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酸超级大国(美国在拮据时代的全球领导力)

　　超级大国遭逢穷酸年代
　　未来十年美国何去何从
　　美国统领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到尽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目前的这70年时间里，经济制约从未像今天这样让美国捉襟见肘。金融危机之后，一切遭逢大变。飞速膨胀的财政预算，各类民生保障的权益计划，都将迫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更加低调和谦逊。这一变化将给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方方面面带来重大影响。
　　如何应对这个内忧外困的新穷酸时代？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曼德尔鲍姆介绍了美国在新形势下需要撇弃的某些外交政策，并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及伊朗的威胁进行了评价，提出了一种以降低美国对进口石油依赖性为核心的政策建议，以此，让美国安全度过未来十年的穷酸时期，重新演绎他们在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全球杰出的100位思想家之一

　　★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克里斯蒂安?赫脱”教授

　　★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院长

　　曼德尔鲍姆此前曾先后任职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海军学院。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与他人合著有11
本专著，其中包括《征服世界的思想》、《歌利亚的囚笼》以及《民主的好名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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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别了，超级大国！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正式进入美国时代，但时至今日，突然而至的各类危机令美国时代正一步步接近终点，曾经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已成明日黄花。

第1章 新“穷酸”时代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曾经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一夜之间囊中羞涩，美国的“穷酸时代”已然到来，口袋空空的美国在下一个10
年将何去何从？

“大萧条”阴云重现

福利无底洞

外交的紧箍咒

第2章 穷酸时代的难题

穷酸时代的到来，让一向耗金如注的美国外交政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困难时期的的美国该如何应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呢？

穷时代，新外交

穷酸时代的无奈

新“世界政府”

第3章 穷酸时代的外交

穷酸时代的美国外交已然被迫需要改变以往的策略，那么选择与他国合作以走出困局会是上上之策吗？对于习惯了单干的美国来说，一切孰吉孰凶？

“安全带”效应

干预政策的终结

合作的悖论

第4章 大国归来

在东亚，迅速富足起来的中国和经历解体后已逐渐复兴的俄罗斯无疑是如今已无暇东顾的美国颇为头痛的难题，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真的回来了麽？

全球安全新秩序

中国：雄狮会醒来吗？

俄罗斯：苏联会回来吗？

第5章 石油才能救美国

相比中俄，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阴影笼罩下的中东似乎才应该是美国亟需解决的难题，而遏制中东的策略似乎离不开石油。石油，会是美国的救命稻草吗？

核扩散阴影下的中东

石油！石油！

新遏制之道

结论 任重道远

下一个10
年，似乎会重蹈衰落国运的美国对世界而言仍然不可或缺，但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亦需诸多调整，穷酸时代的美国复兴，任重而道远。

致谢

作者简介

　　超级大国遭逢穷酸年代

　　未来十年美国何去何从

　　美国统领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到尽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目前的这70年时间里，经济制约从未像今天这样让美国捉襟见肘。金融危机之后，一切遭逢大变。飞速膨胀的财政预算，各类民生保障的权益计划，都将迫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更加低调和谦逊。这一变化将给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方方面面带来重大影响。

　　如何应对这个内忧外困的新穷酸时代？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曼德尔鲍姆介绍了美国在新形势下需要撇弃的某些外交政策，并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及伊朗的威胁进行了评价，提出了一种以降低美国对进口石油依赖性为核心的政策建议，以此，让美国安全度过未来十年的穷酸时期，重新演绎他们在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全球杰出的100位思想家之一
　　★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克里斯蒂安?赫脱”教授
　　★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院长
　　曼德尔鲍姆此前曾先后任职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海军学院。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与他人合著有11本专著，其中包括《征服世界的思想》、《歌利亚的囚笼》以及《民主的好名声》等。

