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年代/新文艺观察

    怎样研究新时期文学

    当2019年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想，很多文学工作者心中都会萦绕着怎样评价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问题。作家、批评家还有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答案千差万别。客观超然的历史评价需要时间来沉淀，更要有学术研究的推进和深入，而且需要“文献学”的辨析和证明。

    历史漫长．人生却苦短。新时期文学在1919年登场时，我刚二十{岁，它走过四十年，我已六十有余。人生大半岁月都耗费其中，等想做点有益的事情，可惜已进暮年。忆及与这四十年相关联的人与事，不免戚然、黯然和欣然。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  “回忆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捐献声中写成谭嗣同研究第一稿时，还在北京大学上一年级，对一切满怀天真幻想；而在70年代末不无感慨地草写太平天国时，历史已过去快三十年了。”他曾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我非常爱读那些功力深厚具有长久价值的专题著作，我也羡慕别人考证出几条材料，成为‘绝对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远为人引用……据说这才是所谓‘真学问’。大概这样便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但我很难产生这种‘不朽’打算。”种种宏伟计划就在新时期文学急匆匆的脚步中错过，沉下心来做所谓学问的定力，经常受到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浪潮的影响干扰。我想，这不是我一人独特的经历、体验。

    不容回避的是，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与我们的大半生高度叠合。这部文学史中的大半作家、批评家，我还都熟悉，虽说不上过从甚密，也不免偶有谋面，相互赠送新作，还会进行某些探讨，例如，这四十年中，究竟有无“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哪些人可列入其中?又例如，关怀现实人生的文学和关注写作本身的文学，谁对于未来的读者更具启示和意义?一个问题就会牵扯出一百个激切争论、质疑，所谓平心静气地对话，并不存在合适的文化土壤，连一篇公允适当的作家论．也很难平顺地问世，遑论稍微宏大深入的文学史反思了。许多人面对新时期文学四十年时大概都会出现这种尴尬心理。

    一、记忆与文学的叠合

    对于文学史建构来说，当事人的历史记忆有那么重要吗？

    克罗齐特别强调记忆对研究的影响：  “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