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当文学七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一、丁玲不简单
孙晓忠：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无法忽视的作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参与者。她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从五四到延安，从新中国的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思想斗争，再到她八十年代的“复出”，每个时期既体现了她个人思想的独特性，又从她身上看出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她那儿，既可以看到为了个人精神成长而不断自我否定的轨迹，也可以发现作为“革命迷人化身”的中国“革命的逻辑”(贺桂梅：《丁玲的逻辑》)。丁玲有说不尽的精神魅力，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
的典型，也是理解“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独特视角。通过丁玲，相信我们会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断有新的发现。罗岗：今年是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整日子，也
是共和国文学70周年的整日子。如果把“共和国文学7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那么这70年的文学，不仅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突破了1980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下限，共和国文学70年包含了“新世纪文学”近20年的“新变”——王晓明老师称之为“当代文学六分天下”，李云雷甚至进一步概括为“新文学的终结”——已经无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框架中得到有效的解释，这就提醒我们注意，作为整体的“共和国文学70年”同时也在文学史时间的意义上，质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但“共和国文学70年”将新中国的建立作为文学史叙述的起点，重新凸显了原本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计划吸纳进而压抑的“当代文学”的意义；在“1949”这个“时间开始”点上，是伴随新中国诞生的“当代文学”，重新生产出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无论是对“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位，还是对鲁迅地位的高度评价，其背后的动力都来源于“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但随着“1979”的转折，具有规范意义的“当代文学”失去了领导权，作为有机整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恰恰是依靠文学史书写的排斥机制，压抑了共和国前30年的“当代文学”以及作为“当代文学”前史的“延安文艺”和相关的历史背景——借用木山英雄先生当年的说法，那就是“用“民族’的概念的话，在政治上也好，在文化上也好，有一种被动的、抵抗的意义，是中国文学对西欧文学的一种抵抗。总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再能孤立地存在，这就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事情。也是从东方民族的立场看，这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成立。马克思是完全长在西方立场上说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应该有一个‘文化主体的形成’的问题，在你们的文章里谈得很少，这是我感到不满意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1980年代所谓“重回五四”，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现代文学”的领导权，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可以说，正是伴随改革时代重新降临的“现代文学”，再次生产出了文学史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共和国文学7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就必须面对其中包含着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矛盾——或者进一步说包含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矛盾——假如简单地站在“现代文学”的立场，很容易指出，共和国前30年是“当代文学”压抑了“现代文学”；而立场一旦转换到“当代文学”，同样也可以轻易地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压抑了“当代文学”。问题在于，“共和国文学70年”整体观不能重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构想的覆辙，仅仅依靠文学史书写的排斥机制来完成文学史叙述，而是需要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断裂”处发现“延续性”，在“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矛盾”中重启“对话”的可能性。
如何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我觉得，丁玲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正如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