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上海

　　《别了，上海》：
　　这两个群体粉碎了犹太人善于抱团的神话。它们彼此不相往来，并且敌视每一个新来的移民，把他们看成是同自己争抢饭碗和地盘的竞争对手。更要命的是，这些移民出生于欧洲和近东不同的地域，文化底蕴、历史、传统和语言千差万别，除了共同的宗教和对于共同的祖先的遥远记忆外，简直就没有其他任何共同之处。
　　……牧师和他的两个战友走在乱哄哄的弄堂里。这种地方人声鼎沸，叫卖声不绝于耳，遍地是兜售纺织品和其他成品的小摊，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人把你的帽子抢去，然后钻进旁边的里弄。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只得伸手向你乞讨。此外，有人还用铁锤敲击木板，使之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砰砰声，以吸引顾客的注意。
　　三个人并不知道，在他们后面二十来步的地方，跟着一个足智多谋的家伙，他正在略显粗鲁地用两手扒开妨碍他走路的行人。他就是那个偷狗和卖狗的什洛莫·芬克施泰因。他心甘情愿当了保镖，因为他比谁都精通上海一百零一种扒窃方法。这个原汁原味而又初识文字的什洛莫，颇受他的精神上司们的赏识。毫无疑问，他短小敦实的偷儿形象，他在达豪集中营保护柔弱的特奥多尔·魏斯贝格时表现出来的忠诚，都为他帮了大忙。什洛莫·芬克施泰因和特奥多尔·魏斯贝格是在不同时间抵达上海的，在上海码头上，当芬克施泰因瞥见魏斯贝格一家时，他就满心欢喜地自封为达豪集中营的难友和他知名的夫人的保镖。
　　要想在里出外进、拥挤不堪的弄堂里穿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小贩们直接把席子铺在街面上，卖些蔬菜、大米、草药和佐料，不理会骑着摩托车巡逻的日本兵。这些日本兵只好拼命吹哨，小心谨慎地在地摊中间穿行。而在弄堂的人行道上，每个中国家庭都可以把两个木箱当成凳子，把另一个稍高的木箱当成桌子，再生上一炉火，配上三四种炊具，就开起了一家能够接待两位顾客的小餐馆。小餐馆用新鲜芦苇秆在屋檐下挂出沾满灰尘的一块猪肉和一条瞪着两眼的鲜鱼，就能引起行人的食欲。
　　直到踏上一座铁桥，犹太难民社团的三位代表才摆脱了拥挤的人群。这座铁桥是虹口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看见了跟在后面的什洛莫的秃顶。他们的脚下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浑浊的苏州河，河中很少见到水上人家的木船和汽艇。在桥的两端，也就是在它的入口处和出口处，日本兵正在围着火堆烤火。时值春季，天还有些冷，因此，日本兵一大早就在这儿用汽油点燃木屑，生起了篝火。这时候，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座规模不大但却严加守卫的外白渡铁桥，将成为一个世界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大门，因而将在虹口的日常生活中上演戏剧性的一幕。
　　三个人连同他们的义务保镖今天放下他们的日常事务，去同富人和当权者交涉，是因为发生了令人恐惧的事情。一个月以来，一大帮中国青年法西斯分子在反犹报纸《上海犹太记事报》的煽动下，在犹太人的集体宿舍制造了三起反犹事件，对犹太人的小店铺实施打砸抢，并把汽油瓶扔进刚刚开张的可怜的甜食店。这家甜食店取了一个怀旧的名字——“维也纳”。日本兵对此类事件不理不睬，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守卫桥梁和重要的十字路口，不负责维持街上的秩序。当一群中国“母狮”突然冲出来，让苍老的女医生西比莱·戈尔登贝格从她们胯下钻过去时，这些日本兵竟然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西比莱·戈尔登贝格早已退休，她一到上海就尽其所能，在小医院里帮助曼德尔教授。
　　中国市政当局起先没有进行干预，但是，当德累斯顿大学合唱团从前的长笛手、爱打抱不平的西蒙·齐纳尔——就是那个被刑事七连打烂了手指的西蒙·齐纳尔组织一帮人进行反击，开始施展拳脚时，二十来个身着制服的骑警便迅速赶到现场。有人受了轻伤，另有一个人的头被打破了。西蒙·齐纳尔因破坏公共秩序而被拘押，但过了两小时，在他说明事件经过后，就被释放了。这帮中国年轻的肇事者后来全都蒸发了，谁也没有再找他们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