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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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岱年，程宜山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52499
出版时间2014-09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45元
货号8446685
上书时间2024-12-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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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岱年，中国哲学家、文化学家、国学大师。早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他晚年以《中国文化精神》彰显了中国文化研究与普及的优选水准。
程宜山：中国文化有名学者。
目录
导论 我们的文化观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上）
第三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下）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
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
第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良倾向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论争（上）
第十章 中国文化的论争（中）
第十一章 中国文化的论争（下）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
内容摘要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具体阐述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前，需要对“文化基本精神”一词的含义做一点说明。何谓“精神”?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对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文化的具体表现即文物、制度、习惯等，文化的精神即思想。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这种能够作为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基本思想，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并随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文化的基本思想，同时也一定是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心思想，是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基本观点。要而言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创造出来，并成为该文化思想基础的东西。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 刚健有为，(2) 和与中，(3) 崇德利用，(4) 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关于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这三点，留到下章再做阐述，这里只讨论作为总纲的“刚健有为”思想。
“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已见成熟。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系统，其纲领“刚健有为”思想也自成系统。
粗略地看，《周易大传》提出来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周易大传》所说的“刚健”，除了发挥主动性、能动性，努力向上，绝不停止的意思外，还有“独立不惧”
《彖传·大过》。
、“立不易方”
《彖传·恒卦》。
之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
的独立人格;还有老子“自胜者强”之义。《论语》有一段对话:“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论语·公冶长》。
这是说，要做到刚毅不屈，欲望就不能太多。由此可见，刚强不屈不仅意味着一种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也意味着一种对付来自本身弱点的能力。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也就是《周易大传》所谓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文言·坤卦》。
。“敬以直内”就是使心专一不放逸，就是控制自己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加以抉择，“义以方外”就是使行为皆符合道德原则。《彖传》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地势”是顺，“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容纳不同的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周易大传》认为，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而从上述两句话的关系来看，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见，刚健有为的思想以自强不息为主，同时包含厚德载物的系统。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周易大传》所说的“自强不息”或刚健还含有“刚中”、“及时”、“通变”等引申的原则。
《周易大传》提出:“能止健，大正也。”
《彖传》。
据高亨考证，“能止健”当作“健能止”，“能”读为而。“健而止”即强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周易大传》认为，强健而不妄行，不走极端，是大正即最合乎中道的品德。《文言》认为，“乾”的品德就是这样。“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的品德是刚健而又不过刚，是最理想的品德。这里所谓“中正”，即孔子所谓“中庸”。刚健而中正，《周易大传》称为“刚中”。《彖传》说:“刚中而应，行险而顺”，用刚健而中正的态度对待险恶，能吉利而无灾祸。
《周易大传》又提出:“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又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所谓“进德修业”、“终日乾乾”即“自强不息”。所谓“及时”、“与时偕行”，即以自强不息与永恒变化的客观世界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世界永恒变化的性质，就是人应自强不息的根据。《周易大传》不仅从自强不息引申出“及时”即顺应变化潮流的原则，而且将这个原则与“中”的原则结合起来，称为“时中”。“时中”即随时处中。也就是说，在《周易大传》看来，所谓“中正之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生活行动也必须随时间的变化调整，按当时的情况确立标准。
《周易大传》还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
《彖传》。
，世界的流变是通过一系列变革、革新形成的，人要与时偕行，也必须“通变”、“革命”。这样，它又从及时的原则引申出“通变”、“革命”的原则。《周易大传》有一句至今脍炙人口的话，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系辞下传》。
。事物发展到不能再发展的地步，叫做“穷”。事物发展到极盛就要向反面变化，这叫“变”。通过变革或革命，原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局面，就会一变而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通”，也就是“通则久”。正因为如此，《周易大传》把“通天下之变”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周易大传》肯定革命与变革的重要意义。它说:“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彖传》。
总之，《周易大传》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刚健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则体系。由于《周易大传》在古代一直被视为孔子所作，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在铸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形于中必发于外。”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刚健有为”精神，其具体表现或凝结的文物、制度、风俗可谓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以文学人物形象而言，《列子·汤问》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鲁迅笔下“每日孳孳”的大禹，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不过是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无数英雄豪杰的写照，而这些形象又反过来激励千百万中国人民奋勇直前。以文学艺术题材而言，从古至今无数骚人墨客所吟咏、所描绘的青松、翠竹、红梅、苍鹰、猛虎、雄狮、奔马之类，也都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如果有幸到汉代民族英雄霍去病将军墓前看看那些雄浑粗犷的石刻，就会被汉代英勇豪迈的气概所折服;如果舍得花一点时间读一读唐人悲壮慷慨的边塞诗，将不难懂得唐朝的繁荣昌盛是靠什么精神力量支持的。以制度风俗而言，只要翻一翻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何其多，改朝换代何其多，变法革新何其多，而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通变”当做变革和革命的理论根据或旗帜的又何其多。再看看厚德载物精神。它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一样，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骚人墨客用大量的笔墨篇幅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在这大好河山中生长成遂的花鸟虫鱼、一草一木。他们的寄托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其中渗透着对普载万物的大地母亲的情感，体现了中国人“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意识，寄托着“民胞物与”的感情和理想。北宋哲学家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二程遗书》卷十一。
