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俄]瓦西里·格罗斯曼，原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苏联作家、苏军战地记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为了正义的事业》《人民是不朽的》等。

 格罗斯曼1905年出生于今乌克兰城市别尔季切夫的一个笃信哈斯卡拉（犹太启蒙运动）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属于孟什维克。

 格罗斯曼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其后在顿巴斯当工程师时，仍未放弃写作。他于193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引起了高尔基和布尔加科夫的注意，两人鼓励格罗斯曼继续写作。苏联著名电影《政委》即改编自这部仅四页长的小说，该电影1967年被克格勃查封，1987年解封，在1988年莫斯科电影节展映，并于该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罗斯曼放弃了工程师工作，全身心投入写作。到1936年，他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并在193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在“大清洗”期间，他的一些朋友和近亲被逮捕，其中包括妻子奥尔加。格罗斯曼为解救妻子持续努力了好几个月，不断向有关单位写申诉书，终于在1938年使妻子获释。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后，格罗斯曼的母亲被困在别尔季切夫，最终和数万犹太人一起被德军杀害。母亲的遭遇在格罗斯曼的巨著《生活与命运》中得到反映：小说主人公施特鲁姆的母亲安娜身陷德寇占领区，被杀害之前，她给施特鲁姆写了一封诀别信。格罗斯曼的母亲也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这封信格罗斯曼后来一直随身携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战”期间，格罗斯曼获准免除兵役，但他自愿前往前线，从1941年8月到1945年1月在前线度过了一千多天，作为战地记者为备受红军官兵欢迎的红军军报《红星报》工作。他记录了许多重大战役，如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巴格拉基昂行动、柏林战役。除了战争通讯，格罗斯曼撰写的小说如《人民是不朽的》也得以发表。格罗斯曼于1950年完成的小说《斯大林格勒》（后被改名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以他在被围困期间的亲身经历为素材。

 终其一生，格罗斯曼只有很少几部作品得以发表。格罗斯曼于1959年完成了代表作《生活与命运》，但当他于1960年将其提交给苏联大型文学期刊《旗帜》编辑部后，克格勃搜查了他的家。《生活与命运》的原稿、副本、笔记本、打字机副本、打字机色带都被“逮捕”。在赫鲁晓夫治下的“解冻期”，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在其中这样说道：“这对我有什么用，我的肉体得到自由，但我为之献出了生命的书却仍旧被封禁……我不放弃……我为我的书要求更多的自由。”

 苏共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对格罗斯曼说，他的书至少要二百年后才可能出版。

 格罗斯曼于1964年去世，临死仍然不知道《生活与命运》将来是否会教人阅读。

 1974年，格罗斯曼生前好友利普金将一份幸存的《生活与命运》手稿拍摄到缩微胶卷上，在讽刺作家沃伊诺维奇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帮助下，缩微胶卷被偷运到国外。1980年，《生活与命运》初次在瑞士发表。在戈尔巴乔夫执行开放政策后，《生活与命运》在1988年于俄罗斯出版。《生活与命运》的原稿共计大约一万一千页，最终由俄罗斯秘密警察于2013年7月转交给莫斯科国家档案馆，并对公众开放。评论界认为格罗斯曼的小说《生活与命运》堪与托尔斯泰描写首次卫国战争的不朽作品《战争与和平》相媲美。1998年，索尔仁尼琴也表达了对格罗斯曼这部“富有耐心、矢志不渝、影响深远的作品”的“极大敬意”

 黄秀铭，生于成都，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工建筑专业毕业。从事过除水工建筑外的多种工作，包括管工、电工、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小学教师、中学教师。1978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1982年入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语言与语言学系（后转入计算机系），获博士学位。俄-中、英-中译作曾在《音乐译文》《中外文学》《科学文艺》《华夏地理》《天南》等杂志上发表，并有《门德尔松》（与黄秀全等合译）《预测未来》（与汪玮琳等合译）《变化中的世界》《我的诈骗生涯》等译著出版。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译后记

《生活与命运（20世纪俄语文学经典新译本 全译本）》：

 “这并不奇怪，”伊孔尼科夫说，“我以前就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料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叫道。这个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你知道吗，”伊孔尼科夫说，“我确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对教会大肆迫害，其实有利于宣扬基督教教义。革命前，教会已经陷于很可怜的境地。”

 莫斯托夫斯科伊善意地说：

 “您真是个辩证论者！我这把年纪，也算见证了一回福音奇迹！”

 “不是的，”伊孔尼科夫皱着眉头回答，“对你们来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你们采用的手段是不人道的。您在我身上也见不到什么奇迹——我算哪门子辩证论者。”

 “原来如此，”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冒火了，厉声喝道，“那么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伊孔尼科夫像军人般来了个立正，说道：

 “请别取笑我，”他哀伤的声音听起来惨兮兮的，“我找您不是要开玩笑。去年9月15日，我亲眼看到两万多犹太人被杀害，全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那天我明白了，上帝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上帝并不存在。在眼下的黑暗中，我能看到你们的力量，你们正在对抗的可怕的邪恶……”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咱们聊聊吧！”

