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与敢：朱九思口述史

一“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历史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这是自有人类记忆以来传统总是被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述的原因，也是今天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历史课题探究过去的原始驱动。记述往往与客观现实有所偏差，使得部分历史学家不满足于从正统的史书和典籍中发现过去，热衷于从笔记、小说等私人叙述空间中寻找历史。在当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不再只是枯守故纸堆，而倾注时间走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留心于观察、倾听、访谈，用声音和影像来保存历史，是为口述历史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时代，教育改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高校校长，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他们大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组织者、实施者、推动者、见证者，他们或重教学改革或重科学研究，或重社会服务或重文化引领，或重国家需要或重大学自主，或重人文社科或重自然科学，或重行政改革或重教师作用，或重本科教学或重研究生发展，或重顶层设计或重基层创新，或重本土联盟或重国际合作，以高等教育改革家之风范，从高等教育不同层面入手，披荆斩棘，大刀阔斧，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和垂范开拓作用。本套丛书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主题，以当面访谈聆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同时将这些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传于后人，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组织编写出版本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森(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的基本重要性在于给了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机会。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社会各界和人士通过不同的方式举行了纪念活动。恢复高考是国家的英明决策，于国于民都影响深远。那么，高考是如何恢复的？恢复之后大学的办学是如何逐步恢复并发展的？其中都离不开大学校长在此间的努力。本套丛书所邀请的校长便是这一重要历史活动的亲历者与主持者，他们能够提供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视角与声音。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反映社会整体变革的内容。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并将其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在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对于中断高考十年之久的国家来说，急需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骨干承担起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任。本丛书的出版对回顾过去4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经济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既是缅怀过去，也是总结现在，还能展望未来。编撰出版本丛书为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发展历程提供口述历史资料很有必要。口述历史的必要性关涉的是历史本质、功能与意义的讨论。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叙述者？怎样的档案资料才能呈现客观的历史？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此类问题的解答通常被视为专业的缄默知识体系构建。口述历史研究者认为人民应该享有话语权，通过人民的声音，把历史交还给人民。正如意大利历史学者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口述历史的基本功能在于留存当代历史参与者的口述档案资料。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必要性在于：一是能提供档案资料的补充与印证，弥补档案资料中某些重大事件过程与细节的缺失；二是口述历史资料可以发挥历史研究和社会教育功能，那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参与者通过口述历史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而对于一般公众来说，通过阅读这些口述资料更具有社会教育意义。本丛书是口述历史在当代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挫折、中断、恢复、改革与腾飞的多样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当代对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的研究是当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丛书编撰出版具有紧迫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均涌现出杰出的大学领导者。批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校长们有的已经辞世，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本丛书的编撰有抢救性保护之意，是为这批勇立改革潮头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领军人物留下智慧以指导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改革创新。本丛书编撰的初衷之一便是考虑到曾担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的朱九思先生已年近百岁，为他整理完成口述史实属迫在眉睫。遗憾的是，我们在整理朱九思教育口述史的过程中，先生于2015年6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他指导的博士生、现为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的陈运超教授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凭借朱九思先生生前谈话、师门集体回忆，以及朱九思先生系列著述，费时数年完成该书的整理工作。因而，当面访谈聆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同时将这些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传于后人，已经成为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急迫的事情。二口述历史不同于学术著作，相比学术著作而言口述历史的读者受众更加广泛。我们在编撰本丛书的过程中，结合口述历史的特点考虑本丛书所追求的风格、特点和定位。力求复原史实、保全史料、深化史学。要做好口述历史研究工作，应明确“历史”的三层含义，即客观的事实(史实)、主观的记载(史料)和主客观结合的研究(史学)。