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例言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术为义,故于其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 ——宋史记熙丰事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而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蔑荆公处皆一一详辩之,别为考异若干条。 ——荆公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故于其诗文采录颇多。其散见于前各章者,皆与政治有关系者也,其仅足为文章模范者亦撷十数首录入末二章,使读者得缘此以窥全豹。 ——属稿时所资之参考书不下百种,其取材富者为金谿蔡元凤先生之《王荆公年谱》。先生名上翔,乾嘉间人,学问之博赡、文章之渊懿,皆为近世所罕见,所著《年谱》凡二十五卷,杂录二卷,成书时已八十有八,盖毕生精力瘁于是矣。其书流传极少,而其人亦不见称于并世士大夫,殆不求闻达之君子耶?爰志数语,以谂史官。 ——本书行文信笔而成,不复复视,芜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内方闻之士有以教之。 著者识
导语摘要
王安石是北宋名臣,一位孤独的改革家,但他的变法饱受争议,尤其是《宋史》对他极力歪曲。本书纠正了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一贯偏见,还原了改革家王安石的雄才伟略和卓越人格,中肯地指出中华帝国的积弊。梁启超本身就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此书呈现了改革家眼中的改革家,变法者眼中的变法者,见解尤为独到。读此书,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思索中国走向。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以史学研究成绩显著。
目录
自序
例言
第一章 叙论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
第七章 执政前之荆公(下)
第八章 荆公与神宗
第九章 荆公之政术(一)总论
第十章 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
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军政
第十二章 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第十三章 荆公之武功
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
第十五章 新政之成绩
第十六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第十七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第十八章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第十九章 荆公之家庭
第二十章 荆公之学术
第二十一章 荆公之文学(上)文
第二十二章 荆公之文学(下)诗词
内容摘要
王安石是北宋名臣,一位孤独的改革家,但他的变法饱受争议,尤其是《宋史》对他极力歪曲。本书纠正了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一贯偏见,还原了改革家王安石的雄才伟略和卓越人格,中肯地指出中华帝国的积弊。梁启超本身就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此书呈现了改革家眼中的改革家,变法者眼中的变法者,见解尤为独到。读此书,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思索中国走向。
主编推荐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以史学研究成绩显著。
精彩内容
章 叙论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迷信、曰发狂、曰专制者、曰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霾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数君子者,其于荆公可谓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谓污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录之以志窃比之诚。 陆象山先生(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曰: (前略)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悉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佥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中略)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廷,又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不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宋史评》曰: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即当时至元祐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亦讼其法,以为不可尽变,惟青苗均输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窦。然人亦曾考当日之时势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岁创发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称帝,此皆臣子所不可与共戴天者也。宋岁输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宋何以为国?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岂得已哉?譬之仇雠,戕吾父兄,吾急与之讼,遂至数责家赀,而岂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战栗,于是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极诟之曰奸曰邪,并不与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计焉,惟务使其一事不行立见驱除而后已,而乃独责公以执拗可乎?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仇,而韩富司马等皆当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有七:一抬高丽朝贡,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骑,一创团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一置河北三十七将,皆宜罢之以释其疑。嗟乎!敌恶吾备则去备,若敌恶吾有首将去首乎?此韩节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媒体评论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政治家 诗人 黄遵宪他*个向西方学习,革故鼎新,撰写了数十万言的人物传记和传记理论,从而使古老僵化的中国传记文学,在20世纪初期呈示出现代化的转机。 ——当代学者 戴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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