 伊孔尼科夫在离集中营不远的沼泽地干活，那里在铺设由巨大的混凝土管道构成的系统，好将河水和肮脏的溪水从低地排出去。派到那里干活的大多数是不讨长官喜欢的人，大伙儿管他们叫“沼泽兵”。

 伊孔尼科夫的手不大，手指细细的，指甲也很小。每次下工，他总是全身湿透，沾满泥巴，径直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板床边，问道：“可以在您这里坐一会儿吗？”

 他也不睬莫斯托夫斯科伊什么反应，一屁股坐下来，微笑着抹一把额头。他的额头很特别，不太大，向前凸起，非常明亮，似乎与他脏兮兮的耳朵、断了指甲的手、深褐色的脖子毫无关系。

 苏联战俘的过往经历一般都很简单，在他们眼里，这个伊孔尼科夫似乎来历不明，不太可靠。

 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伊孔尼科夫家族祖祖辈辈都当神父，直到他那一代才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按照父亲的意愿，伊孔尼科夫兄弟几个接受的都是世俗教育。

 伊孔尼科夫曾在彼得堡工学院求学，但他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在最后一学年辍学，到彼尔姆省北部一个村庄当了小学老师。在乡下住了八年后，他去了敖德萨，在一艘货轮上充任机舱钳工，到过印度和日本，还在悉尼住了一段时间。革命后他回到俄罗斯，加入了集体农庄。这是他夙愿已久的梦想：他相信共产主义化的农业劳动会在地球上建立起天国。

 在推行全面集体化时期，他看见过许多专列，车厢里挤满了富农和家眷，他们所有的财富都被没收了。他看见过精疲力竭的男男女女倒在雪地里，再也爬不起来。他看见过被“吊销”的村庄，荒无人烟，每一扇门和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他看见过一个被捕的农妇，衣衫褴褛，脖子上青筋凸起，双手因长期劳作而变得黑黢黢的。押解人员惊惶地看着她：她饿得发疯，前不久刚刚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段时间，他仍然待在农庄里，但开始传播福音教义，祈求上帝超度死者的亡灵。为此他被关进监狱，但后来发现，经历过三十年代的灾祸后，他已经变得神志不清。在监狱的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一年后，他被释放，搬到白俄罗斯，在哥哥家住了下来。他哥哥是个生物学教授，帮他在一家科技图书馆找了份工作。然而，过去经历的种种可怖事件在他脑海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印记。

 战争爆发，白俄罗斯被德寇占领。伊孔尼科夫目睹了战俘遭受的折磨，看到犹太人在白俄罗斯城乡惨遭屠杀。他又陷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不管认识不认识，见人就央求他们为犹太人提供庇护。他甚至试图亲自搭救犹太妇孺。很快就有人告发他，但他奇迹般地躲过了绞架，最后被关进集中营了事。

 这个衣衫褴褛、肮兮兮的“马桶老头”，脑袋里乱七八糟装了些什么，谁也说不清。他自称相信一种荒谬可笑的道德规范，据他说是“超阶级”的。

 “凡使用暴力之处，”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万众悲伤，血流成河。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的深重苦难——然而集体化的推行却以善为名。我不相信什么‘善’，我相信行善。”

 “照您这么说，如果以善的名义将希特勒和希姆莱①绞死，人们该感到震惊哕？您去震惊吧，可别把我算在内！”

 “去问希特勒吧，”伊孔尼科夫说，“他会告诉您，这个集中营，也是以善的名义建立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在跟伊孔尼科夫争论时，自己的逻辑推理完全使不上劲，好像用大刀砍水母。

 “世界进步到现在，并未超越公元六世纪叙利亚基督徒所说的真理：”伊孔尼科夫重复道，“‘谴责罪恶，但宽恕罪人。”’

 棚屋里还住着一个俄国老人，名叫切尔涅佐夫，是个独眼人。看守打碎了他那只玻璃假眼珠，于是，一只红红的空眼窝在他苍白的脸上就成了最醒目的部分。跟人说话时，他总是用一只手掌捂着空眼窝。

 他从前是孟什维克，1921年逃离苏维埃俄国后，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一家银行当会计。他被关进集中营，是因为鼓动同事怠工，不服从新建立的德国行政当局的命令。莫斯托夫斯科伊竭力不跟切尔涅佐夫发生冲突。

 这位独眼的孟什维克看来挺不乐意看到莫斯托夫斯科伊人缘那么好。不知怎的，棚屋里每个人都为莫斯托夫斯科伊所吸引——西班牙士兵、当过文具店老板的挪威人、比利时律师，都不时向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求教。

 一天，在俄罗斯战俘中颇具声望的叶尔绍夫少校来找莫斯托夫斯科伊，在他的板床上坐下来。他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边，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话急促而兴奋。

 ……

《生活与命运》是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于1960年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苏联评论界和西方评论界都有人把《生活与命运》比作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两本书描写的都是卫国战争，都围绕几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但这两本书最大的不同点是，托翁描写的第一次卫国战争，在托翁提笔之前已经结束了五十多年，托翁当然也无缘亲历；而《生活与命运》描写的第二次卫国战争刚刚结束十多年，而作者格罗斯曼作为战地记者，在战场上度过了三年多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