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中国*为经典的家庭教育宝典。它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是我国历史上*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全书阐述立身治家之法，内容涉及教育、儒学、佛学、历史、社会、文学、伦理等诸多领域。
　   唐翼明先生作为魏晋文化与思想研究专家，在国学研究上造诣深厚。本书中，他撷取《颜氏家训》的重要篇章，立足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系统地就教子、治家、礼仪、读书、立名、中庸、盈亏、养生等问题进行了讲读，谈古论今、深入浅出，给广大家长读者提供了一个聆听古代先贤教诲的的窗口。

　　唐翼明
　　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
　　中国文革结束后批硕士学位获得者，曾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高徒。与査建英、谭加东、王渝、于仁秋等组织过著名的“晨边社”（MorningsideLiterary Society），担任社长。哥大毕业后任教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是在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人。
　　代表性学术作品有《魏晋清谈》、《古典今论》、《魏晋文学与玄学》等。著有回忆性散文集《宁作我》。新著《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即将于2012年8月出版。
　　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父亲唐振楚，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王德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
　　1949-1960，国民党撤往台湾，父母将他和妹妹、弟弟三人留在了衡阳老家。后来，妹妹疾病夭折，弟弟唐浩明被改名换姓送至他人家抚养。
　　1960年，参加高考，取得全省第二名，由于是“外逃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没有任何学校录取他，被武昌实验中学收留，教初中俄文。
　　1960年-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无下文，两次被打成“反革命”。
　　1978年5月，考取“文革”后的批研究生，与易中天同窗。
　　1979年，申请赴美读书，终获得批准；提前参加论文答辩，成为改革开放后个取得硕士学位的人。
　　1980-1991，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高徒。八十年代中期，与査建英、谭加东、王渝、于仁秋等大陆留学生组织“晨边社”，担任社长。
　　1991-2008，赴台湾大学任教；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是在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人。
　　2009年，退休，回武汉定居；
　　2012年3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2012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与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联、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等共建的实体研究机构长江书法研究院成立，唐翼明兼任院长。

章  颜氏与家训：解码名门望族的家教基因
第二章  老祖宗怎么教孩子：好父母胜过好老师
第三章  怎样管理家庭：好家庭胜过好学校
第四章  人际关系法则：懂礼貌的孩子更受欢迎
第五章  优选朋友就是优选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要敬慕贤才
第六章  学习是人生头等大事：爱读书的孩子才会走向成功
第七章  掌握学习的钥匙：会读书的孩子更容易成功
第八章  怎样去做人：好名声是如何建立的
第九章  处世要务实：脚踏实地才能走上坦途
第十章  做事的总原则：领悟中庸的力量
第十一章  划定欲望的边界：懂得满足的人更接近幸福
第十二章  讲究生命的品质：古人的养生之道
《颜氏家训》原文注读

 　《颜氏家训》是中国*为经典的家庭教育宝典。它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是我国历史上*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全书阐述立身治家之法，内容涉及教育、儒学、佛学、历史、社会、文学、伦理等诸多领域。
　   唐翼明先生作为魏晋文化与思想研究专家，在国学研究上造诣深厚。本书中，他撷取《颜氏家训》的重要篇章，立足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系统地就教子、治家、礼仪、读书、立名、中庸、盈亏、养生等问题进行了讲读，谈古论今、深入浅出，给广大家长读者提供了一个聆听古代先贤教诲的的窗口。

　　唐翼明
　　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
　　中国文革结束后批硕士学位获得者，曾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高徒。与査建英、谭加东、王渝、于仁秋等组织过著名的“晨边社”（MorningsideLiterary Society），担任社长。哥大毕业后任教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是在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人。