　　序言
　　2009 年12 月1 日，美利坚合众国的第54 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位于纽约的西点军校发表演说，演说的目的是宣布向阿富汗增兵3万。实际上，自2001年开始，美国武装力量就已经在那里从事战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行动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这个历史惯例可以溯源到70年之前，那时，第35 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已经时不时地派出军事人员参与海外的军事行动了。
　　但是按照奥巴马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它标志着与罗斯福及其后每一任总统所建立的海外军事参与模式的永久性决裂。因为即便作出向阿富汗增兵的决定，奥巴马还是希望能限制海外驻兵的时间以及他们需要承担的任务，对此，奥巴马的态度很明确，之所以作出这些限制，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做到更多。在他的演讲中，重要的主题就是承认经济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约，而在罗斯福带领美国参与“二战”之后，还极少有哪位美国总统敢于公开发出这样的声音。
　　奥巴马放弃了“超出我们能以合理代价去实现的目标”。他呼吁重塑“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纽带”，重申“再建本土实力”的必要性。他引用的前总统的言论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也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极力主张限制美国外交政策成本的高层人士）的一句涉及到国家安全政策的话：“每项建议都必须从多方面予以考虑，即必须维持各项政策在国家项目之内及项目之间实现均衡。”
　　反对向阿富汗增兵的国会议员似乎也在强调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中的经济限制论，但他们居然还是想到以征收特种战争税来为阿富汗的战事埋单。这场战争的花销用的是借来的钱，战争的反对者们很清楚，如果一定要让美国公众现在就直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这笔钱，他们就极有可能会反对这一决定。
　　如果说奥巴马提到的经济约束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终影响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所说的那样，“美利坚合众国在过去60年内为全球安全所承担的责任显然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其他国家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一种健康强壮、野心勃勃而且是无处不在的美国外交政策。挥之不去的经济束缚将把美国自20世纪40 年代以来承担的全球重担置于危境；而美国的所作所为也将对全球安全与繁荣影响巨大。
　　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时，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支持者们以为，他担任总统将彻底改变美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确实如此，但显然还没有达到很多人期待的程度。在21世纪的第2 个10年乃至以后的岁月里，不断上升的国内经济压力将日益压缩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空间。今天，美国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国内事务，尤其是对老龄化人口的关爱与救助问题，因此，他在外交政策上所能花费的开支自然就比以往少得多了。能花的钱了少了，能做的事情自然也就少了。因此，在未来的若干年里，美国到底能做哪些，或者不能做哪些，也就成为未来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穷酸超级大国”带给世界的疑问。
　　本书的第1 章指出，美国政府的预算正在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源于美国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经济萧条所付出的巨大成本，重要的还有承担这个国家诸多权益计划所需要的费用，随着出生于1946 年到1964年期间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计划所需的费用也即将达到历史峰。
　　这些不断攀升的国内成本给外交政策带来的这两方面的压力尤其值得关注，第2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尽管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正常的，但是在2008 年之前的70年里，经济因素还尚未对外交政策构成严重的限制；
　　其次，由于美国在历史上始终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全球角色，并发挥着全世界的事实性政府职能，因此，这种约束不仅会影响到美国，而且必将会影响整个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囊中羞涩也并非全无好处。它至少可以让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犯下大错。本书第3章指出，“冷战”之后，美国在对世界其他国家数次动用其优势力量时，总摆脱不掉疏忽和鲁莽，这给美国先后造成了两次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美国的欧洲盟友北约极不明智地实施东扩；
　　第二，美国在缺乏彻底解决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占领伊拉克。
　　
　　而经济制约则更具破坏性，它将导致美国放弃在后“冷战”时代初20年中曾经承担的某些国际义务。它将不再为其他国家提供来者不拒的出口市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会再对其他国家发动进一步的军事干预，不会再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为这些国家的重建而消耗巨大的财富，从而让自己陷入遥遥无期、令人沮丧的军事行动之中。
　　但即便是放弃这些政策，美国依旧要承担沉重的国际义务，而其中重要的义务自然就是确保欧洲及东亚地区的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以及为全球石油供给等国际贸易创造稳定可靠的地缘政治环境。此外，第3章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政策在让其他国家受益的同时却不能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
　　美国收缩国际影响力所导致的严重的后果，很可能就是酿成一场大规模战争，而有可能挑起这场战争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在21世纪的第2 个10年里，两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塑造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将仅次于美国，而其他国家将无法望其项背。中国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则是本书第4章讨论的主题。