，可以说为中国的以山水花鸟虫鱼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一般主题做了诠释。而这一切，都是厚德载物思想的体现及其引申、发挥。厚德载物精神见于制度、风俗的也很多。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了“仁民爱物”、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思想和制度。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据《周礼》等文献记载，周代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有明确的限制规定，这叫“山虞泽衡，各有常禁”
程颢：《论十事札子》。
。这种限制措施的意图，据后世儒者解释，一是保证“万物阜丰，而财用不乏”
同上。
；二是防止“物失其性”
同上。
，即要使万物各遂其生。这种制度和思想见之于民间风俗，就是一种反对“暴殄天物”的习惯，如中国农民对糟蹋粮食的行为深恶痛绝。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对域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大力搜求，广泛吸收。从名马到美酒，从音乐到舞蹈，从科学到宗教，无不兼容并包，其气度之闳放、魄力之雄大确实令人赞叹。这是厚德载物精神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的表现，这种精神还广泛地表现在中国人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的习惯上，关于这个问题，放在以后的章节再讲。
二 析中国文化“主静”论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所谓“动静之辩”。这种辩论在主张刚健有为的哲学家和主张虚静无为的哲学家之间展开，“主动”、“主静”之词即来源于此。19世纪80年代，中国驻法使馆幕僚钟天纬提出“西人之性好动”、“华人之性好静”之说，后来严复、梁启超及日本人也有类似说法，到“五四”时期，遂有人将它视为东西文化根本差异的总标志。这里抄录李大钊的一段文字，然后做一点分析。李大钊说: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盖人类生活之演奏、实以欧罗细亚为舞台。欧罗细亚者欧亚两大陆之总称也。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Table 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互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尔齐斯坦、波斯、土尔基、埃及等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满洲、西北(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的拿威亚(斯堪的纳维亚)、英吉利、法兰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大利亚、巴尔干半岛等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唯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唯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前者女子恒视男子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后者女子恒视男子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东方舟则帆船、车则骡车、人力车;西方舟则轮船、车则马车、足踏车、火车、电车、摩托车。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竟目的为何、但信前事唯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天命是谓定命主义(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事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东方之圣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间以向实在、而欲化人间为实在者也。西方之圣人是向生活里杀来、是由实在以向人间、而欲化实在为人间者也。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戒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静寂死为人生之究竟。……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死为人生之究竟。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各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低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较也。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言治季刊》1918年第7期。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大段文字，是为了让读者窥其全貌。李大钊在此文中力图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深入到文化基本精神的层次，并发表了不少精卓的见解，在学术史上有很大的价值。在东西文化的评价问题上，他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同上。
，主张二者“融会调和”
同上。
以产生“第三新文明”
同上。
，应该说也有合理之处。在中国的当务之急上，他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
同上。
，也确是切中时弊的金石之言。但是，作为一种学说，整体上看是错误的。其错误可从三方面分析。
第一，这篇文章中的文化观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地理环境决定论”基础上的文化观。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当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母国的地理环境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成因时都有精辟的议论。但地理环境绝不是历史和文化的全部及最后的决定因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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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哲学家、学术大师 冯友兰
我对张岱年先生的为人“心仪已久”，张先生具有多种的品质，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
——文学家、国学大师 季羡林
张岱老是20世纪中国度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之一，他的思想和著作自成体系，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一代人大多读过他的著作，听过他的课，对他的感情深厚。他的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做学问，所以学问扎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冯友兰先生花工夫创造一套自己的体系，而张先生则花工夫告诉我们中国哲学的原貌。他对中国哲学的原点了解得甚为准确，这对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原点的问题依然十分有帮助。张岱年先生的第二大贡献就是提出“综合创新”的观点，即综合各哲学体系，创造出新的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哲学来。这给中国哲学应该怎么发展指明一条道路，他很善于用当今的哲学观点来梳理传统的哲学思想，这些都是非凡的创举。张先生是一位平和的学者，不仅是做学问的导师，而且也是为人的导师。讨论问题平等相待，无论你身份的尊卑，他都没有一点架子。不但生活上很朴素，而且学风上也很朴素，追求扎实，反对华而不实这是他*的特点。
——哲学家、国学大师 汤一介
张岱年是我国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他幼年读《论语》《孟子》，中学读《老子》《庄子》，大学读马克思、列宁。丰富系统的阅读加上自身在阅读中的思考，使张岱年先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是他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
——中央电视台
张岱年是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其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兼采分析派哲学，运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同时要求有选择地继承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张岱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他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岱年力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为教育和科研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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