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风采远追寻

　　《六朝风采远追寻/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在建国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对于魏晋南北朝——特别是西晋以后——的文学，一般评价较低。在一部很流行的《中国文学史》中，曾作过这样的论断：“魏末的多数作品”，“已经不如建安作家那样富有现实性”，“但杰出的人物如嵇、阮还保持着建安的传统，仍能较密地结合现实。到了西晋，虽然建安的余音尚在，风力却大大削弱，多数作家已偏重形式和技巧”。“从西晋建立到东晋灭亡的一百多年间，虽然产生了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等杰出和优秀的诗人，但形式主义和玄言诗的逆流却长期泛滥。”因而，这部文学史把晋代作为“创作方面处于形式主义逆流统治的时代”。至于南朝的文学，这部文学史则认为，虽然在艺术性上有所提高，但“很少反映民生疾苦，也缺乏进步的理想。当时的诗歌或文章，反映生活的面，比起魏、晋来都显得狭窄”。换言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从其思想内容来说，是日益退步。这种评价大同小异地存在于建国以来的几部最流行的文学史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几乎是作为定论，被大家所公认的。本文对此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期引起讨论。 　　从上引的文字可以看出：正始文学之所以不如建安，乃是因其“不如建安作家那样富有现实性”；阮籍、嵇康之所以在正始时期是杰出的作家，则是因其“仍能较密地结合现实”；而南朝文学之所以更差，是因其“反映生活的面，比起魏、晋来都显得狭窄”。可见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这种评价，实际是以如下观念为前提的：文学必须“富有现实性”。而所谓现实性，显然又是指反映民生疾苦、揭露政治的黑暗之类，这从上述论断所由出的《文学史》对建安文学和嵇、阮的分析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那个一度曾经很流行的公式：一部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尽管这个公式后来不再公开提了，但它其实仍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实主义”①作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当然，作为对于这一公式的修正，作品如果不是“现实主义”的，只要能表现“进步的理想”也行；不过基本要求还是“现实主义”，因为向古代作家要求“进步的理想”，在大多数场合是不现实的。就以上引的那部文学史来说，虽然也说到南朝文学“缺乏进步的理想”，但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显然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点的。 　　但是，以这样的所谓“现实主义”来要求古代的文学，来批判甚或否定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似乎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唐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早就说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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