　　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他们在现有国际政治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下的受益显然超过改变现状所能带来的回报。但与此同时，两个国家均有能力扰动国际和平，而且每个国家都有动机这么做。他们对全球，尤其是本地区的财富、势力、主权的分布并不完全满意。因此，俄罗斯或者中国是否会利用美国外交政策所面对的这些新的制约，以及如何利用这种制约或是利用到何等程度，都将成为影响21世纪第2 个10 年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在“冷战”后的20年里还是总体上保持了自我克制的态度，但是美国仍需要对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维持大规模地积极参与，这个特殊的地区就是中东，这也将是第5章里将要讨论的主题。作为全世界可开采石油储量的地区，中东地区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在经济上则具有无法比拟的关键性。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为使该地区实现和平、进而降低美国对该地区投入成本的努力总体上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以更低的投入履行其对中东地区所承担的责任，即通过大幅提高汽油价格（借助于税收），从根本上减少美国人对石油的消耗量。实际上，在美国外交政策面对诸多新的经济约束的情况下，其他任何措施都不可能比大幅减少美国石油消耗量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随着美国人的口袋日渐拮据，积极实现削减石油消耗量这一目标的政治意愿，将成为检验美国外交政策成败与否的重要的砝码和标准。
　　不管采取何种检验标准，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二战”爆发后的近70年时间里，美国人在制定海外政策时，几乎从未问过自己一个其他任何国家都会先问到的问题：这需要花多少钱？
　　美国是全球国家中的亿万富翁，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他从不需要认真辨别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再造一枚导弹或是一艘航空母舰，或是解决某个国家的纠纷，成本就不是问题。一般国家的国际活动要受制于其现有资源，因为他们毕竟还要为公路、学校、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国内事务投入巨大的成本。而几十年以来，美国始终是不受这些约束的国家，这种自由度带来的外交政策，自然将会成为塑造21世纪全球的基本力量。
　　但时至今日，这样的时代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终点。未来的美国将不得不返璞归真，更多地以一个普通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本书随后的篇幅中，我们将深刻探讨这种所谓“美国例外主义”（又称“美国优越主义”，该主义认为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文明，故其在世界上地位独特，其他国家与之皆无可比拟。——译者注）的终结将给美国自身和其他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章
　　“大萧条”阴云重现
　　2008 年9 月15日，无疑是美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日期。在这一天，位于纽约的国际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这不仅让全美国的金融体系陷入恐慌，并且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让本已深陷危机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除此以外，这一天也同样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的极为重要的一天。
　　2008 年9 月15日所发生的一切，让一系列已经有所显现的趋势日渐成型，这个趋势不仅将彻底改变华盛顿政策制定者恣意操控全球资源的格局，也限制了美国实施其外交政策时可选择的手段与方式。那一天所发生的故事，再加上美国经济已雏形初现的趋势和即将显露的端倪，定将减少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度。
　　如果像雷曼兄弟破产事件所触发的这种信贷危机在程度上足够严重，持续时间足够长的话，很可能会招致灾难性的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严厉的对策，而且还将继续扩大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和限制，此时，政府已经把自己变成整个国家的银行之一。联邦储备委员会更是史无前例地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政府直接插手并控制了业务范围遍及世界各大洲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两个准国有的抵押贷款收购商——房利美和房地美。尽管国会批准了将7 5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用于收购出现问题的按揭贷款，但财政部却把这笔钱用于收购美国商业银行的股份，以维持其流动性和偿债能力，以帮助这些银行疏通信贷阻塞。这些不同寻常的举措，与银行的惜贷行为及消费者收缩开支交相呼应，让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陷入了一场全方位的萧条，这场危机仅次于20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 但那毕竟是历大规模、破坏力的一次经济衰退。
　　除了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之外，这一切终毕竟还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它彻底动摇了美国人对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信心，也让人们开始怀疑政府在外交政策中作为外交事务的全权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核心地位；
　　其次，在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人自然也会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更多地转向国内事务并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界以外的事情；
　　第三，美国依旧深陷“大萧条”以来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此前包括“冷战”在内的诸多次危机并没有显著影响美国对国际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让2008 年9 月15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一个重要时刻的，不仅仅只是雷曼兄弟破产所代表的金融危机，或是被它进一步恶化的经济萧条，而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美国在21世纪将不得不面对的主要经济挑战，其中尤以美国政府向老龄美国公民承诺的福利政策为突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将越来越成为美国人的当务之急。总之，这些挑战将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负担迅速膨胀，而这又会通过减少其可动用资源而缩小美国外交政策的势力范围。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国家债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与日俱增，而以9 月15日为标志的一系列事件所触发的深度衰退，又让这个经济挑战显得巨大无比。危机期间，税收形式的政府收入大幅锐减：人们失去工作，进而也失去了收入，自然也就无需纳税。与此同时，经济衰退却导致失业保险等相关联邦政府开支不断膨胀。
