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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鸿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4147360
出版时间2021-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99.8元
货号12243496
上书时间2024-12-22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中国人是怎么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如何?
我,一个中国人,此刻想表达的意思就并未完全表达出来,仿佛一瓶水,本当让其尽流,意思才更清楚,更明白,但我却由于某种唯我知道的原因守口不言。为什么如此?还不仅如此,也许我有一个幽隐的精神之泉,是生要带来,死要带去的,并会谨防外泄。这个精神之泉,难免要泛起一些微波细澜,包括戒备、不安、盲从、猥琐、圆滑、虚荣、伪善、冷漠、苟活、自保、祭神欺神或脚踩两只船,为什么呢?当然日光也照我,月光也照我,我也有自己的璀璨。
长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它蕴含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多年以来,我一直通过长安透视中国文化,以了解它的本质和特点。我以为长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文化是居于长安文化之中的,长安文化绝非简单的地域文化。
长安在雍,当然属于中华,不过中华与夷狄同在。雍西面夷狄,雍北也面夷狄,夷狄到雍来吃一吃,喝一喝,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周人与羌人虽然分属两个部落,不过彼此通婚,遂能合作克商。周人弃雍而去,无非是夷狄入侵,不可在雍行礼作乐了。周人吩咐秦人对付夷狄,也是因为秦人与夷狄长期共处,在形体上、习惯上,跟夷狄近似。以夷狄治夷狄,似乎是从周人开始的。崤山以东诸国之人皆骂秦人如虎狼,是指其野蛮,见利便不顾一切,甚至不顾亲戚,而夷狄之俗则正是如此。
汉人与匈奴人相争,不过彼此也和亲,凡此四百年左右。刘姓当是汉人,然而刘姓也有匈奴人。公元1世纪,匈奴人拆帐而去,鲜卑人遂自大兴安岭南迁大泽,占据了匈奴人的草原。留下的匈奴人与徙来的鲜卑人便连缀游牧,凡此四百年左右。至公元5世纪,鲜卑人再南迁,以洛阳为国都,自上而下,努力向汉人学习,计有两代,其加速了民族融合。隋人和唐人便是从民族融合之腹孕育而出的。
中国文化在这样一个过程演变和发展,从而生成了它的本质和特点。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创造了中国人。
1 0世纪以前,长安为国都多矣!汉人在此即皇帝位,诏命天下,匈奴人、氐人、羌人和鲜卑人也曾经在此登基并班政。历史是宽容的,都给了他们以正统的地位。1703年,清圣祖玄烨巡狩陕西,遣官祭华岳,又遣官祭周文王和周武王,这当然有追求正统的意思。满族人发于长白山以北,康熙在北京即皇帝位,不过长安是圣地,到此拜一拜周才感到踏实吧!
唐太宗曾经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长安自有胸怀和气魄,胜者便可做主。
这个角度也能反映中国文化,并为分析中国人的产生、中国人是怎样的心理和性格提供线索。
在宗教信仰方面,长安一直都是开放的。汉长安置有种种巫祠,以满足臣民的通灵需要。唐长安有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不仅是臣民,即使是西域诸国之人,也可以从事他们高兴的精神活动。中国汉传佛教的宗派共有八家,唐长安独有六家,其祖庭赫赫在焉。实际上,氐人、羌人和鲜卑人在佛教的信仰上似乎更热情、更积极。唐长安的六个祖庭,也是从四世纪以来,经十六国、北朝及隋的积累,臻于唐长安的。
宗教信仰显然是中国文化的要义,它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
不过汉字、汉语、汉医、天人合一之理念、阴阳五行之观点,尤其是儒家思想,此乃中国文化的主脉和主干,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这种文化的影响才是主要的。这种文化多由汉人创造,它对汉人的影响遂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文化当然也影响了其他民族的人,那些在长安做皇帝的匈奴人、氐人、羌人和鲜卑人,无不任用汉人治理社会,他们也懂得并乐于享用汉人的文化。其他民族的人当然也把各自的文化一再向中国文化添加,而且它们苗自土出,充满了活力。
观察长安,并从长安文化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有时候在主动吸取,有时候在被动接受,其总的形态是丛生的、杂糅的、融合的,当然更是丰富的。中国人能创造这样的中国文化,也因为中国人并非单一的血缘,反之,中国人的基因应该是复叠的、混并的。虽然如此,他们都是中国人。也许中国人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也缘于斯。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甚至无始无终、无穷无尽,且弥天漫地、无所不在,显示了自己的博大、柔韧和顽强,然而它也一直存在向心和离心的问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许根在这种文化。中央集权制度,似乎便是对这种文化的本能反应。散沙不凝,只能以器固之。不过只有始终向先进文化开放,吐故而纳新,才会保持中国文化的优势,并使中国人有尊严地行在世界上。
这是我在长安的所想。
《长安新考》是作家朱鸿系统叙述长安景色风物的散文集,原名《长安是中国的心》。书中的百余篇作品,依次展示了长安附近的山川风光与时节风物,黄土、山川、河池、宫室、帝陵、王墓、道观、佛庙、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路、街、巷、大学、花木、粮、菜、鸟类、节日、陶器、刻石等,尽在其中。书稿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的地理、建筑、宗教、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风貌,义理与考据相融,思今与追古并行,意远情真,辞丰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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