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云背后:放射生物学四十年研究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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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恂主编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56383
出版时间2011-0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7807680
上书时间2024-12-2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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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1.国家的需要，历史的选择 沈恂
任务篇
第一章 放射性自然本地调查
2.放射性本底调查研究的历史回顾 李公岫
3.核试验前后（1958-1965）放射性本底调查结果概述 陈楚楚 李公岫 赵克俭
4.我和放射性本底调查工作 林克椿
5.本底调查工作中的放射化学分析研究回顾 赵克俭
第二章 小剂量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
6.研究小剂量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的始末 王又明
7.回眸小剂量慢性放射生物学效应的研究 吴骋
8.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的生化研究 杨福愉 黄芬 黄有国
第三章 核武器试验核辐射远后期生物效应
9.核武器试验核辐射对动物的远后期效应研究回顾 党连凯
10.我国第一、二次核试验受试动物落户我所 李玉安
11.核试验下风向尘埃的放射性监测 陈春章
12.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后对北京地区放射性微尘的监测 彭程航 胡坤生
第四章 放射卫生防护研究
13.我所辐射防护药物研究的点滴回顾 曹恩华
14.忆我所内照射毒理学小组的创建与发展 程龙生
15.细胞放射生物学研究的回顾 马淑亭
第五章 学科篇
16.放射植物学组的七年历程 沈士良
17.关于辐射生物原发反应的研究 忻文娟
18.我所DNA辐射损伤修复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曹恩华
19.生物物理研究所放射生物学剂量学50年 张仲伦
20.生物物理所昆明工作站和放射遗传学研究 江丕栋
21.一种新型光敏化剂（竹红菌甲素）程龙生
22.高能质子空间辐射生物效应 张志义
23.放射免疫分析研究工作的回顾 宋兰芝
24.中国卤虫卵搭载返回式卫星试验 何健
25.辐射水果保藏工作 赵克俭
第六章 感想篇
26.贝时璋与放射生物学 王谷岩
27.贝老以国家需要为己任 龙新华
28.我在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学室的岁月 伊虎英
29.戈壁风云：忆核爆现场的生物效应实验和生活 郭绳武
30.深入铀矿山，为改善矿区环境和矿工的健康服务 沈恂
31.追忆恩师徐凤早先生 樊蓉
32.追忆马秀权教授勤奋、严谨、求实、爱国的品格 吴骋
33.我心中的沈淑敏先生 曹恩华
34.怀念导师陈德崙 陈玉玲
35.回往事 李莱
36.回顾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的“放射生物学”教学 刘兢 张锦珠 胡坤生
37.青春献给祖国的核事业 聂玉生
38.我和生物物理研究所一起走过的四十年 严敏官
39.我在放射生物学研究室的工作概况 周启玲
40.我与放射生物学的不解之缘 庞素珍
第七章 大事记
41.生物物理研究所放射生物学研究大事记 张仲伦
42.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学研究工作参加人员全体名单
43.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学承担国家任务参加人员名单
内容摘要
导言:国家的需要,历史的选择
沈 恂
1958年9月,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简称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学成为生物物理所建所后确定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为什么要选择放射生物学作为生物物理所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生物物理所的放射生物学要研究什么?这些是贝时璋所长、研究所计划部门(当时称为计划科)和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广大科研人员必须做出的抉择。《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计划纲要(草案)》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按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文教政策,改革过去的科研机构,以期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使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保健和国防事业的建设”。虽然中央也规定,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研究机构的任务有所区别,科学院的研究所可以少受眼前生产上比较零星问题的束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领域和基础科学的研究上,担负起探索新方向和寻找新道路的任务。但是,为国防事业服务成为当时生物物理所放射生物学人认定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是为打破美国、苏联两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发展我国自己的核工业与核武器服务。认识和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我国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离不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打破先是美国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的战略决心。
一、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核工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核工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是因为新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新中国面临着来自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下面先让我们看看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然后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做的。
(一)来自美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
1945年7月16日凌晨,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附近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内爆型钚-239原子弹。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造成几十万居民的死伤。从此,原子弹的阴影开始笼罩在世界人民的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代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苏联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核武器竞赛。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加速研制氢弹,并于1952年11月进行了以液态氘为热核燃料的氢弹原理试验;1953年8月,苏联进行了以固态氘化锂为热核燃料的氢弹试验,使氢弹的实用成为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岛正式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英国、法国也先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各自进行了原子弹与氢弹试验。从此,世界笼罩在核武器的阴影之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击以美国为首,已逼近中朝边境的所谓“联合国军”。面对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恼羞成怒的美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动用原子弹。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将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所拥有的各种武器,以应付军事局势”。他说,“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但却不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使用它”。这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进行核讹诈。
1955年1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正式生效后,国防部长威尔逊曾组织五角大楼有关官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的“红杉号”游艇上召开绝密军事会议,确立了要依赖战略空军的战略威力继续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久,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宣称:会在中国适当的地方(如满洲)投下几枚原子弹。而雷德福上将更加直截了当,他上书总统,如果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就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这在美国军界和政界引起了不小震动,他们商定如果金门、马祖的危机继续发展下去,就要对中国施行核手术,使其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随后,杜勒斯在参议院外委会上鼓吹,美国政府决定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用有效的新型大威力武器去挫败中国的任何武装进攻。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在面向美国民众的电视讲话中宣称:“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为和平服务。”言外之意,是要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1956年1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意在解释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结束朝鲜战争的文章。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透露,他曾向北京传递过一条“不可能错的”警告:如果加速谈判解决的努力没有进展的话,美国将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他认定,这是“一次相当有效的威慑”。杜勒斯说这番话意在维护这样一种观点,即核武器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是治国的工具,可以用来恐吓甚至强迫中国就范。
美国对中国进行的第三次核讹诈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马祖实行单双日炮击的1958年,当时,蒋介石将10万人的地面部队部署至靠近中国内地的金门、马祖两岛,准备反攻中国大陆。据事后透露的消息,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命令美国在这一带的驻军“以常规武器对大规模的进攻做出反应,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原子弹”。
(二)建立自己的核工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国家的战略决策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不断受到战争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的威胁。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层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铸造自己的利剑和盾牌。1955年1月,中国政府决定创建中国自己的核工业、研制核武器,在国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科学规划”)中,确定了12项发展重点,原子能技术被列为首位;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在北京成立,拉开了核武器研制的序幕。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及核讹诈,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党中央和毛泽东毅然做出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并确定对“两弹一星”的研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1956年,研制原子弹和导弹列入我国“12年科学规划”,国务院先后成立了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专门机构,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伟大事业中。
1957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签署。此后,苏联在导弹和原子弹方面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技术援助,对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的起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1959年6月起,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下令撤走专家。有人曾因此断言,中国核工业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苏联单方面毁约后,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进入自力更生、自主研制的新阶段。1959年7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并将第一颗原子弹以苏联毁约的年月“596”作为代号。