　　抗击萧条的基本对策就是赤字性开支，也就是由政府发债而不是由税收收入来承担支出，美国政府显然正在毫无顾忌地动用这一对策。2009年初，国会批准了一笔旨在刺激美国经济活动的7 800 亿美元拨款。这笔资金全部来自借款，而不是通过对美国人征税而筹集到的。2009年度的财政赤字高达1.4 万亿美元，整整相当于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已经远远高于通常认为的“安全”年赤字限度。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将在未来若干年内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收支缺口。2010年度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6 万亿美元。按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的估计，在2009年以后的10 年内，年平均赤字很可能会超过1 万亿美元。
　　这些赤字将导致累积国债（即各年度赤字总和）继续增加至9 万亿美元左右，原有负债中的绝大部分形成于2001年（当时的赤字总额约为5.6 万亿美元）到2007年期间，其中的原因则包括大幅减税、不断膨胀的联邦政府开支项目和伊拉克战争，仅伊拉克战争一项的终开支便已接近2万亿美元，而且极有可能会达到3 万亿美元。20 世纪60 年代，民主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M. Dirksen）在描述其同事挥霍无度的习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常被后人提及的话：“这里撒10 个亿，那里撒10个亿，很快你就必须考虑钱从哪里来。”但即便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政府的开销也比德克森那个时代多得不计其数：1 万亿美元是10亿的整整1 000 倍啊！但是在德克森的那个时代，政府还习惯于用税收收入维持其开支。从此之后，它却是在花着借来的钱：在2008年之前的47 年里，联邦预算仅有5 年保持了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保持匹配或者超过支出。
　　尽管支出是随后的事情，但借钱却是现在的事。政府每年需要要为这些国债支付利息：债务越多，维持债务的成本也就越高。按较为保守的估计，到2017年，这一成本将达到全部联邦预算的10%，而到了2019 年，将达到全部收入的17%。如果利率上调，这个数字显然还会更高。当一个国家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时，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就少之又少了，当然也包括外交政策。此外，如果贷款人对联邦政府的还款能力丧失信心，贷款的成本或者说政府债券的利息也将随之上涨，这就会进一步增加国债规模。到21世纪的第3 个10 年结束为止，美国纳税人为维持国债所需承担的还款义务将超过国防预算总和。
　　债务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国家，都要经常借债。负债也是刺激现代经济运行的兴奋剂。但美国在将近半个世纪里的融资方式，却有着三个特征使之远非正常、值得付出和在经济上保持健康的债务，这三个特征也让美国的国债成为耗尽美国外交政策鲜血与活力的伤口。
　　首先，谨慎的债务人会把他们借来的钱用到有助于增加收入的投资上，由此实现的收入不仅可以偿还债务，还可以增加其净资产。但美国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借款则
　　是被用到了这样或是那样的消费，而不是投资；
　　其次，由于美国居民的储蓄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上，由此，政府不得不从国外大量举债；
　　第三，高负债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会印刷超过其偿还债务所需要的钞票。
　　
　　事实上，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大量储蓄的前提下，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负债维持着全球消费水平。也正是这样的格局，使全球经济在21世纪前10年的时间里继续维持着较高增长水平。中国成为重要的商品生产大国，并把这些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然后，美国又从中国借回他们为购买这些商品所支付的资金。
　　这样的安排在短期内确实可以让相关各方各取所需，但是从国外回流到美国的美元却和其他毒瘤结合在一起，共同催生了房地产泡沫，这也是引发2008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更多伤害的是，这种格局将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可能无休止、无限制地把钱借给美国。从长远上看，美国人也不得不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但由此而剩下的_美元却不可能完全用于美国的各项外交政策。
　　美国债务的第三个特征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在2008年，联邦储备银行为防止金融危机等而实施的救市和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其发行了几万亿美元。货币管理当局的想法有点一相情愿：在适当时候出售大型银行股份等资产，便可以收回初收购这些股份时投入经济体的资金。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依旧需要偿还借来的钱。用印钞机来还钱从古到今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它们无一例外地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宿命：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带来疲软的经济，人心涣散、不思进取的民众以及失去民心的政府，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一个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此外，通胀预期会让政府债券的购买方要求更高的利息率，而这又会进一步给原已不可容忍的国债火上浇油。
　　通货膨胀、国债和经济萧条，它们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像是一个病魔缠身的人。痛风、肺炎或是心脏病会让一个人不像健康人那样精力旺盛、活力四射，同样的道理，一个饱受经济疾患摧残的国家也不可能以强有力的方式去履行其外交政策。所有这些经济痼疾在美国历史中并非没有先例。美国曾数次经历并克服过这些痼疾，而没有让它们给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伤害，近的例子就是“冷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在21世纪初所遭受的疾患在历史上并不严重。至少按国债水平占总产值的比例计算是这样的，2008 年的负债仅为1945年时的一半，当时，美国为支持“二战”而举借的债务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122% 。即使在2008 年后的10年里继续维持高负债，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仅为80% ，但这依旧低于1945 年时的水平。
　　在1945 年后的20年中，政府在推行其全球外交政策策略的同时，开始大幅度削减国家债务。这项政策的核心便是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在此期间，国防开支占GDP的年度比重达到21 世纪前10年平均比例的两倍，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三倍。但是由于现时世界缺少“二战”后期那样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