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

　　彭小彭毫不犹豫地买了前者：如果你的手里有足够的钱，那就买最好的东西。

　　有了护照，彭小彭决定到外面去闯一闯。第一站就是香港：因为如果到欧美，他的语言不通不说，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而实际上做的是关系。而香港除去一些他平时积累的商务关系外，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中，他也有许多熟人，比较容易打开局面。至于局面打开了以后怎么办，他暂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一是杀向东南亚；二是返回中国大陆。

　　如果是前者，我也义无反顾。因为在大陆上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东西和人——在闪动这个念头时，早已和他分居的妻子根本就没能进入他的感觉系统——只是眼前这个人，他看着默默收拾东西的伍勤，多少还有些牵挂。

　　听见声音的伍勤，依然用宽阔的背对着彭小彭。他是个足有一米八的大个子，脸上有一道横行的伤痕。就是这道伤痕，使他变得相当内向，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你看过《基督山伯爵》这《特别提款权》吗？”彭小彭问。伍勤摇头。

　　“你倒是给我说句话啊！”伍勤追随彭小彭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而他自觉今天第一次产生和他谈话的念头。

　　“他是哪个公司的？”伍勤很费力地说。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不说话，他的说话功能就会退化。

　　“算了。算了。”彭小彭想起上次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伍勤也是想了半天后问：是不是一盘带子？

　　“扔完东西，你叫瓶酒和几个小菜来。”

　　伍勤还是没行动。

　　彭小彭不耐烦地催他快点去。

　　“多少钱的？”伍勤闷声闷气地问。

　　“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和最好的朋友喝。”彭小彭这才想起少发了一条命令：伍勤执行起命令来，和电脑很相似，如果你输错了一个字符，它就会认为指令非法。

　　“最好的酒是不是‘二锅头’？”伍勤问。

　　“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彭小彭挥挥手，“就来‘二锅头’好了。”他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钱对他来说，只是权力的外化：有了钱你就可以购买你想买的东西、指挥你想指挥的人。也就是说：钱是一种应该赶快使用的东西。而即使是一瓶最普通的法国酒，其价格也等于一箱“二锅头”。可伍勤就是喝不惯法国酒。一次他请伍勤喝“路易十三”，伍勤喝了几口后就不喝了。他问为什么？伍勤半天才说：“不好喝。”他立刻教训道：“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某次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交响乐，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讲演，他说：‘交响乐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如果你说不好，就证明你没文化的东西。’法国酒也同理可证。”说到这，他觉得这话有些超出伍勤的理解力，就改说大白话：“一种东西如果别人都说好，你就也一定要跟着说好。否则就说明你特别土。”他说过这话之后，伍勤果然在每次应酬喝法旧酒时，再不说二话。但喝的样子看上去煞是痛苦。某次彭小彭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问：“你喝这东西是什么味道？”伍勤喃了好久，才寻找到一句形容词：“和感冒时喝的止咳糖浆一样。”彭小彭听完之后大笑，从此不再强迫他喝。

　　伍勤走后，彭小彭把里屋卧室的两个大枕头放在地上，与沙发垫子配合成符合人体曲线的模型，然后躺了上去。

　　他一九五一年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军人家庭。其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院长，军衔中将。中国军事院校的官员的级别都非常的高，因为这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而要想抓住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很早就英明地指出：路线确定了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彭父早在古田会议时期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与等一批高级将领一起，被派到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三十年代，他一直在红军和八路军职，战功卓著，由团而师而军。四十年代初，他作为我党的军事代表派驻前苏联。一九四三年他带领一批在前苏联学成毕业的飞行员取道新疆回国。

2015年12月1日，货币组织同意将人民币纳入“提款权”货币篮子，媒体议论纷纷。有一个中国作家，是将“提款权”为主题写进小说的作家，可惜他于2007年英年早逝，没看到这一天。他就是原山西作协钟道新。