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7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7位部长为成员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中央专门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两弹一星”的研制进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著名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保障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共同努力、密切配合、协同攻关,保证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场爆炸成功。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免受核威胁。
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国把下一步的目标瞄准导弹核武器,研制能够把原子弹打出去的导弹。1966年10月27日9时,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在自己的国土上飞行爆炸成功。“两弹”首次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根据毛泽东“氢弹也要加快”的指示,中国科学家经过集中攻关,于1965年自主提出了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接着按计划进行了三次热试验考核验证。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实测当量330万吨三硝基甲苯(TNT),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三)苏联从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到撕毁协议、撤走专家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需要掌握从铀的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美国和苏联跨出这一步用了5~7年,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同等时间里试制出原子弹,困难还是很大的。于是,中国向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寻求援助。不过,莫斯科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对中国的援助最初却表现得犹豫不决。
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国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也提出了参观核设施的要求,但斯大林拒绝了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的这一要求,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国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了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斯大林向中国人暗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无需大家都去搞核武器。不过,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由此对原子弹有了感性认识,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曾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1952年年底,在以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杨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报告里,涅斯米扬诺夫院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主持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研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可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弹的秘密。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考虑研制核武器的问题。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国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作迟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最后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
同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也心存疑虑。此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历史上称为“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后来的苏联外交部长)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计划。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了核武器,特别是赫鲁晓夫意识到核武器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开始支持防止核扩散问题。1954年9月22日,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表示愿意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谈判。苏联人刚刚作此承诺,中国就提出要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求苏联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不过,赫鲁晓夫为了获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他在苏共内领导地位的支持,还是比斯大林前进了一步,答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无疑将为研制核武器奠定了技术基础。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地质队又在广西找到了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国防部长彭德怀则在2月18日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裂变物质。作为合作条件,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议,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普查和勘探铀矿。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议》,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10兆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以及一个12．5~25兆电子伏能量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足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所需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并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1955年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同年10月,选定在北京西南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将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上。
在以后的两年中,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3月,三机部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派遣了称职的专家―――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沃尔比约夫任专家组组长。该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试验。总之,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于1955年年初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帷幕下逐步展开了。
在核武器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党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6年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为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和数据。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与此同时,叶剑英、陈赓和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也提出了我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并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1957年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然而,由于热衷于同英国、美国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7年1月14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作为防止核扩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这个方案的提出,必然会影响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苏联一方面尽量限制和减少中国派往苏联高等学校学习导弹技术的留学生人数;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提出的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协助教学的请求迟迟不予答复。由于苏联态度消极,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减少国防建设项目。聂荣臻和三机部部长宋任穷于1957年1月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环节―――生产浓缩铀-235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
正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同1954年的情况相似,又是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导致赫鲁晓夫放宽了在核援助方面对中国的限制。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指责和批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进行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并把他们开除出中央领导层。这场斗争是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苏联党内思想路线分歧的又一次大暴露。赫鲁晓夫采取非常手段制服其对手之后,急需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和支持。7月3日,即苏共中央全会结束三天之后,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就分别找中国使馆的陈楚和张映吾参赞,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专程前往中国杭州,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详尽介绍了苏共六月中央全会的经过,米高扬表示希望中国能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于是,赫鲁晓夫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积极性。
鉴于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尚未定案,需要对1956年8月的原子能协议进行修改,1957年7月18日,聂荣臻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周恩来批示交外交部办理。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联驻中国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便与聂荣臻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举行了面谈。苏方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国防新技术援助的要求。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由聂荣臻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于9月7日抵莫斯科与以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举行了谈判,谈判很成功。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议》(简称《国防新技术协议》)。协议共5章22条,根据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援助中国研究和生产原子弹,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议》(简称《核协议》),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年和1960年。《国防新技术协议》和《核协议》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里程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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