国利益出发，对中国以后能否继续统一、稳定没有把握，仅希望华南能保持安定局面，因此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李不要北上，留在广州以维持华南稳定。
7月17日，他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是剿灭“拳匪”以示威，第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第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雷颐把李鸿章宦海四十年中一些*重要的奏稿信函拿来作为全书的焦点，细加评讲，展开议论，兼收赏文、说史、品人之效，可谓妙哉！
                                                        ——王也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