　　代表性学术作品有《魏晋清谈》、《古典今论》、《魏晋文学与玄学》等。著有回忆性散文集《宁作我》。新著《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即将于2012年8月出版。
　　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父亲唐振楚，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王德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
　　1949-1960，国民党撤往台湾，父母将他和妹妹、弟弟三人留在了衡阳老家。后来，妹妹疾病夭折，弟弟唐浩明被改名换姓送至他人家抚养。
　　1960年，参加高考，取得全省第二名，由于是“外逃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没有任何学校录取他，被武昌实验中学收留，教初中俄文。
　　1960年-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无下文，两次被打成“反革命”。
　　1978年5月，考取“文革”后的批研究生，与易中天同窗。
　　1979年，申请赴美读书，终获得批准；提前参加论文答辩，成为改革开放后个取得硕士学位的人。
　　1980-1991，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高徒。八十年代中期，与査建英、谭加东、王渝、于仁秋等大陆留学生组织“晨边社”，担任社长。
　　1991-2008，赴台湾大学任教；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是在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人。
　　2009年，退休，回武汉定居；
　　2012年3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2012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与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联、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等共建的实体研究机构长江书法研究院成立，唐翼明兼任院长。

一、教子要趁早：教育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颜之推在《教子》篇里首先提出了一个教育子女的重要原则，就是教育必须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教育要到孩子懂事以后才开始，至少要等到小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才会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而《颜氏家训》告诉我们，教育子女要越早越好。
　　
　　早教分为几个阶段，个阶段就是胎教。
　　颜之推认为，如果可能，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应该开始教育。他提到古代“圣王有胎教之法”，王妃们“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妃嫔怀孕到三个月时，就要迁居到别的宫室去，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音乐、饮食都按照“礼”的要求加以节制。）这里说到的“胎教”问题，即使以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也是有道理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不仅吃什么东西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喜怒哀乐的情绪也会影响胎儿，尤其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心智与精神。所以怀孕的时候，尽量不服用不必要的药物，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听美妙的音乐，多看美丽的风景与图片，不生气，不悲伤，是每一个母亲应有的常识。有科学家做过试验，让奶牛听美好的音乐，牛奶的产量会增加，品质会提高。奶牛尚且如此，人类母亲怀孕的时候保持端正而愉快的心情与情操，对胎儿的心智健康无疑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胎教”，并非神乎其词，完全是有科学依据的。
　　第二个阶段是婴幼儿学前教育。
　　如果说胎教需要注意，那么孩子出生以后的教育就更应该用心了。不要以为孩子无知无识，不会说话，事实上，从他一出生，一接触到外部世界，就马上开始了认识世界的历程，像海绵吸水一样，他时时刻刻都在吸收、学习。幼儿学习和吸收的速度跟成人比起来要快得多，简直可以用“贪婪”两个字来形容。
　　试想，我们一个成年人，长大一岁，能学到多少新东西？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几乎毫无长进。但是一个婴孩，从零岁到一岁，从一岁到两岁，他能学到多少东西？一个聪慧的小孩，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牙牙学语，碰碰磕磕地学走路了，两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正常走路，并且讲很多话了，那速度简直是不可思议。尤其是语言学习能力，大人与小孩完全不能相比。
　　我高中时候学俄文，觉得轻松得很，每堂课教的新单词我不到下课就已经背熟了，还拿过武汉市俄文演讲比赛名。可是当我四十岁来到美国，学起英文来，特别是口语，简直觉得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天到晚带着单词本在身上，连等公车都不忘记背单词，这样花了两三年功夫，才勉强可以听得懂老师讲课。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家人移民到国外，一年之后，小孩就可以跟外国小孩叽里呱啦地谈得很热火了，而成年的父母却连几句简单的外文也没学会。
