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进士藏书史

    第一章科举制度下的江南藏书文化

    以进士科设立为标志的科举制是自隋唐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分科考试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的一种制度。学术界普遍认为，科举制始于隋炀帝时期，止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后一科进士考试。至于其开始于隋炀帝时期的具体年份，学术界仍存在不同观点。商衍鎏先生说：“炀帝好文学，大业中始试策置进士科，其科举考试文字之所始乎。”①刘海峰先生认为“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科举是以进士科出现作为起始标志的”⑦，“炀帝建进士科最有可能在大业元年闰七月与恢复国学同时进行”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约1300年，“世之言科举者，谓其使草野寒唆，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然究其旨，实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舍是即难以自见”。商衍鎏先生此言道出了科举制的功用：朝廷借其网罗人才，巩固统治；普通士子凭此展示才智，登进入仕。当然，科举成功取决于士人学问宏通，学问宏通则必须有书籍保障，“拥书百城，可资研讨。濡染既深，腹储自富。故宏通之学问家实多缥缃之贮”⑤。“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藏书文化随之蔚起。江南科举发展过程有其时代特点。隋唐五代时期，江南科举相对全国而言比较落后，两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则呈兴旺之势，明清两代江南科举在全国则持续占据重要地位。江南藏书文化与其科举发展相伴相生，经历了隋唐五代的初兴、宋元的崛起、明代的兴盛及清代的繁盛。

    第一节  隋唐五代科举与初兴的江南藏书文化

    隋炀帝首开进士科举，以策试取士，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吏，这是中国历史上人事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进步。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因该朝代统治时间短暂而远未完善'却在以后发展成为最宽阔的仕进主流，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个科举时代…。

    唐承隋制，武德四年(621)参照隋代成法开科取士。《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载：“武德辛巳岁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人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⑦唐代将进士与明经、秀才等科并列考试，确立分科考试选拔各级人才的制度。初唐时，明经与进士科两科的地位相近，到贞观、永徽之际，进士科日渐崛起．“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科场中的进士考选逐渐成为争夺声望和政治资本的重要场所。到中唐时，进士科地位一路飙升，两者地位相当悬殊，士人重进士而轻明经，‘‘进士在唐最重，公卿达官不以是仕者常怨，～。其原因是明经考试内容侧重对经典的记忆和解释，进士考诗赋文章要求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天赋，人选者甚少，“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一，其艰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⑥的比喻。特别是在重视文学的社会氛围中，进士科的声望不断提高，且科考选出的进士，一般能力较强，仕途较为顺畅，社会影响较大。中唐时期，不少政治家、文学家皆为进士科出身，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自居易等。随着进士科在仕途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进士科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绥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一。进士虽难考，但社会地位很高，进士及第者赐宴琼林苑，赐御诗、袍笏，赐期集钱等。状元则赐紫裹、金带、靴笏，回归故里，则州县迎接设宴，立状元额牌于所居之侧。可见科名对权贵子弟和平民寒士皆十分重要。

    五代改朝换代频仍，故其常举科目也兴废不一，各朝并不完全一致。这一时期

  的进士科，除了在几个全面停止的年份外，基本属于常设不废的科目。

    隋唐五代时期，相对于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江南科举在全国处于欠

  发达的地位，登进士的人数相对较少。目前虽未查及这一时期江南科举状况、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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