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万里：秦汉三国卷

这是我和《百家讲坛》栏目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务印书馆则是第二次合作。

2009 

“哗众”，不屑于“取宠”，直到现在，听到装腔作势的煽情就起鸡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觉不适合做大众节目。而电视节目恰恰是大众节目，讲究“收视率”和“回头率”，要让观众把屏幕停留在这个节目上，要让观众手上的遥控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这个节目来，不哗众、不取宠、不装腔作势地煽情，有收视率、有回头率吗？所有这些，心里都没有底。另外还有一个纠结：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做大众节目是不是“不务正业”，同行怎么看？低头抬头都是圈子里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毕竟不一样。

“贼船”，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编导王珊小友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只要是她看中的老师，就很难逃脱“追捕”。在这个过程中，毛哥（佩琦）和商传兄的榜样，邵鸿的反复鼓励，李锋的多次鼓捣，都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推动归推动，终决定上船，主意还是自己拿的。长期以来，我和邵鸿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学的功能问题、史学的大众化问题。发挥史学的“人文”功能，让大众在历史的讲述中得到愉悦、得到感悟，向大众传播我们认为是“正能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既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也应该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既然如此，还有比央视《百家讲坛》更好的平台吗？而王珊的诚恳态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顾虑：不过多考虑“收视率”和“回头率”，按照自己的风格讲，不是附和观众而是引导观众，把传播对象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层面。

“被修理”与“反修理”、“被控制”与“反控制”，但我与《百家讲坛》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不少朋友问我，听说《百家讲坛》很霸道，不断要求老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心里话，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我接受意见很虚心，还是《百家讲坛》对我很宽容。

“皇帝”，但我把它讲成了嘉靖“时代”，而其中揭示的则是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礼是打出来的》《算账要算政治账》《奸臣三部曲》《忠臣是怎样铸成的》等等，我认为是可以成为经典的。

“皇帝”，而是万历“时代”。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一个酷似“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由此进入近代社会，而是乐极生悲地退回到了严峻冷酷的古代社会。《北京晨报》资深记者陈辉曾经问我：《万历兴亡录》的电视节目已经有了很好的反响，你怎么评价由讲稿改编出版的著作，这个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诉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超过形象描述能力，只要读下去，处处是精彩，而且是“未删节版”，所以著作应该比电视更精彩。从《是非张居正》到《“飞语山人”乐新炉》，从《“词宗先生”戚继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阳》，从《事情怕就怕认真》到《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从《人进我退》到《明朝的“国殇”》，展示的是一个王朝由极盛到式微的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因素，是一个王朝坍塌前无可奈何的多维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问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这些信息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类似嘉靖、万历这样的‘似曾相识’的乐极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义远远不止在明代。”这两个题目讲述的内容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都是明代史的题目，其中包含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当栏目组希望我做第三个节目时，我觉得不能再做明代了，应该做一个更“大气”的题目，既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也争取给《百家讲坛》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方志远说金庸之韦小宝”。《鹿鼎记》是金庸为读者提供的开启中国“江湖文化”和“庙堂文化”迷宫的钥匙，韦小宝则是破解中国古代“官场潜规则”和“黑道规矩”的向导，极有研究价值和解读意义。但《百家讲坛》希望维护我作为历史学者在屏幕上的形象，否定了这个设想。

“中国通史”。经过反复商议，并征询了诸多朋友的意见，决定把“通史”和“通鉴”结合在一起，定名为《国史通鉴》，当时考虑分为

2012 

关于这个主题的宗旨，我在《国史通鉴》的讲做了这样的表述：

“国”是中国，“国史”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将尽可能地展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历史是如何的悠久、如何的无间断，对于它的记载又是如何的详密。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在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哪些问题、走过哪些弯路，我们的先人曾经犯过哪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借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我们为这次讲课取名为《国史通鉴》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节目和这部著作是向大众讲述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同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为今日之借鉴。

10 

在确定《国史通鉴》这个主题时，也考虑过这些困难，但真正的困难总是在工作展开之后逐步显现、深刻感受的。这种情况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乃至在每一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时时发生。基本经验是，放弃意味着失败，坚持可能成功，关键在于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诸信念”，李定一先生关于《中华史纲》自我勉策的“四规律”，《剑桥中国史》作者们置身山外揭开的“庐山真面目”，以及前辈学者和同辈朋友在各个断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见，都是在翻山越岭、跋川涉水过程中观赏到的绚丽风光、感悟到的敬业风范，他们在帮助我突出重围。

“史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黄仁宇先生开发的。但这两本书其实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倒是可以互补。近我在一个“总裁”班讲课，他们让我推荐几本明代史的著作，其中我推荐了《万历十五年》和《万历兴亡录》。为何同时推荐两个“万历”？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以万历时期为描述对象，但重点不同、风格不同。前者是以散文方式撰写的学术性历史著作，重点放在“庙堂”，后者是以学术态度撰写的普及性历史著作，力求表现“多元”。学员及其他读者可以从两种不同风格的著作中体验万历时代。

