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进入对话:entering the dialogue

译丛总序I

 能够同中国的研究者、学生和实践者分享有关这套丛书的想法，我深感荣幸和快乐。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提供这个机会。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有关知识的性质、真理、客观现实和理性的深远对话。这些对话质疑所有为长期受推崇的传统理念辩护或提供基础的那样一类尝试。对话产生于不同族群长期争斗而充满血腥味的人类历史，人们纷纷主张自己对知识、真理、客观现实和理性的话语权。因为，承认某一种现实、理性和道德，意味着不赞成这种观点的那些人被踢出局；声称某些人在这些方面具有优越性，意味着其他声音被定义为低劣。一部血雨腥风的人类史几乎就是由对真实、理性和道德的不同信念与分歧写就的。对话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这样一种意识的扩展，即我们的信念是由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内部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关于真理、客观现实和理性的信念是在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基础。正是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开始尝试从过去各种对真理的诉求中解放出来。事实上，一切被我们视为真理、事实和正确的东西都具有可选择性，都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更重要的是，这种建构的意识促使人们广泛探索，共同开发创造未来的潜能。“共同”这个词非常重要，我们在此所说的并不是个体的而是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的现实。

毁灭性武器的星球上，我们有可能要面对“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未来。那么，至少我们应该了解建构了我们的信念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以及它们的优势和局限性。更进一步，我们必须找到弥合分歧的途径和办法。如果加上足够的创造性，我们甚至可以开展新的建设性的合作。

这场对话的全球性，参与部分地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或推崇某些与建构论相一致的传统。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来自中国文化。我们发现，儒教、道教和佛教传统都可能丰富当代建构论的对话，它们都意识到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关社会建构论的对话与这些传统完全相同，你甚至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冲突，这一点都不奇怪。从建构论的立场看，重要的不是分辨谁真谁假，或评价谁对谁错，而是分享和成长。我们可以基于彼此的相似性，越来越多地领会我们之间的不同。基于任何一种分歧都有可能发展出拓展行动潜能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建构论的对话不服从任何个人，而是归属于所有的人。对话的目的不是要把建构论奉为新的真理，而是接受各种思想的涌现，但不再把它们视为自然规律，只是视它们为被建构出来的可能性。建构论并不是某种依据传统标准判断事物真假对错的信念系统，而是通过不断对话或以对话为工具，各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的美好事物由此创生。

这样的结果如今发生在世界各地：从挪威对问题青少年的教育系统到巴西的社区平安建设；从加拿大小镇的管理到南非的调停努力；从澳大利亚新的治疗实践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妇女的职业化，等等。因此，对于我来说，能够参与有关建构论的中国对话，了解与当地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建构主义实践，是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我在中国遇见许多研究者、学生和专业人士，他们为建构论的对话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样也发出质疑的声音；他们有着自己特殊的关切、希望和价值；他们将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敏锐鉴赏力融入对话。通过与他们讨论，我看到激动人心的新的实践已经出现。所有这些都是加入全球共享的重要开端。就个人而言，我愿意充当这些富有启发性的发展的推进者。

与此同时，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朋友，他们促成了这一重要的交流，将这套书由英文转化为中文出版。我和莉萍教授一起工作，并得到她的和我的同事们的帮助，到目前为止，我们共选择了10部重要著作组成这一丛书系列，未来有可能再增添新的书目。对这些书的选择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希望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著作能够向中国读者传达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介绍某些符合建构论特点的重要研究形式，展现建构论思想的一系列实践成果。其中一些著作还反映出建构论思想如何引导了新的写作方式。策划这套丛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中国未来的工作提供模板或一系列行动指南，而是希望这套从书能在中国引发更多的讨论、研究和实践。因为一旦建构论的思想和意象植根于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全人类都将受益于即将发生的观念创新。我热切地期盼着收获季节的到来。

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既简单，又具有挑战性。探索建构论思想更为广阔的外延，可以呈现更多维度。我们从对语言的关注出发。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种关注会迅速扩展至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