与传统的单纯以文献为依据进行的历史研究不同，口述史研究是史实、史料和史学三层历史的融合。口述者叙述的是史实，但首先是属于口述者自己认定的事实，还需要通过记载的史料去印证，整理者通过比对口述材料与文献材料也能得到终的口述历史作品。口述历史必须恪守真实、客观、中立的基本原则，必须厘清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的关系。左玉河教授认为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双重主体，但两者在口述访谈中充当的角色及所尽的职责是不同的。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是口述历史访谈的策划者和引导者；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访谈不可缺少的主角。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当事人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共同回忆和书写某段历史的过程。本套口述史丛书力求做到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述多议精，求信、求实、求真，为后世存信史，为学术做积累，为改革指正路。力求形式与本质的结合。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史学实践在近年来颇为兴盛，源于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关注热情显著增强。大众在获得一定的物质保障之后，会转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以提升自身的素养，人们开始去关注历史的、过去的、传统的东西，而不只是当下的日常生活。口述历史能很好地满足大众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重要事件的了解。这套口述史丛书，“口述”是形式，是特色，“历史”是本质，是根本。既要遵从口述的“形式”和“特色”，更要坚持历史的“本质”和“根本”，使之与一般历史著作区别开来，具有口述历史的风格和追求。力求口述文本鲜活、生动、可读。口述者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善述者引人入胜。作为大学领导者，卓越的演讲能力是其胜任领导职位的基本能力之一。然而，口述历史与平常的对话不一样，需要整理者在前期做好一定的准备，把要了解的内容提前告知口述者，口述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回忆，甚至是查阅资料去印证。对话的过程要尽可能做到问题有来由、事情有曲折、过程有细节、结果有悬念、语言口语化。问题有来由强调的是口述历史有自己的主题，是带着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漫谈。问题可以是整理者在前期准备的，也可以是口述者根据主题自我提出的。事情有曲折强调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均是螺旋式前进的，其过程大多循环反复，通过不懈的坚持与努力才能终取得成功。过程有细节强调的是在事件的重要节点与关口，某些重要决策与行动使事件的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结果之前所发生的细节过程仅仅是少数参与者才知晓的，而这也正是需要通过口述历史公之于众的。结果有悬念强调的是叙述能引人入胜，而不是故作惊悚，是增加可读性，使人们意识到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实践均是特定时期不同主体博弈的终结果。语言口语化强调的是口述历史不是文本写作，是日常生活中口述者的自我呈现，这种表述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力求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本套口述史丛书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主题，每一位大学领导者均以个人主导大学改革为主题开展口述史的整理工作，每一本口述著作既要反映时代和改革的共性问题，也应体现传主的个别应对及其个性特征。共性指不同高校教育改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每一位大学领导者推进教育改革的特殊性质。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教育改革离不开整体的社会变革系统的支持，也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改革氛围。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高校的改革，所面临的时代和改革背景是一样的，具有共性的时代烙印。不同的大学领导者具有不同的改革思路与领导方式，即使在共性的改革背景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改革实践。从纵向来看，不同时期的大学改革实践更是如此，因而，对每一位大学领导者的个性呈现是本丛书的特色所在。力求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口述历史的叙事风格在追求可读性、鲜活性、生动性的同时，必然以付出较多的篇幅为代价，甚至是事无巨细的情节交代，在此过程中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呈现重点的内容，而不至于被其他非重点内容所掩盖，是本丛书在编撰时一直强调要处理好的问题。我们认为，重点不在于篇幅的“多”，更是思考的“深”，只有篇幅的“多”而没有思考的“深”，那是“流水账”，要避免写成“流水账”，力争成为“沉思录”。而要成为“沉思录”，需要做到“国际视野、中国特色、问题意识、改革导向”。国际视野是叙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生被置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观照之下。毋庸置疑，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自己的道路与模式，然而西方国家建设高等教育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借鉴。中国特色是指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内进行的，尽管有借鉴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办学经验，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永不动摇的根本。问题意识是指以问题为中心论述大学改革的主要思考与举措，这些问题能反映大学改革的困境与突破以及决定未来走向，在推进大学改革这一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有哪些经验和启示。改革导向是指这套口述历史丛书不是个人的生活史、活动史，而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改革为主线的口述史。在叙述的过程中要把个人生活史与改革史结合起来，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后来的主持大学改革是有内在关联的。应处理好经验与教训、正面与负面的关系。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过程必然是反复曲折而终达成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经过拨乱反正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获得快速发展，但在80年代末也遭受了西方势力侵蚀后的挫折，影响了一些大学改革的步伐，因而，该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既有良好的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改革成效，也有深刻的教训。进入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中国高等教育迎来理性的快速发展，逐步走向以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并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轨道。