　　语言如此，其他也一样，教育越早开始越好。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真是至理名言。好的品德一半是天赋，一半就靠少年养成。好的习惯则更是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培养，一旦在这个时期养成了坏习惯，长大后就很难改过来。颜之推接着还引用了当时的一句俗语：“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为什么教老婆要从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呢？因为在传统社会，老婆刚嫁过来的时候，年纪还轻，十五六岁，又没有依靠，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要在夫家站稳脚跟，就必须虚心接受丈夫和婆婆的指点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教育起作用，容易被接受。
　　为什么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呢？这是因为，孩子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起作用，容易被接受。“教儿婴孩”，“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十四个字，我觉得所有父母都应当视为座右铭。
　　
　　二、教子要从严：溺爱是孩子一生的隐患，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子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又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
　　父母对子女慈爱，是一种天性，甚至可以说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物种要延续自身的生命都必须具有的品性。一只母狗生了一群小狗，当陌生人走近，它便会呲牙咧嘴地发出恐吓的叫声，生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愚夫愚妇，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正所谓“水往下流”，“虎毒不食子”。
　　但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却不是每个父母都懂得的，因为这需要更高的理性，更长远的目光。以前的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触詟说赵太后》（选自《战国策》）。说战国时代赵国被秦国急攻，赵国向齐国搬救兵，而齐国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做人质，赵太后舍不得儿子远离，怕儿子吃苦，不肯答应。所有大臣的劝谏都不管用，后是一个名叫触詟的大臣说动了赵太后。他说，对子女的爱，要看得深远（“为之计深远”），现在让长安君做人质，为赵国做出贡献，在赵国打下深厚的基础，将来才能永保富贵。这样为长安君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看到眼前一点小损失，才是真爱。结果赵太后接受了触詟的意见，让长安君去齐国作了人质，借来了齐国的兵，救了赵国。
　　孩子要经历磨练才能成才，但有些父母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了委屈，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颜之推说，这是“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
　　我们不提倡体罚孩子，但一些父母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了起码的是非准则，“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的，反而一笑了之。）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会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因为父母溺爱导致孩子成长出现问题的情况，自古以来就存在，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表现得更加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质疑和放弃，二是现今特殊的家庭结构导致。
　　先说点：家庭教育的全盘西化，西方式的“爱的教育”的歪曲实践。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西方的观念一股脑地涌进中国，一切都被认为比中国好，比中国优秀，比中国先进。以对子女的教育而言，中国人（尤其是士族）从前对子女的严格管教，包括适当的打骂，都被认为是封建的、野蛮的、落后的。而西方人对儿童的态度被片面地总结为“爱的教育”，逐渐成为一时的风尚。很多人误以为，对子女只要一味地爱就行了，忽视了严格管教的一面，甚至认为严格管教根本就是错误的。
　　其实这种理解相当片面，包含了很多误解。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严格”，其实是为子女的长远利益考虑，是一种更深的爱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理解过分强调西方人对儿童的正面鼓励，而没有看到西方人其实也有他们自己严格的一面。比方说，在公众场合，例如飞机上、火车上，西方的孩子一般都很安静，很少高声喧哗或者打打闹闹，因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只要发生这种情形，就会被父母严厉禁止。再比如，西方的小孩不论家庭多么富有，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就会教育他们，零用钱要自己去赚，可以送报纸、给邻家除草；等到上大学、读研究所，都要自己打工来赚学费——这些我们中国父母能做到吗？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国式的家庭结构的不利影响。