“通史”、“史纲”和断代史著作，均为“参考文献”和“学术基础”。特别是由于先通过屏幕传播，再由文本传播，决定了这部《国史通鉴》是以“说”为基础的，传播的对象首先不是翻开书本的读者，而是打开电视或电脑的观众。所以我和很多朋友说，这部书和其他《百家讲坛》的书一样，创作过程有点儿像明代的“小说”：先要有“话本”，这是一次创作；然后在“话本”的基础上讲课，这是二次创作；后根据讲课和思考进行梳理、补充，这是三次创作。由于传播的对象首先是电视观众，所以，头绪不能太复杂、内容不能太生僻、论证不能太烦琐、形式不能太单调。

“普及性”历史著作，也决定了《国史通鉴》和以戏谑态度撰写的各种“历史读物”、“历史小说”有着根本性不同，“说教”固然不可以，“戏说”更是忌讳。应该以轻轻松松的语言、认认真真的态度讲述历史，而不是天花乱坠说评书、编故事、发议论，既不能过于“劳累”读者，更必须言之有据。

“十二字方针”：定主线、选人物、说故事、论得失。而且，主线要清晰、人物要鲜活、故事要生动、分析要明快。这可以说是《国史通鉴》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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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起过好作用产生好影响的人物还是起过坏作用产生坏影响的人物—“选”到这个节目和这部著作中。当然，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中都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们得选择他们走运或背运、可爱或可恶、好玩或窝囊的那些片断，一句话，选择他们在历史上划下深刻痕的那些片断进行讲述。

“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里，只有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事情才能称为“历史事件”，才是“大事”。皇位继承、朝代更替本来是大事，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过程发生明显影响，那它就是一家一姓的小事，不属于我们这个节目和著作的“故事”。而黄河边的一场连日大雨、穷秀才的一个报复念头，为节约开支而裁减冗员、为整肃法纪而抓捕走私，本来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或者是一个政权在行使正常权力，结果却掀翻了一个王朝、颠覆了一个政权、涂炭了几代生灵、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方向，就成了荡气回肠的大事。这些才是我们要在节目和著作中大说而特说、大书而特书的“故事”。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唐太宗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还有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有一种高考复习资料概括了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历史学的五大社会功能：认识历史的途径、延续文明的纽带、传承精神的载体、治国安邦的宝库、启迪人生的向导。

“乱臣贼子”、学历史的人真就比别人“明智”？以史为鉴固然可以知兴替，但如何才能使自己打磨出来的镜子照出来的是相对客观的历史，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我想，历史学是否需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是否需要揽下如此大的责任？但是，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却成了历史学者代代相传的“基因”，欲罢不能。所以，尽管《国史通鉴》是普及性的历史著作，我仍然希望能在轻松愉快向大众讲述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秋月春风”的同时，认真负责地向大众解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是非成败”。当然，讲述和分析是否得体，躲不过观众和读者的慧眼。

“毛哥”佩琦等亲临助阵，邵鸿学兄在出席另一个会议的间隙，来到现场，四百多人的大厅座无虚席，首发式成了一次学术演讲会。责任编辑蔡长虹的主持，也成了一道风景线。这一次，因为《国史通鉴》的出版，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缘分。

“地盘”上的明史，也会发生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南昌话说，有时甚至是“边打锣鼓边出鬼”，错得莫名其妙。所以我对很多朋友说，自从上了《百家讲坛》，我就再也不敢说自己不犯错误，也更宽容别人的错误了。且不说不看讲稿连续讲四十多分钟，就是平时和朋友交流，也不免会有口误。当然，还有不少习惯性的错误。比如，一个字的读音，从小就没有读准，但以为就是这样读的；一个事情从来就是这样说，怎么可能会错呢？但恰恰一开始就可能记错了。这其实也很正常，电脑也可能有短路的时候。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地减少错误，特别是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在著作校对的过程中尽可能发现并纠正错误。

“常态”和“异态”。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百家讲坛》已经度过了它开始的低迷期和此后的极盛期，进入到一个“常态”发展期，“说三国”、“讲《论语》”的风靡不可能再现，但只要用心打造，《百家讲坛》应该是央视的一个持续品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珍惜和爱护这个品牌。

“爷爷”，还可以晃晃悠悠到处跑了。《国史通鉴》部预播时，爱爱三岁半，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据说看了“好一阵子”，兴奋地说：爷爷在电视里讲故事。“好一阵子”后发问了：“爷爷的故事什么时候讲完啊？”我没有问“好一阵子”是多久，也许是三分钟、五分钟。三岁半的小孩能够听这个讲课“好一阵子”，除了感情因素之外，应该说节目还是有吸引力的。此后的发问，一定是觉得这个节目没有爷爷面对面地给她讲“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两个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好玩。我录制《国史通鉴》第三部的后一讲《南朝旧事》，想说说北朝民歌《木兰辞》，但关键处卡住了。一闪念，调出手机视频，六岁的爱爱童音清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谢谢，爱爱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