因而，口述传主在对改革进行总结时应坚持客观理性的态度，认识到个体在整体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宜只写传主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写其“走麦城”，敢于自曝其短。这不仅反映历史的真实，体现人格的境界，而且也会给后人更多的启示。力求处理好学校与个人的关系。一所大学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校长的改革思路与实践以及协调各方关系的人格魅力，但不能完全归功于校长一人，与学校整体的改革环境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所形容的，两者是“山”与“老虎”的关系，没有学校这座“山”，就没有校长展示治校智慧与能力的舞台，所以说“山与虎为”，而没有校长的治校智慧与能力，学校也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虎壮山威”。两者不可或缺，相辅相成。因而，在口述的过程中，如何以大学领导者为核心，探讨学校在某个时期的整体发展环境，是很有必要的。力求处理好大学自身办学规律与少数非学术、非教育因素但带有中国现阶段特征的关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系统的支持，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大学发展同样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设计我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大学改革发展史，既有大学自身的办学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非教育因素、非学术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然而这部分的影响因素如何评判，不是短期内能够给予的，历史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清背后的事实，这就要充分依靠传主和整理者的人生智慧。口述者应该谈出正能量，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谈出未来，谈出希望。三本丛书初的构想可以追溯到2008年初春，彼时刚好是恢复高考30周年，也是我们77级大学生30年前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日子。犹记1978年3月初，我从湖北荆门姚河公社新华大队知青点取回行李，在家歇息几天后，便赴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报到注册，正式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一名新生，由此走上“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之路。可以说，我个人命运的转折是以国家发展步入正轨为前提的，首先是整个民族发展的春天，其次才会有个人发展的春天。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无论是对我个人而言，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拐点，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77级大学生，自己又是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组织编撰出版一套反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便涌上心头。2008年底，我在与新进入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来兵讨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与他交流了做大学校长口述史选题的想法，想借此机会推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撰写工作。他在做了一番准备工作之后，随着个人研究兴趣的转移，改做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此事便搁置下来。2014年，我早年指导的硕士生、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周晓方找到我，与我沟通策划组织出版丛书选题事宜。周晓方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重镇，系高等教育研究人才荟萃之地，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形成独有的特色和优势，具备较高地位和重要影响。我立即想到将已搁置数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交由该出版社出版是佳选择，此事已是迫在眉睫，且刘来兵博士现已留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可以协助我完成组织出版工作。周晓方编审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汇报了本选题，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将本丛书列为重点出版支持计划，并于2015年获得湖北省出版基金的资助。四在选题确定之后，我们分头联系国内几所高校已经退下领导岗位的校长们，主要有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朱九思、杨叔子，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厦门大学前校长潘懋元，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西安交通大学前校长史维祥，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等，他们作为本丛书辑的口述传主先行出版口述史，另有其他数位前高校校长也已参与到本口述史丛书出版工作中来，他们的口述史作为本丛书的第二辑也将陆续出版。他们对本丛书出版计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仍坚持著书立说，发表对中国教育的真知灼见。他们的智慧与思想无疑对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启迪作用，他们的肯定与支持使我们信心倍增，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全力以赴地完成本套丛书的编撰与出版。在得到这些具有时代大学改革鲜明特色的校长们的认可与支持之后，我们又分别与校长本人以及校长们的学生进行了单独的沟通交流，并逐一确立了各口述史著作的整理者。我利用在北京参加会议之机，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署长柳斌杰沟通本套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选题情况，邀请其担任丛书顾问，并联系全国各所大学的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担任本丛书的编委会成员。有关丛书的编写体例，前期我与策划编辑周晓方编审和编委会秘书长刘来兵副教授进行了多次讨论，辑出版计划确定后，我们又征求了各位校长及各位口述整理者对编写体例的意见。考虑到本丛书中校长们的身体状况各不相同，无法保证每一位校长都能完全以口述加整理的方式完成书稿著述工作，故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组织编撰，总体上保持口述历史的风格即可。随后，我们积极申报各级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现已获得2015年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为争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做积极准备。2017年2月17日，为推进本丛书的撰写工作，统合在撰写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专门组织召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辑)审稿会。