　　中国实行生育一胎化以来，一对父母只有一个儿女，一个孩子六个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疼，自然宝贝得不得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什么给什么，生怕孩子不高兴不满足。上了大学，还要父母亲自送到学校，放好行李，铺好床铺，甚至还要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不久前，看到报载一条消息，说一对住在香港的父母，居然舍得让十六岁的孩子到武汉来求学。这样一件小事，就大登特登，好像父母、孩子都很了不起。我看了以后只有苦笑，这种故事在报上宣扬，正好反衬出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父母过分呵护自己的子女，而大多数青年又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自己七岁时远离父母，十二岁考上初中，学校离家一百一十里路，学校在什么地方，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不要说没有汽车可坐，连一个带路的人都没有。开学的那天，只有起个大早，背上包袱，跟着一个做生意的小贩，一路小跑，鼻孔流血，双腿肿胀，但后还是走到了学校。这是我人生重要的一课，我由此懂得，人生的路是必须自己去走的，只要有勇气，有毅力，不怕吃苦，也总是走得出来的。（编者注：可参见唐翼明散文集《宁作我》中“上学的路”一文）
　　今天的孩子为什么就变得如此娇嫩了呢？一个个都像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动辄就“受伤”“抑郁”，甚至走，面对压力是“草莓族”，独立生活是“月光族”。很容易摔倒，却不容易爬起来。人生的路波谲云诡，现实残酷，竞争激烈，我们的父母如果真爱子女，为什么不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多考虑一些呢？你呵护得再周到，能管他一生一世？你的儿女终归是要自己面对生活、面对世界的，为什么就是这样浅而易见的道理，许多人却不明白！
　　我觉得，今天很有必要提倡严格管教子女，恢复我们祖先的好传统，尤其是对那些所谓“官二代”“富二代”而言。从前有句俗话：“棍棒底下出孝子。”这话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赞成了，我却觉得大体上并没有说错，只是我们不一定要动用棍棒，精神和原则仍然是对的。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长远的爱。
　　《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俗话说：“养女不教如养猪，养子不教如养驴。”这些话都很对。养而不教，教而不严，无论对自己、对子女，都是罪过，值得所有为人父母者警惕。
　　我自己七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严格管教的子女，很少有成为败家子、不孝子的，而过分宠爱的子女，则不少成了丧家败业之子，甚至变成不孝子，虐待、杀害父母的逆子都有。我在台湾就看到一则消息，说一个小康之家的儿子，十八岁，父母就给他买了价值百万台币的轿车。后来他挥霍无度，不断向父母索取，父母实在给不起了，拒绝再给，这个青年竟然用乱刀把父母双双都砍死了。面对这样残酷的事件，我们应当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慈”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而“孝”却不是天性，是需要教的。所以我们看传统的“十三经”，有一部《孝经》，却没有《慈经》，就是这个道理。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也说过：“人之情，于慈为顺德，于孝为逆德。”“顺德”是顺天性而得到的，是无需教的；“逆德”则是逆天性才有的，所以必须教。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变成不孝子、逆子，就要从小严加管教，否则将来后悔莫及。
　　在严格管教方面，做母亲的特别要注意。因为孩子是“自己身上的肉”，所以天下的母亲几乎没有不疼爱自己的子女的。这种母爱如果缺乏理性的平衡，很容易流为没有原则的溺爱。做父亲比母亲多少隔了一层，加上父亲一般理性较强，社会经验丰富，怕孩子不成器，将来在社会上缺乏竞争力，所以往往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平时我们说“严父慈母”，称自己的父亲叫“家严”，称自己的母亲叫“家慈”，就是这样来的。
　　我的主张倒相反，做父亲的不妨慈爱一点，做母亲的却要严格才好。我主张“父慈母严”。为什么要“父慈母严”呢？因为母亲容易太“慈”，父亲容易太“严”，太“慈”则容易娇惯孩子，太“严”则容易产生父子间的沟通困难。母亲严一点，孩子一般不会因此疏远母亲，父亲太严了，孩子很容易疏远父亲，甚至憎恨父亲。我们如果细心观察前人的故事，就会发现“父慈母严”的道理。
　　中国古代许多著名人物的母教都非常严格。宋朝抗金名将岳飞的母亲，在儿子的背上刻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大文学家欧阳修父亲早逝，家贫，母亲用芦苇在沙上画字，教他读书，终于成为大有学问的人。近代的胡适也是父亲早亡，母亲对他从小就严格要求，做了错事罚跪床前，一跪就是几个钟头，胡适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近代思想学问通达之人，这跟早年严格的母教显然是分不开的。
　　所以，虽然《颜氏家训》从立意上说是写给做父亲的人看的，在当下这个时代，做母亲的也极有必要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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