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之门

　　找名片是件头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个深蓝色 塑料盒里挨个翻一遍。当那些名字匆匆掠过，你会发 现，刨去那些你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大多数，你讨厌的 人远多于你喜爱的人。找名片有点儿像参加个热闹非 凡的聚会，人们在辨认、呼应、回避、钩心斗角…… 当然必要的话，你可以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撕碎，扔进 垃圾箱——这绝不仅仅限于理论上。你还会发现，其 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说来这不奇怪，我们迟早都要 从自己的名字后面隐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鲍尔·博 鲁姆（Poul Borum）都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我打招呼 。他的名片朴实无华，淡蓝色的名字下面印着他在哥 本哈根的地址电话。
　　自1990年秋天起，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了两年 书。奥胡斯虽说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国的县城 大不了多少。那儿的海永远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
　　1991年秋，我的丹麦文的诗集《霜降时节》出版 了。我那天下课回家，在门口碰见房东乌拉夫，一个 离婚鳏居的退了休的建筑师。他告诉我，今天报纸上 有篇关于我的新诗集的书评，约我晚饭前到他那儿坐 坐。乌拉夫住一层，客厅宽敞明亮，半开的玻璃窗映 着金红色树木。一台索尼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贝 多芬的《田园》交响乐。他先斟了两杯西班牙开胃酒 ，找出报纸，把书评逐句翻成英文。他过高估计了我 的英文水平，我听得稀里糊涂的，但大意是表扬，这 从乌拉夫的脸上就能读到。他为有我这么个既能上报 纸又能按时缴房租的房客而骄傲。
　　第二天，我的老板兼丹麦文译者安娜（Anne）告 诉我，书评的作者是博鲁姆，丹麦诗歌界的中心人物 。他除了写诗翻译，也搞评论拍电视片。他曾在报纸 开了个专栏，把丹麦以至北欧的诗歌彻底清理了一番 。他用词尖刻，以诗划界，把大多数诗人扫地出门。
　　这专栏被人叫做“博鲁姆法庭”。安娜还告诉我，我 在八十年代中期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中包括博鲁姆 的一首诗，还有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Inger 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当时除了中文这个随身 行李外，我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安娜转达了博鲁姆的问候，并给了 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战战兢兢拨通电话，好像对方是 上帝。“我是博鲁姆。”他说，声音平和，略有点儿 沙哑。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让我结巴。这种语言上的 不平等，势必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幸好他的态度真 诚友好，否则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见面。
　　哥本哈根跟奥胡斯不一样，是个国际都市，成了 我逃避现实的后一站。我当时护照签证都有问题， 不能离开丹麦边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错了火车。
　　我胆儿还挺大，竞睡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差点 儿坐到德国。幸亏检票员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 非得卡在官僚机器中间不可。
　　博鲁姆先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方头大耳，秃 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及金属纽扣 的黑皮夹克，腰间系宽板带，脚蹬铜头高统靴。整个 一个黑手党教父。这装束是打哪儿来的？我认识不少 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 来他是那种拒绝根据场景更换服装的人。
　　博鲁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栋古老建筑物的三层， 复杂得像个迷宫。下午五点半，哥本哈根早已进入夜 晚。几盏台灯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细节：电传机、纸条 、唱盘、活页夹等。昏暗的灯光把我们引向一个开放 的空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私人图书馆：书架纵横 排列，所有书名输进计算机，按字母顺序。博鲁姆告 诉我，他有五万多册藏书，绝大部分是诗集。他按字 母很快找到我的几本瑞典文和丹麦文的译本。有个小 伙子正帮他整理图书，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鲁姆东拉西扯，忙这忙那， 但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看看表说他在饭馆订了座 位，于是打电话叫出租车。我跟他穿过一串儿房间， 开后门，锁上，再踏上个狭窄的老式电梯，好像是通 往地狱似的。电梯慢吞吞的，吱嘎作响。我们像母腹 里的双胞胎挤在一起。一盏小灯照在博鲁姆的秃瓢上 ，他显得表情古怪。电梯终于停下来，没有地狱，外 面的空气又冷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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