华中科技大学总会计师湛毅青教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应强教授，以及本丛书主要口述历史整理者来自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的专家学者相聚武汉，交流本丛书参与写作的具体情况，共同回顾与展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策划出版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还原高等教育改革家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的思想理念、真知灼见、践行历程，给时代留下真实的记录，为后来改革提供有益经验，传承后世，具有前车之功。与此同时，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对老一辈高等教育学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这对实现“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和推动借鉴价值。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一流高校与一流学科建设，加快我国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步伐。这充分说明本丛书的选题与编撰出版非常契合当前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需要。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推出本丛书，希望能为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本丛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多所高校以及大学领导者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各位愿意参与本丛书计划的老校长们，在此一并致谢。参与口述史整理工作的诸位学者与我们结成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编撰团队，他们敬业的精神、严谨的态度、深厚的学术底蕴为本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保证。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来兵担任本丛书编委会秘书长，协助处理日常具体事务与联络工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周晓方等老师为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仅以此套丛书的出版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向40年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创新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驱者、探索者致以崇高的敬礼！2018年元月于武汉东湖之滨远望斋iii从1985年到1999年的15个年头里，我“有幸”参与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所谓“有幸”，是指那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迅速起飞；市场经济取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国门大开，中国人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当然也经历了痛苦和巨变。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参与和见证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怎能不算“幸运”、“幸福”！我有幸，还因为丛书编者将我这样一个没有当过大学校长、书记经历的人选纳进来，以使我所服务的北大和我个人都能在这历史洪流中留下一线径迹。为此，我得对本丛书的策划者表示深深的感谢！在我任职北大行政管理岗位的1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全面否定“文革”前17年到基本恢复至“文革”前17年旧体制的“拨乱反正”；然后进行了体制改革，使教育转向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接着是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办学理念，走向国际化；后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朝此目标奋勇前进。我所乘的这条航船，经历了艰难险阻，从波涛汹涌进而一马平川，当然是世界和国家大势使然，但更是因为舵手掌握方向之正确和操持之有力。我所主管的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与建设发展，如果说做出了一点成绩，应该归功于船长和舵手的领导和操持有方；还因为他们对我充分信任，让我能甩开膀子去干。我能留下这一丝痕迹，应该万分感谢三任校长和书记：丁石孙、吴树青和陈佳洱，王学珍、汪家镠和任彦申；是他们顶住了大梁，使我能在这个空间中尽兴施展。我还要向提携我的前任和合作协同、和衷共济的同事们表示衷心诚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帮助，我将一事无成。这里只能举出少数名字，他们是：张学书、朱德熙、汪永铨、陈守良，以及郝斌、谢青、罗豪才、梁柱、花文廷、张启运、向景洁、沈钟、毕源章、侯发高、苏志中、吴同瑞、雎行严、李安模、马树孚、杨以文、童沈阳、张丽霞、林钧敬、王希祜、崔殿祥、胡妙慧、周起钊、羌笛、史守旭、闵维方、迟惠生、沈鹏、赵存生、朱善璐、岳素兰、赵亨利、李克安、程郁缀、林被甸、戴龙基等。他们中有的已经作古，我深切怀念他们。本书叙述的是我在这15个年头中所“行”的事——北京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建设与发展，大体按照“史”的顺序，以“事”为线索来写，难免有重复之处。余东升先生建议用人称写。不过事实上，这“行事”的绝不止于我。上面这些名字不过是其中一些代表罢了。书名《行行重行行》表示这个改革、建设与发展的事业永远没有尽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与教学的模式、内容与方法总在变化，我也总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15年过去了，另一个15年也已过去，我还在“行”。其实，“行”中也有“思”，并且“思”的成分越来越多于“行”了。这种“思”，不是《古诗十九首》首《行行重行行》那样的描述离情的“思”，而是对走过来的径迹回顾的“反思”和对前程期待的“前瞻”。“行”已成为“史”了，“思”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反映在文中了。由于篇幅关系，更多的内容没有写在里面。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同一时期出版的、我在此15年间和稍后三四年所写的教育文章选集《探索新型综合大学——王义遒教育文选》。而这一时期之后的我关于中国高等教育之“思”，请见我的文集《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2017年6月15日于北京蓝旗营

本书对朱九思教授担任华中工学院领导长达30年左右（1953-1984）时间的治校之道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朱九思在治校实践中凝练的教育思想、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剖析朱九思的成功方略及其影响因素。回顾了华中科技大学院系改革、人才引进与流动、教师管理、教学改革等各方面的改革情况，以*人称的视角再现了华中科技大学近30年的发展变革情况。同时，以哲学的视角呈现了一位人文研究者对改革的理解与实践。

本书对朱九思教授担任华中工学院领导长达30年左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