语言：从图画到实践

有名字的，是父母给他们取了名字。这么看来，人叫什么名字是带有随意性的。如果不是因为家庭传统，弗兰克或许会叫本、罗伯特（Ｒｏｂｅｒｔ）、唐纳德（Ｄｏｎａｌｄ）或其他任何名字。但是，他们为什么被取了自己那个名字呢？首先是实

用。譬如，父母想要聊一聊萨莉的生活：她吃得够不够？尿布要不要换？她的哥哥弗兰克有没有嫉妒她？实际上，父母需要这些名字来实现“家长”的作为。再往后，他们还需要借助孩子的名字来实现其他效用，如送孩子去上学或询问他为什么这么迟才出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使用的语词——正如我们被给予的名字——是被用来实现交流、沟通的。语词不是映射世界的图画，而是某种实践行动。

理解“停车”“危险”“把球扔给我”这一类语汇很容易。你可以从中看到，我们日常使用的名词如何发挥社会作用。然而，在新闻报道和科学研究当中，或者当你向某人陈述自己一天的生活时，这种作用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在这些语境中，语词的功能类似于图示，它的准确性似乎可以被检验。然而，回头想一想，某一种描述是否“准确”，取决于共同体的传统。回顾前一节所举的例子“不同视角的你”，可见每一种传统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因此，在法庭审判中要判断一个目击者的陈述是否属实，

取决于目击者是否以与我们相同的方式使用语言。那些“开发商”是在创造新的居住空间，还是在破坏自然环境，取决于人们对“开发”的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说出事实”意味着要以符合共同体传统的方式讲话。

语言游戏与属人世界的局限性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创造了语言游戏的隐喻，并通过这一隐喻揭示我们使用的语词是如何植根于某些规则系统或惯例、习俗的。这一点通过语法比较容易看出。语法规则不允许我们说“她去进海滩里面”（“ｓｈｅ ｇｏ ｉｎ ｂｅａｃｈ”），或者“球打了他”（“ｂａｌｌ ｈｉｔ ｈｅ”）。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即用来描述和解释某种事物的约定俗成的惯习。一旦你参与当地的传统，你的言语自由便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不同视角的你”那个例子中，每一组人群依赖不同的语言游戏。生物学家沉浸于与物理学家、银行家或牧师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当他们描述你时，他们各自遵循不同的语言游戏规则，每一种描述在自己的游戏内部都能得到很好的理解。但是，进入任何其他文化或者受不同规则支配的游戏都是危险的。你不能向一位生物学家请教青蛙的灵魂，或者向一名理发师询问一根卷发的原子成分，否则，你很可能会被对方怀疑精神

有问题。

行为方式、着装风格、携带的物品，以及我们使用这些物品做什么等。譬如，在象棋游戏中，我们会说“卒”“车”“将军”等。然而，如果你在街上散步时突然大吼一声“将军！”，路人很可能会对你侧目而视。这说明，“将军”只在人们使用特定对象从事特定活动（下象棋）时才讲得通。这也意味着，我们使用语词告知人们应该采取何种行动。若我们指着某个东西并称它“椅子”，你可能会觉得可以随意坐下；若我们称它是“珍贵的古董”，你肯定会坐到别处。于是，作为社会建构论者，我们需要双重倾听： 对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的倾听和对结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的倾听。

肯尼思·J.格根（Kenneth J. Gergen，1935—），国际知名心理学家，美国斯沃思摩尔学院资深教授，并先后在多所世界著名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格根先生是后现代社会建构论的奠基人与倡导者，国际社会建构论研究中心美国陶斯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兼任该院董事会主席。其研究涉及自我叙事、社会建构、关系理论、文化批判等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著作三十余部，先后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论文近400篇，。这些成果和著述为他赢得了众多奖项和世界性声誉。

玛丽·格根（Mary Gergen），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曾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阿瑟顿教学奖。格根夫人的专业为心理学与妇女研究，曾在荷兰高级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她在社会建构领域的主要著作包括《心理学中女性主义的重建：叙事、性别与表演》《社会建构：一个读本》《走向新的性别心理学》。格根夫人还兼任陶斯研究院的财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